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贾宝玉性格中的人性光辉

2024-05-07 11:14:54

红楼梦创作于清朝初期,此时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文明,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溃败时刻,腐朽不堪,真正的知识分子为此当然会有深切的认知。这样的时代,最适合、也只适合诞生伟大的悲剧文学。

以后世影响力来看,清初最杰出的文学家莫过曹雪芹和纳兰容若。他两人的作品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充满没落的悲凉气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后世读者都以为,曹雪芹的辛酸泪是因为曹家被抄家,人生前后落差太大。可是终生富贵显赫的纳兰,作品一样是字字心酸。身为统治者的乾隆皇帝,虽然不可能理解纳兰,但他看了红楼梦说:“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意思是书中的宝玉太像纳兰容若了。

纳兰他出身豪门,才华横溢,前途似锦,集命运的千宠万爱于一身,却一生忧郁,英年早逝。因为他所追求的精神世界,与官场的虚伪腐朽格格不入,他一生都活在压抑痛苦中。纳兰和宝玉的人生经历大不相同,可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实在太像了。

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曹雪芹和纳兰这两个本无交集的人,发出了同样悲凉的声音,寄托着同样的精神向往。

众所周知,我国的封建社会在全世界独树一帜,其专治程度之深,时间跨度之长,无能出其右者。对个体的压迫、对人性人格的扭曲,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要达到这些目的,除了暴力制度以外,儒家文化是最大的辅助工具。

它的最大“妙用”,是把不公平的东西,强行灌注在道德里,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处可逃,仅仅为了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被社会接纳的普通人,便会自觉自愿地被奴化。

到了明清时期,专制主义继续加强,对个体的压迫、对人性人格的扭曲,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与之相对立的,就出现了人道主义思想萌芽。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正是为了表达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词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这三点恰恰是贾宝玉的性格特点。

先说自由。贾宝玉并不是不学无术、以声色享乐为人生目标的人,比起书中的大部分男性,他显然是个文艺青年。大观园提额时所表现出的才华,以他十三四岁的年龄来看,可以算是博学多才了。但是他对于《四书》之类的“圣贤书”,却偏偏“怕读”,以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即便屡遭鞭笞,也绝不悔改。这说明,他不是拒绝学习,而是拒绝学习那些以追求名利为目的东西,这便是最大的自由主义了!

学习什么,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宝玉厌恶荼毒心灵的儒家文化,抗拒应试学问,抗拒传统士大夫的人生之路,宁可没前途,也拒学“圣贤书”。他努力逃避士大夫的交往应酬,对封建官场的做派深恶痛绝,一心想过远离官场的自由自在的闲散生活。

对于婚姻,他追求的是心心相印、两情相悦,而不是条件对等和利益结盟。这些都是人道主义的以人为本,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

平等方面就更突出了。他讨厌仕途经济,视士大夫所推崇的人生路线是“国贼禄蠹”,这是对封建政治架构的蔑视。他否定自己的贵族阶级属性,倾慕出身微贱的朋友,这是对封建阶级架构的的反对。

尤其是他褒扬女性、贬低男性这个特点,书中着墨很多,可惜后人很少理解作者的深刻用意。

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宣扬三纲五常,强调家庭成员的阶级差别,让亲情关系也建立在不平等上,能够最大程度的泯灭人的天性。当本应发自情感的关系都蒙上阶级烙印的时候,对社会的不平等,人们当然习以为常,会自觉维护。

在他眼中:“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阿弥陀佛、元始天尊两个宝号还尊贵无比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这两点字,要紧的很呢!”而男性却都是“须眉浊物”,这貌似小儿任性的无稽之谈,实则剑指封建社会赖以维系的意识核心。

放眼世界,文明的进程就是一部人类不断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历史。尤其是平等,它的实现程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我国漫长的封建史,却是一部漫长的奴化史,平等这种意识绝不允许出现。自宋朝出现程朱理学之后,对平等更是强力遏制和虐杀,追求平等就是大不敬,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可在贾宝玉眼中,人并不因男女、贫富和出身家庭而有天然高低之分,只有美丑、善恶之别,这在人们麻木于彼此鄙视和压迫的时代里,实在难能可贵,不可多得!

再说博爱。其实博爱是平等意识的延伸,如果能平等看待每一个生命,必然就能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怜惜其他的生命,宝玉在这一点上很突出。

他没有事业追求,做护花使者就是他的毕生的事业。尽管受环境的制约,他无法真正呵护好那些青春的生命,但不能否定,他有过真切的愿望。他说:“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这虽然是对黛玉说的,但却是指向一切美好的生命。

他对很多奴婢都给予过发自肺腑的人性关怀,还曾设想,将他房中的奴婢都放出去,解放他们的奴籍。对于犯错的下人,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把错揽到自己身上,替他们挡下惩罚。刘姥姥二进贾府,贵族女眷们对她或鄙视或作弄,而这期间宝玉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惦记着把成窑杯给她度日,另一件则是惦记刘姥姥故事里的姑娘如何安顿。

龄官画蔷,他自己淋了雨却担心她。正脸都没瞧见的卍儿,他对着她的背影喊:“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人的!”这是试图宽慰她,当发现茗烟不知道她几岁时,宝玉大为恼火,说“可见他白认识你了”……诸如此类的情节,不胜枚举。

他“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可见他对大自然的万物,都充满爱怜和珍惜。甚至于宁国府的一张美人图,他也担心她寂寞,“须得我去看望安慰他一番”。

根据脂砚斋的透露,书中原本有个情榜,黛玉是“情情”,宝玉是“情不情”。所谓情不情,是针对黛玉的专情(情情)而言,意指宝玉的情是普泛的,无因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博爱。

情字在红楼梦中被用的最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甚至书名也曾为《情僧录》。其实,作者写的各种情,都是人性的表现,有善的,有恶的,有纯粹的,有复杂的。北大教授叶朗先生曾说“曹雪芹要寻求“有情之天下” ,要寻求春天,要寻求美的人生。但是现实社会没有春天。所以他就虚构了、创造了一个“有情之天下” ,就是大观园。”

所谓有情之天下,便是博爱的世界,而宝玉的情,正是博爱之情,是作者真正推崇的精神世界。他看上去异于常人,近乎呆傻,被警幻仙子称为“意淫”,被脂砚斋称为“绝代情痴”,实则闪烁着最耀眼的人性光辉。

如今,一些女性读者批判贾宝玉不图上进,没有担当,感情泛滥,是个渣男。殊不知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在程朱理学高度肆虐的时代里,贾宝玉这个人物具有反时代的先进意义。我国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潮,都体现在贾宝玉身上。只是这思潮缺少足够的社会基础,没有任何发展机会。先进思想的人们,找不到现实出路,只有等待被扼杀。

就像书中的宝玉,他想摆脱贵族桎梏,但又不得不依赖贵族阶级。他看似令人羡慕,却只是一个不由自己的宠物。他试图保护大观园的美好,但他无权无势,本质上什么都做不了,无力的很。

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不是个革命战士,也不是理想式男人,他是个悲剧人物,他最终只能对现实世界幻灭和放弃。所以读者不必苛求这个角色,应当看到曹雪芹的创作目的,看到他寄托在宝玉身上的人性光辉。

贾宝玉的思想非常纯粹,追求过于美好,放在今天来看仍然是过分理想化,比如他对应试学问的厌弃……可是,再过两百年乃至两千年后,就很难说了,当文明的进程真正深入时,也许人们会更加理解他,会发现他更多的难能可贵。

这就是《红楼梦》超时代的意义,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对于千万年后的人们,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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