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新东北作家群”的主题与风格

在这一批以“80后”作家为主的“新东北作家群”涌现之前，东北籍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已屡领风骚，如迟子建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齐邦媛以《巨流河》享誉海内外文坛。但作家之为“群”，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以“抗战”为背景，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

这也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这一次“新东北作家群”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我们经常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地方化。在文学的意义上，“东北”不是地方概念，“上海”或“陕西”等省市也不是地方概念。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

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19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这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比如双雪涛的《大师》《无赖》《光明堂》《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以及郑执的《仙症》。诚如贾行家所言：“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

以往的文学理论，更多地从技巧层面上的“内部/外部”来讨论视角，忽视在文化层面上“内部”与“外部”的辨析。在共同体内部看来，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长久笼罩在东北工人头上的想象，比如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福利社会的状态讲述为粗野、懒惰、依赖性强、吃大锅饭，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常识”，而只是“东北想象”之一种―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想象自19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一直居于主流，乃至于被东北人内化为自我指认。

而在双雪涛与班宇等作家笔下，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一代，其潦倒落魄的表象下面，有不可让渡的尊严。代表性的作品如双雪涛的《大师》，父亲35岁下了岗，老婆离家出走，每天沉溺于下象棋与喝白酒。在这种境况下，十年前的棋友来访：十年前父亲还是拖拉机厂仓库管理员，现在是终日烂醉、脖子上挂着家门地址的下岗工人；十年前棋友是仓库隔壁监狱里的瘸子犯人，现在是没了两条腿的云游和尚。这一局棋倾注了两个人半生的沧桑，在“我”眼中，那一刻父亲重新可以依靠：

父亲也抬头，看着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那个肩膀我已经很久没有依靠过了，我说：爸，下吧。父亲说：如果你妈在这儿，你说你妈会怎么说？我说：妈会让你下。父亲笑了，回头看着和尚说：来吧，我再下一盘棋。

小说结尾父亲展现出英雄般的高贵，将本来能赢的这局棋让给了和尚，并且按照落子前的约定，让“我”叫和尚一声“爸”。“父子”关系由此溢出了血缘，转化为子一代的“我”―小说的叙述人―对于下岗一代的重新确认。同样的转折也出现在班宇《盘锦豹子》的结尾，多年隐忍的父亲被逼到拔刀而起，威风凛凛如一头豹子，“而那一刻，他也已看不清父亲的模样”。一代人的辛酸，凝聚为父亲最后的呐喊：

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

可能难以想象，关于1990年代影响上千万人的东北下岗潮，时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会学、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相关的史料寥寥。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他们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标准人”，是市场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计算；在“新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则游荡着太多的“畸人”，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被视为疯子或废人。

双雪涛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记录着安德烈这样的中学同学如何拒绝向一个时代投降，直到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冷枪》中的“我”冒着退学的风险也要在宿舍楼里打一架，因无法忍受有人在电脑游戏中作弊，“用狙击枪射杀着看不见他的年轻人”。

王德威曾经谈到，“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从任何的角度说，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或根本就是无赖。然而双雪涛对他们别有一种亲近之感。”有意味的是，这是王德威三十年后再论“畸人”。如果说1980年代的“畸人”，是瓦解高大全红光亮的美学语法；那么当下的“畸人”，是突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

对于父兄辈的失败者，双雪涛、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比如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班宇的《枪墓》及郑执的《生吞》。在《北方化为乌有》中，除夕之夜，一个“一直用短句子”“第一人称儿童视角”的东北青年小说家，被醉酒的女出版人纠缠在家里喝酒，并且被嘲讽着“除了童年你什么也不会写”。

出版人提到小说家正在写的小说里的一桩凶案，提到一篇自由来稿中也写了一模一样的故事。小说的“虚构”层面渐次瓦解，小说家展示出一块带血的衣领，告之出版人自己正是小说中被杀死的车间主任的儿子，并且和出版人通过电话约到了这个作者深夜来会。

