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02 11:09:30
【编者按】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也是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的生日兼忌日。在每个人的阅读史上，莎士比亚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有人说，在他逝世的四个世纪之间，还找不到谁，比他更能将人性的善恶、爱情的深浅、人世的悲喜、世间的复杂讲得如此透彻淋漓。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回顾文汇网曾于2019年刊发的文章，进一步了解为何莎翁的戏剧有如此魅力。
当我们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哈姆雷特的沉思：“TO BE OR NOT TO BE”，会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悲惨的阴阳相隔，会想到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的奥赛罗，还会想到因喜好虚荣而落得众叛亲离的李尔王……莎士比亚的戏剧塑造了一个个性格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他们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完美的人”，而是有着内在矛盾却真实的人。经过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人”被重新带回到历史舞台。文艺复兴初期，“人”被认为应该是“完美的人”，如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大卫；而到了后期，卡拉瓦乔画出有虫洞的苹果，他所展现的真实是现实本来的面貌：人性是有瑕疵的。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此。
2019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在上海日报举办的《遇见世界，遇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与一种文艺复兴精神》讲座上，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著名译者和作家谈瀛洲，将听众带回久远的文艺复兴时代，感受莎士比亚的伟大――刻画出真实的人性，将人内在的复杂、矛盾展现无遗，这使得他的写作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与当代有极大的共鸣，这也是我们当今要继续读莎翁、看莎剧的原因。
当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看到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时候，他发出疑问：为什么一名将军会做出掐死自己妻子的行为？人难道不应该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吗？而莎士比亚的回答是，人是矛盾而深刻的存在。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人性真实的状况：善恶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受到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的。
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故乡逝世。英国诗人威廉・巴斯（WILLIAM BASSE）为他作了一首挽诗，诗是这样写的：“著名的斯宾塞，你靠博学的乔叟躺过去一点；稀有的卜蒙，你靠斯宾塞躺过去一点，给莎士比亚在你们的三重陵墓里腾出个铺位。”谈瀛洲向听众解释道，斯宾塞、乔叟与卜蒙都是当时英国一流的作家，威廉・巴斯这样写，是因为他认为莎士比亚也是一流的作家，他有资格与他们并排。
但莎士比亚的好友本・琼生不这样认为，二人经常互相客串对方剧中的角色。本・琼生所回应：“不想安置你在乔叟、斯宾塞身边，卜蒙也不必躺开一点儿，给你腾出个铺位：你是不需要陵墓的一个纪念碑。”在琼生看来，莎士比亚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上述提到的作家，他写道：“他可以折服欧罗巴全部的戏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但是，琼生对莎士比亚不完全是赞赏的话，他说莎士比亚“不大懂拉丁，更不通希腊文。”而他自己是懂的。
*德国同行：形式天然展开，揭示了人性的高尚与卑劣之处
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呢？谈瀛洲分享德国给予的赞誉。当他的作品传播到德国的时候，莱辛写了《汉堡剧评》，奠定了莎士比亚历久不衰的国际名声的基础，这也加强了他在英国的文学地位，“人们都乐于看到自己国家的作家在国际上获得称赞，所以当莱辛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时候，莎士比亚在英国的地位自然而然就提升了。”无独有偶，德国诗人史雷格尔认为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戏剧的顶峰：“有机的形式则是天然的：它从内部展开。艺术品的萌芽完美地成长起来，它也随之得到确定。”谈瀛洲解释道：“莎士比亚的有些戏剧虽然被认为是不符合戏剧的规则，但是它是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它的展开由它内在的生命力支撑。”史雷格尔还是第一个赋予了《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剧本中重要地位的人，“它是一出思想的悲剧；它的灵感，来源于对人类命运和尘世中黑暗混乱的事件的不断与永不满足的反思。”
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歌德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展示了极为丰富的人性，“莎士比亚已经竭尽了全部人性的所有方面，它的高尚之处与卑劣之处。”
▲本・琼生（1573-1637）英国抒情诗人与剧作家，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代表作《伏尔蓬》、《炼金术士》，莎士比亚的挚友。
一个伟大的作家受到的评价总是毁誉参半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传到法国的时候，哲学家、政治家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就很低，“莎士比亚拥有充沛、多产的天才；他是自然而崇高的，但是没有一丁点的品味，也不懂戏剧的任何规则……在这位作家被称作悲剧的怪物般的闹剧中，有如此美丽、宏伟、可怕的场面。”谈瀛洲认为伏尔泰不喜欢莎士比亚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莎剧当中有的人物行为“不合体统”，比如奥赛罗作为一名将军，竟掐死了自己的妻子，“新古典主义者认为悲剧中的人物的行为应该符合他们的身份，伏尔泰认为莎士比亚没有做到这一点。”
托尔斯泰是名声最大的莎士比亚批判大家，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极低：“莎士比亚不能被认作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甚至算不上一个一般的作家。”他认为《李尔王》的情节古怪离奇，没有分寸；对话夸张并且不自然；并且还存在着时代误植。比如他认为李尔王既然是国王，为什么会做出那些不合情理的事情？谈瀛洲开玩笑说道：“因为托尔斯泰在那时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不合情理的老头子，与家人关系不和，还离家出走。”谈瀛洲认为他们之所以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不高，是因为他们认为，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的时候，作家应该对现实具有批判性，而莎士比亚这一点做得并不好。
