文学现场｜小说家为什么能看透人心？

罗伟章以“史”为系列的小说写了三部，您刚刚出版了《南京百年文学史》，也正在写《二十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史》，对长篇小说的研究非常深入，想请张老师聊聊罗伟章小说在乡土小说或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位置。

张光芒：小说家为什么能看透人心？谈《隐秘史》这部小说，这个主题的方向非常对。不要以为“看透人心”是可以随便说的，简直没有比这再高的了。

“海不管多深都可以丈量，天空不管多高都可以测量，只有人心是测不透的，谁能看透人心啊？”其实没有人能看透人心，但是这个主题却说“小说家能看透人心”，而且把它当成一个事实，问为什么能够看透人心。

用这样一个方向来理解罗伟章和他的小说创作，这样的思路、方向是很准确的，非常有针对性。

《隐秘史》这部小说，它对乡土世界的写作范式进行了重新解构和建构，对乡土文学叙事的范式做了一次革命性的尝试。

还是从人心的思路来理解这部小说，为什么说人心是很难看透的，很多作家写的东西，为什么对我们吸引力不大，就是因为很多作家是不愿意去深挖人心的，呈现的是类型化的人性、类型化的人。

自五四以来，真正能看透人心的，除了鲁迅，后人是比较少的。

看透人心非常难，它体现为几个层面：首先能不能看透“一个人”的人心，连一个人的人心你都看不透，连身边生活着的最亲密之人的心，你都看不透，你能看透所有人的人心吗？不可能的。

你看《隐秘史》中的桂平昌，他连自己妻子的心理都摸不准，他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讨厌自己，也不知道妻子还有另外的爱情的燃烧；他对自己的仇人苟军也看不透，他只有恐惧，到了后来，他有所变化，但是他是看不透的。

除了看透人心，还需要写透人心，这涉及艺术成就的高低，这种技巧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罗伟章在这个方向上是通过一次次的敲门，不断地在接近这个目标。

他是如何接近的？罗伟章最初在文坛上获得比较大的名声，是“底层写作”。一说到“底层写作”，罗伟章就是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作家。

他比较早地关注“底层”，后来他就试图摆脱“底层写作”这顶帽子，为什么？“底层”的心理是类型化的，比如说，穷人都有相似的心理，用“底层写作”的批评概念来框定他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追求上的不满足，他就开始摆脱这样一顶帽子，他要写个体的心理。

所以《隐秘史》就回到对原状态的、个体性的基础上，从这样的角度重新接触、拥抱和挖掘描写的对象。

《隐秘史》这部小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在挖掘人心、表现人心这样一条道路上坚定地走着，在我们当下的文坛中，他走在前沿和先锋的位置上。

他的小说比较远地离开了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所以如果说他写的是“乡土史”，我想作家本人也是不满足的。他的创作不仅要写一个农民的心灵史，更要写出人心史。

“人心史”是什么意思？《隐秘史》的重点是“人心”两个字。有人说，《隐秘史》写的是人性史，“人性史”是一个大而无当、缺乏意义的说法。

人性总是可以归类的，但是人心是没法归类，所以《隐秘史》就回到对人心的描写上，对桂平昌“人心史”的变化过程的揭示，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线。

在《隐秘史》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人活着的样子实际上不是他真正的样子，主人公桂平昌活着的样子不是真实的样子，他真实的样子在他的心理世界中。

所以作家就追踪，就去找到人心的变化轨迹和复杂性，小说通过叙事还进一步表明，只有在人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才能找到人心所代表的个体的真实、复杂的样貌。

桂平昌这个人物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由他的心理变化过程建立起来的，只有回到他的隐秘的内心世界中，才能找到这个人的真实自我、主体自我。这是我们看到的他活着的样子。

《隐秘史》里有两个特别大的特质：一个是对内心探测得非常深，另一个是它发生在村庄里。把多种特质比较完美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写法，是当代小说的趋势，还是罗老师的独创？

张光芒：罗伟章的写作特别重视挖掘人心，在我们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史上，小说家只要是挖掘人心、描写心灵史，大家都会发现一个特点――大部分都在描写知识分子，挖掘的心理往往是以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主。比如子君、涓生，《围城》里的主人公，《财主底儿女们》里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

写底层人物，写老百姓的生活，对老百姓的那种心理的挖掘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刚才为什么说罗伟章比较早地试图抛弃“底层写作”的帽子呢？因为有的作家对“底层”主要是基于一种无根的想象，比如，出租车司机张三、李四，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心理都差不多，满足于这种类型化的想象，对他们的心理描写绝对是不真实的，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应该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罗伟章在这一点上，他有很个人化的追求，就是把这种内心世界的隐秘史的写作方向，植根于乡土社会，安置在老百姓身上。

我想起罗伟章自己说过的一句话：真正“惊心”的是日常和普通人。现在有很多作品写得都很离奇，有的作品一上来就是生死大战，就是重大冲突，但真正的生活只能是日常，只能是琐碎的。

就像桂平昌去挖麦冬，突然趔趄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洞，这个洞有一种隐喻性。

桂平昌在这之前，一直生活在苟军的恐怖之下，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就是老百姓的一种很有标志性的心理状况，而这种恐惧心理一方面来源于邻居每时每刻的欺压、侮辱、威胁；另一方面来自即使不被威胁的时候，还是可怕，久而久之，这种可怕的威胁造成了一种“心魔”，即使害怕的那个人死了，已经是一具白骨了，他还是很害怕，甚至得了一种谵妄症。

当小说在挖掘这种个体心理的时候，就把它上升到了一种隐喻性的、更古老的存在方式。

描写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和普通人的点点滴滴，单纯靠想象力是不够的，那种距离感、疏远感实际上经常地存在。

而在《隐秘史》当中，你就会发现普普通通的桂平昌，包括他的妻子陈国秀，包括苟军――苟军也被写活了，苟军，你看他是个“狗东西”吧？因为他的存在，桂平昌既不“平安”，也不“昌盛”。苟军显然不是个好人，苟军对平昌不好、侮辱陈国秀，但他对自己的母亲还是很好的，他在另一个方向上有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通过桂平昌这种普通人的心理、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写得十分丰满、真实，回到普通人的真实状况中，这是单纯靠想象力所达不到的，必须真的去理解这样一种人生状态，你才能写出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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