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 | 芮东莉:白维国先生二三事

2022-07-18 15:58:51

2015年底,《近代汉语词典》出版。这是一部标志着汉语词汇研究史树立起新的里程碑的重要之作,其中凝结了国内十余位汉语历史词汇研究专家20年的心血,它的付梓,原本是语言学界及出版界的盛事,然而就在词典出版前的几个月,主编白维国先生却因罹患癌症而不幸辞世,闻此噩耗,无人不扼腕痛惜。


我与白先生的交往,就源于《近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2004年夏天,我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来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有幸开始接手《近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


初拿到稿件,我吃了一惊,这是词典A至D的部分原稿。稿件用16开或A4纸打印,除了油墨打印的铅字外,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三色手写字,对铅字部分或增加,或删除,或修改。我仔细查看字迹,这些文字的书写风格一致,笔画婉转、曲折有致,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问过编辑室主任才知道,原来这些字迹均来自主编白维国先生。白先生不仅要负责词典O、P母的撰写,作为主编,更要负责对其他作者所提交原稿的统稿和质量把关工作。审读稿件中我发现,所有经白先生处理过的原稿,每一个词条都经过了他的仔细推敲,不论是读音、释义,还是书证,白先生均进行了严格的把关,对保证整部词典的质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编辑工作伊始,我除了审读手头的原始稿件,还需要经常与白先生电话沟通确定词典的各项体例。还记得第一次通电话时听到的白先生的声音,淳厚的男中音,语速较缓,普通话里带着一点儿北方口音。电话里,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因为是第一次和主编通电话,不免有些胆怯,担心白先生不会有耐心解决我这么多细枝末节的小问题。然而,白先生的每一个回答,都出乎意料的热情与耐心,并不在意我问得是不是够“专业”、够“水平”。于是后来,遇到稿件里体例不统一的问题,我甚至都懒得查找相关资料而直接记录下来,统一打电话咨询白先生。现在想来,实在是愧疚得很,因为白先生的时间是如此宝贵。


然而,白先生在电话里却绝不多说一句废话,每当我说道:“好了,白老师,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些了……”,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还没来得及道声“保重”,他便已匆匆挂断了电话。不过,每次我都想,那就下次吧,因为我知道,我的电话打过去,他总会坐在书案前。师母赵老师先接起电话,知道是我,然后大声喊:“老白,出版社电话!”接着,我就会听到白先生那熟悉的一声“喂……”。然而,现在,我仍然还没有来得及道一声珍重,白先生却已经不在了,电话的那一端再也不会有他熟悉的声音了!


与白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早春。参加完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后,我前往位于通州区的白先生家进行拜访。想象中,白先生应该是一位高个子、国字脸,表情多少有点儿严肃的老先生,可是房门打开的一瞬间,看到的却是一位中等身材、和蔼可亲,同时也一点儿也不显“老”的先生。进了门,我说:“白老师,您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白先生笑了,他问我:“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也笑了。



正要跟着白先生进书屋,我却被五六只小狗给拦了下来。领头的小白狗朝着我汪汪叫,白先生和赵老师嗔怪着把狗儿们赶开。白先生说,领头的小狗是狗妈妈,一窝生下好几只小狗,狗多了想送人,但他和赵老师又舍不得,结果就都养在家里了。我笑了,原来平日治学严谨的白先生,在生活中却是这么一位充满情趣和爱心的人。后来,阅读白先生的《风俗谭》,书中在对曲艺、服饰、饮食等各类词语进行考释的同时,还选配有许多精美的插图,有泛着油光的烤鸭鹅、金黄灿烂的椒盐金饼,还有色泽亮丽的春不老炒冬笋,严谨的考释、典雅的语言、浓郁的生活气息,三者水乳交融,令人叫绝。


2012至2014年,《近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与编辑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记得是2012年年底的一天,我打电话给白先生沟通词典体例的问题。说完正事后,白先生担心我又要催稿,便说:“小芮呀,下面几个字母的稿子,请社里再宽限我几年的时间。一是因为作者交上来的部分稿子,我不得不做大量修改,其实也就相当于把这几个部分重写一遍。二是因为,我自己手里还有几本书的写作任务,实在是有点儿顾不过来了。”白先生的难处我是非常清楚的,那时刚收到白先生寄来的几个字母的改定稿,相较于以往稿件,形式上完全不同。以往作者交到白先生手里的原稿,因为质量较好,白先生直接在上面勾勾画画进行增添或修改就好,而现在手里的这几份,纸面异常干净,一看就知道,这是白先生在电脑上重新录入后打印出来的。白先生说,原稿问题较多,于是他不得不花几个月的时间在电脑上整理或重写。我也感慨于目前高校评定教师的功利做法,辞书编纂不算作教师的科研成果,又有多少人愿意去为编纂一部工具书而“浪费”时间和精力呢!