莎士比亚的批评者看到他作品中有一些“瑕疵”，比如他写了一个善良的人可能因为激情犯罪，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可能因为自己的脆弱性而犯错。这些人性真实的情况，触犯了上述批评家们的道德标准，他们才对莎士比亚做出负面的评价。
人性的矛盾，是变革时代的最大特征
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他自己，不仅因为他自身的天赋，同时也受到时代的影响。莎士比亚出生在动荡的伊丽莎白时代，那是一个具有非常多可能性但是混乱、血腥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性往往会暴露出非常真实的一面，正如时代本身。
莎士比亚出生地是英国沃威克郡的斯特拉福镇，谈瀛洲向听众解释，“它在英文中叫STRATFORD-UPON-AVON，意思就是‘爱汶河边的斯特拉福’。伊丽莎白时代恰恰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英国的舰队打败西班牙舰队取得了海上霸权，因而也获得更多的海外殖民地，自此英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英国也从一个天主教国家向新教国家转变。但同时，社会、国际的不公与人性可怕的一面也暴露在人们眼前，因宗教冲突经常发生的血腥事件，比如天主教士被处以极刑并分尸弃市，叛国者处刑的过程会在集市里“公演”，那时候的绞刑架其实与剧场的形式非常相似，观众们花一到两个便士到当时刚兴起的剧场里看剧，这种行为与在集市里看人被处刑有着某种相似的结构。
社会剧烈的变动意味着进取与矛盾并发，也意味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社会有着被塑造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非常容易出现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莎士比亚、弥尔顿、马洛维和培根等就是赶上了这样的时代。”谈瀛洲认为，莎士比亚生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
为了一反中世纪对人性的压抑，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创办了许多国王新学校，也就是教授拉丁文、希腊文的语法学校，“文艺复兴就是再生的意思，再生什么呢？再生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谈瀛洲介绍。随着语法学校的兴起，也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学问的学者。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他主动思考“真实的人性究竟是什么”，生活在矛盾多发的时代使他意识到人是具体情境中的存在，在面对复杂的权力局势时，人可能会表现出自己都不曾预料过的可怕的一面。
虽然说不同时代的人会带着不同时代的精神面貌，但是人性总是有着相通的地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就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他从历史中取材，再将这面镜子还给人类。
谈瀛洲从莎士比亚取材的来源来解释他题材的世界性：比如他的《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的故事取自普鲁塔克所作的《马克・安东尼传》（《希腊、罗马名人传》），又如《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来源于14世纪时的一个意大利故事，《奥赛罗》则发轫自16世纪的一篇意大利短篇小说。虽然说莎士比亚自己并不编新故事，但是他对故事的处理能力非常天才：“同一个故事，只要莎士比亚写过了，之前的版本几乎就没有人看了。”
以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为例，它取材于丹麦历史，莎士比亚没有将哈姆雷特塑造为一个勇敢果决地为父亲复仇的形象，而是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延宕”特征的人。当哈姆雷特决心为自己的父亲复仇时，同时又陷入了“怀疑主义”的延宕之中：他不断地怀疑他人，求证父亲被害死的真实情况，也不断怀疑自己复仇行为的正当性。“TOBEORNOTTOBE”体现了哈姆雷特在面对现实世界犹疑不决的沉思的精神，他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义的，他是欠缺行动性的，这是因为他一直向内反思人性。莎士比亚同时也借用丹麦宫廷内部的黑暗来影射当时英国的政治、权力问题。
谈瀛洲告诉听众，《威尼斯商人》涉及了反犹主义与宗教冲突，《奥赛罗》涉及到的种族歧视、跨种族婚姻的问题，《暴风雨》是西方殖民的隐喻……莎士比亚善于从具体的事件中提炼出一些具有永恒讨论性的话题，他继而总结，“这些主题即便在今天来说也有非常大的当代意义，这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有着如此大的活力的原因，他的剧本对我们来说有着现实意义。”伟大的作品所涉及的主题可能来自该时代，但是引起的反思则是永恒的。
在谈莎士比亚之前，谈瀛洲先给听众看了一些卡拉瓦乔的画作，首先是卡拉瓦乔画的《果篮》：苹果上蛀了洞，葡萄的叶子也是枯萎的。谈瀛洲提问：“为什么卡拉瓦乔画水果不画更漂亮的水果？要画有缺陷的水果？”在画作《捧着果篮的青年男子》中，谈瀛洲用鼠标指着画中葡萄叶子上的白点，开玩笑说有的学者考证这个白点其实是一种真菌。在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对人性的想象更为理想主义，比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他几乎代表了完美的男性。但是卡拉瓦乔作为晚期文艺复兴的画家，他所画的画并非理想主义的，《圣马太殉难》当中的明暗对比，天堂与地狱的对比体现了现实并非完美的，善恶其实是共存的。这是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精神。
“与卡拉瓦乔相似的是，莎士比亚也致力于展现人的双重性。”他笔下的麦克白一方面是勇武的将军，但另一方面对权力有着贪婪的野心；李尔王一方面轻率急躁，喜欢听信好话，但总的来说他又是一个好人，在受苦的时候还会想着同样受苦的下层民众。现实当中的人并非只有一面，善恶可以同时并存于同一个人的人性之中。或者说，人性的可塑性极强，在不同的情境中人可以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面貌。
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概念中，悲剧人物是有瑕疵的高贵的人，观众看到高贵的人遭遇不幸时，才会产生更剧烈的怜悯与恐惧的情感，并得到净化，起到教化作用。莎士比亚戏剧当中的人物不一定是高贵的，但一定是复杂的。谈瀛洲认为莎士比亚就像曹雪芹一样，他不会刻意避免人物“不得体”的部分：“高雅可以很高雅，但是下流也可以很下流，这就是人”，他要写的是人性本身。当今也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但同时也是多元社会，或许要比莎士比亚更往前走一步，不仅要挖掘少数人身上真实的人性，还要打破界限，看到不同人的面向，理解与自我不同的人也是探索人性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