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15 11:02:03
爱默生曾被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为“美国的孔子”及“美国文明之父”，其代表作《自然》被认为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圣经》，而《美国学者》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作为美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爱默生不仅影响了梭罗、惠特曼、狄金森和弗罗斯特，还启发了尼采、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伍尔夫和博尔赫斯，他的生命力在他离世140年之后仍然延绵不绝。
近日，一本由美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罗伯特・D.理查德森著述的《爱默生传：激情似火的思想家》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5年，曾获《纽约时报》年度图书、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帕克曼奖，今年第一次引进中国大陆出版。
爱默生出身牧师家庭，14岁进入哈佛大学，26岁开始担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30岁开始以演说家和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他的主要作品包括《自然》（1836）、《散文集》（第1辑，1841；第2辑，1844）、《诗集》（1847）、《代表人物》（1850）、《英国人的特性》（1857）、《生活的准则》（1860）、《五朔节及其他》（1867）、《社会与孤独》（1870）和《文学与社会目的》（1875）等，发表的公开演讲有1500篇之多。此外，他还留下了数量惊人的笔记和书信，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他的生活和成长历程及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43岁的爱默生（原照存于卡莱尔位于伦敦的家中，经康科德公共图书馆许可后翻拍） 本文图片皆由出版方提供
为了写作爱默生传，理查德森在爱默生的家乡康科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研读了大量爱默生未发表的手稿、信件及私人日记，通读了爱默生日记中所提及的所有著作。理查德森试图完整呈现爱默生的日常生活，展示他的阅读、他的习惯与他的个性，描绘爱默生作为伟大作家与普通人的真实肖像，以及他隐秘的孤独与爱恨。
此前理查德森还著有传记作品《梭罗传：瓦尔登湖畔的心灵人生》。在研究梭罗和爱默生时，理查德森都是先阅读他们曾经读过的作品，然后再设法将他们的阅读同他们的写作联系起来。他原本计划将爱默生传写成一部与梭罗传相配套的纯学术成长类传记，却发现一旦离开爱默生的个人及社会生活，爱默生学术智慧的成长历程就会变得难以理解。于是，《爱默生传：激情似火的思想家》最终既记录了爱默生的学术成长历程，也涵盖了他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在理查德森看来，爱默生为思想而活――他像一个狂热的恋人，执着地追寻着各种思想。与此同时，这位个人主义和自立精神的伟大代言人也是一名充满爱心的好邻居、一个热衷奉献的好公民、一位慈祥可爱的好父亲、一个忠实可靠的好兄弟，以及一位重情重义的好朋友。
“正如杰斐逊和林肯一样，爱默生本人的生活及其作品正在持续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美国人的自我认知。正因如此，有关他的传记会时不时地问世。爱默生从不为某些群体、阶级或机构写作，他的作品针对的往往是一个单独的听者或读者。与其他许多已出版且很有价值的爱默生传记相比，该传记（指《爱默生传：激情似火的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关注点集中到爱默生的学术影响之上，而是聚焦在爱默生本人之上，即这位倡导个人主义的先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查德森说。
莉迪安・杰克逊・爱默生（1802―1892），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及孩子们的母亲，1847 年与次子爱德华（1844―1930）合影（经康科德公共图书馆许可后翻拍）
67岁的爱默生，怀抱第一个外孙，名为拉尔夫・瓦尔多・福布斯（1866―1937）。图中另一位老者是约翰・福布斯，他的儿子威廉与伊迪丝・爱默生结为伉俪（原图存于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经该学会许可后翻拍）
74岁的爱默生同次子爱德华及爱德华的儿子查尔斯・爱默生（1876―1880）的合影（经康科德公共图书馆许可后翻拍）
《爱默生传：激情似火的思想家》中文版责任编辑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尽管爱默生传有不少，但《爱默生传：激情似火的思想家 》有几个特别之处：首先是首先是作者的权威性和版本的经典性。理查德森获得过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他的《爱默生传》和《梭罗传》被美国学界称为“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伟大成就之一”；其次是这本传记更专注于挖掘爱默生本人，颠覆了以往人们对其“康科德圣人”的传统认知，力求还原盛名之下的“真实人生”；最后，《爱默生传》还特别收录了爱默生及其家人的珍贵影像、爱默生生平年表等参考资料，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方位了解爱默生的窗口。
