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些散文 ,柳暗与花明

反映男女情爱的内容，在文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按照丹麦学者勃兰兑斯的说辞，一部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的心史，人们的情感，尤其是涉及两性间的感情碰撞，所呈现出的激情明亮程度，灵魂的荡漾与悸动，飞蛾蹈火式的执着，磐石无转移的强力意志，情节的巨大反转与错位，等等，皆会如磁石般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有时，这些情爱细节会像沉着回环的潮水，将我们内心的凸凹缓缓抚平；有时，它又像锋利的巨浪，将我们内心的崖壁刻削，经年久月之后，留下一道道黝黑的深痕。

再稍微细心一点，翻检一下那些相关男女爱情的作品，或许我们就会发现，表现一个完整故事，或者明确交代命运结局的极其稀少，绝大部分作品围绕在情态、心理、动作细节上着墨，并汇集成一个绝对幽深狭长的走廊，在此走廊里，文人们晃动其手中的妙笔，仿佛互相竞赛般，极尽各自幽微婉约之能事。如果你写了“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句，我就要更上一层楼，写出“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句，以示不尽之意之绵长悠远。后世人们交口称赏的往往也是此类句子，作为文学源头之《诗经》，就留下了不少上口的佳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等等，其中最有名、且被后世征引甚多的，恐怕就是《邶风•击鼓》篇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四句了。其后的汉赋、乐府诗、古诗十九首也留存了不少，到了唐诗宋词那里，简直是遍地开花。假如从这两个时代摘抄相关诗句和词句的话，不仅能够汇聚成一本爱情词典，而且可以涵盖后世之人写情书时的万般情境。一旦安静下来，进入其中的本真场景，有时我会想，涉及男女感情的心灵经验层面，历史的进化论几乎是不成立的，时间的线性发展很难决定得了我们时代的情爱经验和体会，就一定比古人锐利、深刻或者婉转曲折。情感史注定是非线性的，至于哪一束才是最大的麦穗，这必将是苏格拉底式的难题。

情爱的辉煌与丰满是男女故事的美丽一端，与这个端点相辅相成的是这些纯白瓷器令人哀伤的破碎与脆弱。沈从文所给出的“凡美丽必定哀愁”这个命题，可谓颠扑不破，在那些极有限的爱情叙事诗词中，我们会频频与如此茫然与伤感倏然遭遇。《诗经•氓》篇中的女主人公，有一个看上去无限美好的开始，最后落定的则是弃妇的结局，“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她不仅要承受对方变心的事实，还要直面流言的残酷。而在汉诗《上山采蘼芜》中，已遭离弃的女主人公不仅要默吞苦涩，还要强作欢颜，示好于夫君的新好，以此抓住最后的一根稻草。至于人们异常熟悉的《孔雀东南飞》中的焦刘故事，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悲欢离合，两者殊归同途，身后的化蝶及双宿双飞，也仅仅是大团圆心理模式下后人的改装而已，现实世界中与子偕老已无可能，只能在灵异世界里，在一个没有死亡俯视及时间催迫的世界里，他们才能停留在理想之花上，迎风绽放在枝头。诗词中还有两个经典爱情案例，《凤求凰》中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以及《钗头凤》中的陆游和唐婉。不过，与前述多少有点不同的是，这两个案例皆有着显明的现实基础，因此，这种日常人伦中的，恰恰构成了后人最佳的观照对象。司马相如的琴挑及当夜私奔，集聚了一见钟情、付诸行动、成功携手的一切要素，称得上惊世骇俗，可惜的是，时移势迁之后的两人，恒久塔楼的幻象终归于轰然倒地，后来的卓文君不仅长期忍受分居之苦，还两次遭遇司马才子即将变心的事实，所谓伉俪情深，缘何如此！在一个男权社会的基本布局下，权力与财富乃双重的毒药，它会腐蚀掉一切瞬间的花好月圆，使其归于平常和稀松，更何况，在两者后面，还隐藏着时间这一最大的变数器。

《钗头凤》中的陆游即景生情，泪眼迷离，这首词就是一幅逼真的情景悲剧，恰如五代词中的两句“可惜旧欢携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并不怀疑陆游此时此地情感的悲切，除此之外，我要思考的是，如果将这个激发斯人感怀的特殊场景拿掉的话，唐婉能够成为陆游时时刻刻永永远远的伤痛心结么？也许我们无从判定，不过却可参照另一个结果，即陆游树立的是爱国诗人的名号，而非伟大爱情诗人的称呼。

诗词中的两情相悦，有一个故事我是不愿引入的，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明皇和古典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他们间的始末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所雕刻，且被后人冠之以“爱情悲剧”的名目。玄宗与玉环的故事看似具备爱情悲剧的基本要素—相遇、惊艳的回眸、携手与恩宠、马嵬坡下埋红颜以及孤独者的思念。而在我的理解，两人之间却缺少了一个致命的要素，即两情相悦的前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弄清这个事实，依偎在帝王两侧的女人其本质是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是宠物，是私有财产，是最高性权力的征服对象，是水浒英雄常挂在口头的行货。当女性一方的主体人格几乎完全取消的境况下，当权力撕破面纱硬性闯入身体灵魂之中的时候，这种天然的不对等必然破坏掉两心相许的均衡基础。正因为这个前提的存在，我宁愿在情欲的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故事，而不愿人云亦云地将之美化和伪饰，降低爱情的层次，必然意味着降低神圣的层次。