虚构的文学转为历史的见证，曾经的车间主任之子，当年车间主任恋人的妹妹，两个“子一代”的叙述视角彼此补充，在对话中还原东北往事：当保卫工厂的车间主任被腐败分子雇凶杀害后，“姐姐”多年来不止不休地追凶，最终将凶手杀死，并且将逐一地对当年的腐败分子完成复仇。《北方化为乌有》带有元小说性，展现着从“虚构”出发的叙述最终如何走向“现实”。这样的小说沟通了叙述与正义的关系，完成对于自身的救赎：小说重新成为一种有道德承担的文类，而不是纯粹的叙述游戏。

“新东北作家群”这种依赖于“子一代”视角的叙述，同样可以被归为“青春文学”；或者更进一步说，随着这批下岗工人后代的青春叙述浮出历史，新世纪以来统治青年写作多年的“青春文学”的叙述程式到此终结。“青春”和“文学”这两个20世纪中国的关键概念长久地被“青春文学”所宰制，这种“青春文学”从1990年代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侧重内心倾诉，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标榜一种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以所谓“叙述”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

“新东北作家群”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首先是语言的突围。具体地说，和以往“青春文学”常见的长句与陌生化比喻相比，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小说多用短句，充满着大量东北日常口语。句子的“长”与“短”的差异，落实在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家多用自由间接引语，而“新东北作家群”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语。

这里显然有两种文学观的差异：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班宇的《双河》，小说第二节第一段，“我”与关系暧昧的刘菲在菜市场相遇，这短短一段有二十六个“说”，通过“我说”与“刘菲说”，层层揭示出“我”与刘菲的互相试探。

侧重自由间接引语的作家，一般来说反对语言与现实的同一性，拆解文学对于现实的“摹仿”，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个人”的“内心”的独异性。如同奥尔巴赫对于伍尔夫小说的分析：“作为客观事物讲述者的作家几乎完全隐去，几乎所讲的一切都像是小说人物意识的映像。”这是祛魅的个体时代的艺术，在20世纪兴起自有其历史根源。

“新东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们，要想超越这一现代主义的写作程式，必须接过一百年前那对于现实主义仿佛“致命一击”的问题：人物之外的叙述人，是否可信？现代主义小说由此凭借叙述的间离，貌似从叙述人这里把人物还给人物。十多年前底层文学兴起时也遭遇到这一诘问：谁可以为底层“代言”？底层文学一方也沿着对方的逻辑走向新工人文学，似乎也寄希望于底层自身的发声。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深刻回应了这一文学史难题。其关键之处，在于“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是共同体内部的写作。“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他们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

仿佛历史的胎记，在双雪涛、班宇的多篇小说中，1990年代9000元的中学学费不断出现，能够体会到这笔残酷的学费如何成为作者当年的梦魇―学费使得子一代最切身地体验何谓“下岗”，双雪涛小说的韩文版直接被译者定题为《九千班的孩子们》。这种间离而同一的文化立场，导致小说的叙述视角充满创造性。也似乎只能在这一文学的位置上，“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不使用心理描写，强烈的故事性，这大致是“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对班宇《逍遥游》的分析中，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说在复兴现实主义，并且强调了“写作”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现实主义的复兴，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见，“夺回”一些被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概念。比如寓言化的写作，班宇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作家：在一个废墟般的世界里，班宇将碎片转化为概念，将概念转化为寓言。无论是《空中道路》或是《冬泳》《夜莺湖》，小说最终寓言化的翻转，往往是不连续的两个历史时间叠搭在一起，历史的非连续性，使得小说里的“现实”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毕竟，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关乎救赎的表达形式。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班宇的成名作《逍遥游》中：身患尿毒症的“我”什么都在失去，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虚弱一一对应的象征世界在解体，人物等待在绝对的空无之中。小说无穷无尽的反讽像波浪一般涌动拍击，组织起无穷无尽的高度写实的细节与语言，一切建基在反讽的虚空之中，而这虚空又包含着等待。《逍遥游》超越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成为反悲剧的悲剧。

总之，“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同时，基于对类型小说叙述的挪用，乃至于小说所外在的故事性和道德感，这种召唤可以穿越文学场，抵达所有的读者。文学与现实，技法与伦理，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

本文选自黄平所著《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复现：一群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作品提醒我们，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专业”，而是从来都和具体生活血肉相连。他们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

《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是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重点关注新东北作家群的研究论述，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写作从东北开始，接续东北书写的文学传统，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