1832年3月29日，28岁的爱默生来到年轻妻子艾伦的坟前。自从妻子在一年零两个月前去世以后，他每天都会从波士顿徒步来到罗克斯伯里妻子的坟前，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但今天却有所不同，他所做的不再是像往常那样同已逝的艾伦的灵魂进行交流那么简单，而是要打开妻子的棺椁。艾伦年轻貌美，17岁与他订婚，18岁同他完婚，但在不到20岁时就因肺结核晚期撒手人寰了。为了给她治病，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走很远的路来到乡下，为的是呼吸大量新鲜的空气。因为艾伦老是咳血，他们的共同生活几乎在一开始就笼罩了一层阴影。
在当天的日记里，爱默生简短地写道：“我进入了艾伦的坟墓，并打开了她的棺椁。”他们于1829年9月30日结为伉俪，二人的爱深沉而彻底。婚后的日子似乎已经非常明朗：一起旅行，一同写作，并用书信来表达思念；他们对主张禁欲的震教徒们一笑了之；她想当一位诗人，他想做一名传教士。爱默生获得了在波士顿布道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在那里安了家。随后，这个家就成为爱默生大家庭的中心，因为瓦尔多・爱默生的母亲和他的弟弟查尔斯也搬来和他们住在一
起。可如今，在妻子艾伦离世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爱默生的生活在迅速地瓦解，日子过得孤独而凄凉。他的母亲曾试图说服他身患疾病的弟弟爱德华从西印度群岛回来照顾他。爱默生的职业生涯也一团糟，虽然他是波士顿一个重要教堂的受人爱戴的牧师，但他自己却很难相信永生，他对《圣经》的历史准确性也产生了怀疑。事实上，爱默生的职业危机正在急剧加深，他无法继续扮演牧师这个角色了。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常常感到空虚，失去了方向。他的弟弟查尔斯
给玛丽姑妈写信说：“瓦尔多生病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沮丧……他好像要崩溃了。”
1832年，在艾伦位于罗克斯伯里的坟墓被打开的那一天，爱默生的生活正处在颓废的边缘。大学毕业已经十多年了，而爱情已死，事业渺茫。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觉得“变化无常的现在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坚实不变的过去。“我们行走在过往的熔岩之上。”他写道。
艾伦・塔克・爱默生（1811―1831），爱默生的第一任妻子（袖珍照片，原件存于康科德博物馆，经该馆许可后翻拍）
查尔斯・爱默生和伊丽莎白・霍尔在订婚三年后，计划于1836年9月完婚。婚后，两人打算住在瓦尔多和莉迪安新房子里专门为他们扩建的几个房间里。虽然查尔斯的健康状况在慢慢地恶化，但他们仍然满怀希望地计划着未来。4月的一天，伊丽莎白拿着一根测量绳抵在墙上，想看看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她的钢琴，这时，她突然大声说道：“这是徒劳的，不可能的。”查尔斯得了感冒，身体越来越虚弱，为了从他“胸腔里那灼热的火海”中解脱出来，他去了纽约，和威廉住在一起。5月9日，查尔斯在散步时昏倒，在被匆忙召唤的爱默生和伊丽莎白赶来之前，他就去世了。玛丽姑妈的宠儿，弥尔顿的忠实读者，那个被他的未婚妻后来称为“马萨诸塞州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知识分子”，那个有趣的弟弟，那个穿着天鹅绒斗篷围着桌子跳舞、比任何人都能让爱默生开怀大笑的人，就这样走了。
爱默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葬礼结束后，在离开查尔斯的坟墓时，爱默生突然奇怪地狂笑起来，对旁边的人说：“一个人，从未有过多少亲人的陪伴，如今连这仅有的陪伴也被夺去了，还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呢？”他从纽约写信给莉迪安，说他失去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他说：“我不仅感到自己孤苦无依，身世飘零，而且对自己依然苟活于世感到有点儿羞愧。”两周后，他仍在黑暗中摸索，他说：“黑夜笼罩着我们周围的一切，尽管我们无法远离黑夜，但我们的天性却永远在追求白天。”
爱默生和伊丽莎白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们试图把查尔斯最好的一面――他代表了什么，他生命的意义――从他的肉体中分离出来。就爱默生本人而言，对查尔斯的记忆变成了他的个人友谊原则或友谊原型，他不无悲痛地发现，每当一个朋友“向你展示出一种新的特质时……他往往会从此离开你的视线”。查尔斯的哥哥和查尔斯的未婚妻都试图通过用世俗的不朽来取代那爱默生不再相信的个人不朽的方式来构建查尔斯的形象，以此减轻他们的悲伤。爱默生也试着把查尔斯写过的东西拼凑成一本书，但却发现没有多少精巧的文章，而且大部分文章中有太多黑暗、绝望和自怜的痕迹，于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打算。在某些方面，《自然》是爱默生代表查尔斯写给全世界的公开信，查尔斯同时也是该书“知识”这一章结尾的那个“朋友”。