听完白先生的这一番话,我一边宽慰他,说书稿不着急,请他慢慢处理,一边不由得也抱怨起目前编辑室这边的工作状况。2012年,编辑室人员锐减,原先《近代汉语词典》初审稿件有四位编辑,现在走得只剩我一个了。我向白先生倾诉工作的不易,他默默地听着,听完后也不胜感慨。这通电话,是我和白先生通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废话”最多的一次。电话两端,是两个寂寞的灵魂。


挂了电话,倾诉完毕,我的心里轻松了几分,却不想,这一通无心的抱怨却加重了白先生的心理负担。一两天后,白先生打来电话,我很意外,因为平时都是我打电话过去的。白先生在电话那头言简意赅,却似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说:“小芮,编辑这部词典让你辛苦了,我心里过意不去。这样,你从现在开始,在编辑过程中,你就对照《汉语大词典》,把咱们词典收了而《汉大》没有收的词条做个标记,到时等词典出版了,咱们再出版一部《近代汉语词典》的精编本,也算作你的成果。“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稍后,编辑室主任找我谈话,说白先生也给他打过了电话,意欲提携我,以感谢我这些年来的辛苦。尽管后来因为我个人的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迟迟未能进行,但我内心对白先生的感激却是无以言表的。按理说,不论开心也好,寂寞也罢,这些年的工作都是我份内的事,万万想不到的是,作为主编的白先生却为我这样一名普通的编辑而如此上心。


2015年10月,最不愿接受的那个现实还是来了,白先生与世长辞。当时,词典的编辑工作正处在最关键的时期,从9月开始,编辑室就一直在连日加班,每位编辑都期盼,白先生能够亲眼看到这部花费他20年心血的词典摆在他的面前。然而,还是晚了,白先生终没等到这一天。白先生的追悼会我没有去,我不想以眼泪来纪念这位可敬的先生,那一天,我和编辑室的同人仍然在加班,我们只想尽早以付梓后的词典奉献于先生的灵前



如今,先生离去已经整整两周年,《近代汉语词典》出版后获得了读者的众多好评,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我相信,先生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了。


-全文完-


作者:芮东莉,曾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

原文见1768号《语言文字周报》。已获授权转载。



《近代汉语词典》编辑部工作花絮:


2015年8月底,编辑们开始集中到一起“办公”。

2015年10月中旬,桂花香满室。墙上贴着的是《近代汉语词典》进度表。



2017年6月的一个晚上,上教社一位编辑老师在朋友圈收到了一位语文特级教师提出来的问题:

求教:虫+八(虫八),是什么字啊?……百度有各种说法,我也想确认一下这个字的缘起。 然而,第六版《辞海》查不到,79版《辞源》查不到。


语文教师在备课中发现《西游记》中有一个不认识的生僻字,不仅手头上的工具书失收,网上搜索也不见其“踪迹”。


《近代汉语词典》第一册第24页正好收了《西游记》中的“”一词。


巧的是,在整理《近代汉语词典》原稿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记录《近代汉语词典》收录”与“的手稿(见上图)。这或许就是词典编纂的意义和价值吧。


如著名语言学家蒋绍愚教授所言:“编撰一部高质量的近代汉语词典,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一方面它可以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的概貌,使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历史联系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它对近代汉语词语的准确诠释,对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古代白话小说的阅读理解也有直接的帮助。”“要编撰一部高质量的近代汉语词典,首先需要一支高水平的编撰队伍,同时需要有正确的编撰方针和编撰方法。《近代汉语词典》正是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


在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阅读需求日益增长的今天,《近代汉语词典》或将补益人们对“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古代白话小说的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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