中国古典的诗词长于抒情，短于叙事，补此缺的是他种体裁。描写小儿女情怀的故事，不乏其例，魏晋志怪初见端倪，到了唐传奇那里，则开始正式的铺张。李益与霍小玉重复的依然是开头美好结局凄然的欢悲结构，至于元稹笔下的崔莺莺和张生，其原初的结局不仅悲惨，崔莺莺还背上了红颜祸水的罪名，张生始乱而终弃，却得到了作者的维护和极力辩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个原本悲剧的故事经过董解元，尤其是王实甫的改装，虽最终完成团圆的设定，但其中的阴冷气息却并没有彻底抹去，常常冷人心眼。当然，完成此项工作的，已转换到宋话本小说和元杂剧这样的载体了。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走的也是男女情爱的路径，然而中心理念却是奇情，对应着作者欲以奇情破除人间之虚伪的意图。为情而情，这不符合自然而然的美学观，况且活人和死人恋爱，这种格式很难为国人所接受，阴阳相隔，人鬼殊途，我们缺乏“人鬼情未了”的接受心理基础，因此，这个案例需要抛开。明代拟话本中有一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演绎的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悲情，如此模式下民间故事、传说、戏曲非常多，而杜十娘的故事在的程度上却相对纯粹，至于故事结局么，由这个题目便一目了然。

对于容量巨大的长篇小说来说，情爱的内容照说是经久不息，毕竟，情爱是跨越古今的恒久主题。而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古典四大白话长篇中，有三篇与这个恒久主题似乎了无关系。《三国》讲的是权谋，不仅不谈爱情，甚至泄出了“女人如衣服”这样极端腐朽的秘密。《西游》表面披着神魔的外套，实则讲述的是佛道间的相争，里面既有诸多艳丽女性，也有俊朗的男性，然而终归擦不出情爱的火花。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不仅人鬼恋不靠谱，人妖恋同样不靠谱，当然，聊斋是特例，聊斋故事中的女妖有着蒲松龄特殊的寄予，现实界中的人们实在太丑陋了，相关美丽、纯洁、善良的品质只能转移到妖的世界里才能得以闪烁和照耀。因此，准确地说，他笔下的那些妖怪并不是真妖，而是人间难以得见的美丽精灵。《水浒》则更为过分，在这部讲江湖侠义的奇书中，男女情爱皆成为恶劣情欲的代名词，是男人们成就英雄之路上的畔脚石，必须除之而后快。唯独《红楼》奇葩一枝，独自怒放红男绿女的哀怨情长，宝黛间的知音之恋，终因其纯白而坠入现实的万丈深渊，故事的结局不仅是一场悲剧，而且经过曹雪芹的处理，这最后的寂灭何止是两情之间，更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深刻映射。也就是说，两情相悦，只有到了曹雪芹那里，才悲的如此彻底，它拓展到人生的多个侧面，拓展到所有人的沉沉浮浮上，“事如”的结果直指每个人的先验宿命。

来自民间的爱情故事，对于庙堂或者文人化作品来说，无疑是个很好的补充。此类故事，多见于民间传说中，其中声名显著的当数嫦娥奔月、白娘子传奇以及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了。前缘种种，且不去说，单看结局，似乎都可归于悲切，与文人作品分途而合流。这一切的一切，不由让人想起洛夫的几句诗：

六月原是一本感伤的书

结局如此之凄美

落日西沉

有些时候我会去想，比如陆游与唐婉，比如杜十娘与李甲，比如白蛇与许仙，即使是最终成了双宿双飞的眷侣，又该怎样？情况恐怕并不令人乐观，登堂入室之后的司马相如就是很好的例证，聪明智慧执着如卓文君，也只能通过写诗加以委婉劝谏，二十年前的卓文君纵身一跃，跌出一朵绚烂之极的爱情之花，二十年之后的卓文君呢，也只能对镜叹空老了!

时人常言中国人的美学观中缺乏悲剧的基质，若汇总这些角角落落的爱情故事，我们就会直面一个以悲情居多的事实。缘何如此？在强大的乐感文化机制下，在稳固的大团园心理模式下，为何这么雄伟的高山以及这么丰厚的尘土却无法将这些悲情压住，这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人说爱是两种梦想的融汇，两种诗情的碰撞，梦想也好，诗情也好，终归依赖于激情的驮负，而激情的难以久长注定了其在时间拉长中的断裂，更何况，人性的天然裂隙又时时作祟，如花美眷，天长地久，终乃纸上之情愿尔。

《世说新语》篇中有“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的断语。在亲情、友情的绳索上，也许可以因缘得深，唯独在爱情的绳索上，钟情之吾辈，必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