经过十天“无助的哀悼”，爱默生开始重新找回自我，甚至回想起了那次奥本山之行给自己的兴奋和顿悟。他列出了一份“满足我最高需求但分散于四处的伙伴”的名单，其中有爱德华・斯特布勒、彼得・亨特、桑普森・里德、塔波克斯、玛丽・罗奇、乔纳森・菲利普斯、奥尔科特和穆拉特等。他没有把玛丽・穆迪・爱默生列在名单里，这可能说明要么在列名单时她就在爱默生身边，要么是她和别人不是一个类别，她对爱默生的影响是长期而稳定的，不是偶然结交的那种。在名单里，同样也没有查尔斯的名字。
1842年1月是个充满悲伤的月份。元旦那天，亨利・梭罗的哥哥约翰在磨剃刀时不小心割伤了自己；9日，他感染了破伤风，波士顿的医生说他的病已经无法治愈了。亨利当时一直住在爱默生家，他匆忙回到父亲家照顾约翰，但哥哥两天后就去世了。1月20日，爱默生以孤独游荡的星球意象和斯多葛式的冥想结束了这次波士顿系列讲座。两天后，也就是1月22日，令朋友和家人震惊和莫名恐惧的是，亨利・梭罗也有了破伤风的症状。不过，症状在24日清晨消退了，原来他并没有感染，而是产生了共振反应。
那天晚上，在爱默生家里，小瓦尔多染上了猩红热。他开始发烧，体温升高极快。1月27日，瓦尔多有些神志不清了。莉迪安刚离开儿子休息了一小会儿，就听到他不停地喊妈妈；她回来后问巴特利特医生孩子能否很快好起来。“我本希望他会幸免于难。”这便是医生的回答。直到那一刻，莉迪安才意识到孩子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几个小时后，晚上8点15分，孩子就离开了。
小艾伦也得了同样的病。那天晚上，为了方便照顾艾伦，莉迪安让她跟自己睡在大床上，就睡在父亲的那个位置。在那个可怕的夜里，当莉迪安同爱默生以及爱默生的母亲谈话时，她还觉得自己能够忍受这一切。可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彻底崩溃了。“悲伤，凄惨的悲伤像洪水般涌上我的心头，”她后来写道，“我害怕尘世间生命的魅力就这样被永远摧毁了。”第二天上午，9岁的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来到爱默生家里想问问瓦尔多好些了没有。若干年后她依然记得：“他父亲走到我身边的样子，对瓦尔多连日的看护使他面容憔悴，而悲痛更让他彻底变了个模样。我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出我的问题。‘孩子，他，死了。’这便是答案。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人在万分悲痛时的样子。”奥尔科特回忆说。
瓦尔多去世当晚，爱默生给朋友和家人写了四封短信，第二天又接着写了六七封。在信中，他无助地重复着。“永别了，永别了。”“亲爱的，亲爱的。”“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走了。”他对玛格丽特・富勒说：“我以后还敢再爱什么吗？”一个月后，爱默生给卡莱尔写信说：“你永远不会明白这孩子会把我的生命带走多少。”莉迪安以前曾说过，自己很难理解人们缘何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而她自己现在就要面对无尽的无助、心碎和悲痛了。她明白，丈夫表现得不再那么痛苦，基本上是“理论上的”，她说：“每一件和儿子有关的纪念品都勾起他对儿子无尽的思念，我无法向你描述这样的情景。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希望落空了，而是一种至深的爱被剥夺了。
爱默生夫妇的悲痛是深沉、真切和直接的。这种悲痛通过书信、交谈还有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诗歌对爱默生来说则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一段时间后，他写了一首名为《哀歌》的长诗，这是英文里最伟大的挽歌之一，也是爱默生的一首能与弥尔顿的作品相媲美的诗；对于弥尔顿的《利西达斯》这首挽歌，他早已烂熟于心。爱默生深感愤怒、震惊和痛苦。他不相信传统来世的说法。他失去了儿子以及儿子曾经给他的宽慰。但他还能通过诗歌进行哀悼，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最大悲痛要比莉迪安消失得更快些。爱默生远不是那种呆板的北方佬（就像笑话里说的那样，“山姆星期五死了。他不愿多说此事”）。当他在信中告诉卡罗琳・斯特吉斯“我因不能悲伤而悲伤”时，这种梭罗式的悖论表示的可能只是他有些懊恼，因为他并没有像亨利那样因为约翰・梭罗的去世而完全被悲伤所击垮。
瓦尔多的去世给爱默生全家带来了深深的创伤，这个伤口从未完全愈合。当时将近3岁的艾伦在多年后痛苦地指出，玛格丽特・富勒无法接受瓦尔多走了而她――艾伦――却活了下来的事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莉迪安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或许有多个原因，但最直接、对她打击最大的就是瓦尔多的离世。莉迪安在1843年到1847年间的信件中，只有一封信幸存下来，这封写给爱默生的充满悲伤而困惑的信的部分内容是：“我已经没有了艾伦当年的青春年华。其他几个孩子年龄尚小，身体还未长结实，也许我还能照顾他们。瓦尔多现在安全了。”
瓦尔多去世后六个月，爱默生写信给巴尔的摩一位名叫所罗门・科纳的祈愿师说：“灵魂的力量与它需求的力度是相称的。”如果一句话的前半部分是肯定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词就是一个痛苦的世界。爱默生的表达能力也赋予了他哀悼的能力。“南风能够带来/生命、阳光和希望，”他在《哀歌》的开头写道：
但面对逝者，它失去了魔力，
我那不再回来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