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18 11:32:39
稗官小说在古代中国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物，故其典籍文本的存藏传承，较之经史诗文相对不足，白话小说尤甚，因此，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作为一门专学兴起之际，研究者常常苦恼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如同郑振铎所云：“小说戏曲，更是国内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戏曲》，载《小说月报》1927年11月10日出版之第18卷第11期）。
然而，就在这段中国小说专学的艰难草创期间，东邻日本却频频传来发现中国小说早期珍本的消息，不断刺激着国内学者的学术神经。兹以1926-1931年间事为例：
1926年3月，盐谷温选取在内阁文库新发现的元刊讲史平话五种之一《三国志平话》，以玻璃板影印出版，这是此书的首次公开影印；
6月26日，盐谷温复在东京帝国大学作《关于明代小说三言》的学术演讲，为配合演讲，他从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宫内省图书寮等机构，借出中国小说善本27种陈列展示，其中有中国学者从未见过的明天许斋刻本《全像古今小说》、明衍庆堂刊本《喻世明言》、明尚友堂刻本《二刻拍案惊奇》等，琳琅满目，惊艳一时；
8月17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辛岛骁至北京拜访鲁迅，赠送盐谷温影印本《三国志平话》，并出示《内阁文库书目》及《舶载书目》所录中国小说资料，其数量及质量，令鲁迅感到惊讶，他过录后以《关于小说目录两件》为题，连载于《语丝》1927年第146期（8月27日出版）、第147期（9月3日出版）；
9月28日，长泽规矩也在尾州德川邸藏书中（即今之名古屋蓬左文库）发现明金陵兼善堂刊足本《警世通言》，这是明版三《言》中最为稀见者，他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长泽规矩也《蓬左文库观书记》，收入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6页）；
10月，长泽规矩也致函《北新周刊》杂志，通报了日本近期新发现的中国小说珍本情况，信中不无自得地声称：“贵国戏曲小说之已泯于贵国者，敝国往往犹存。”编辑部将来函题为《日本所存之元明本小说戏曲》，刊载于《北新周刊》1926年第11期（10月30日出版）。
10月27日，马廉完成对盐谷温《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的翻译，加上约占原文篇幅五分之二的学术按语，连载于《孔德月刊》1926年第1、2期（分别于10、11月出版）。
12月30日，董康赴日避祸，据其《书舶庸谭》日记，1927年1月10日，他从内阁文库书目，摘抄成《日本内阁藏小说戏曲书目》一文，随即刊于《国学》1927年1月10日出版之第1卷第4期，其中明清通俗小说就有五十余种，文末云：以上各种，“俟赴东京调查后，当为一一区别优劣也。”董康此文是国内首次公布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中国小说情况，这进一步激发了国人赴日本乃至欧美访查中国小说的意愿。
1927年10月10日，长泽规矩也至北京拜访马廉，带来“《目睹书录》二十册及《书目》一册、抄《金童玉女娇红记》一册、抄《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一册”等小说文献资料，马廉感慨不已：“阅之殊觉惭愧，中国小说戏曲素不重视，今人即欲研究而藏书家多不注重此类，以致太半流入东瀛，反让彼邦人士代为整理，殊属可耻”（《隅卿日记选钞》，收入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第295-296页）。
1928年春，长泽规矩再次访华，向马廉出示了在内阁文库新发现的明代“清平山堂”所刊话本十五篇照片，马廉等人即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名义，于1929年秋将此十五篇题为《清平山堂话本》影印出版。马廉由此留意清平山堂所刊书籍，1933年秋，他在宁波旧书店购得的一包残书中，意外发现了从天一阁流出的《雨窗集》《欹枕集》，凡话本十二篇，且与内阁文库所藏均不重复。
1931年9月，孙楷第因编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深感日本所藏，若仅据长泽规矩也等人著录转引，“未得目睹，或名称歧异，或内容不详，非读原书，无从定其异同”（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自序），遂亲赴东京，先后调查了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宫内省图书寮、尊经阁、静嘉堂、成篑堂以及盐谷温、长泽规矩也、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等公私所藏，归国后编就《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联合出版于1932年，该目详尽著录了97种中国小说的版本情况，第一次集中展示了日本对于中国小说的丰富收藏。
此后，中国学者王古鲁、傅芸子、李田意、章培恒、胡从经等人，又曾先后赴日调查中国小说；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太田辰夫、伊藤漱平、泽田瑞穗、大塚秀高、金文京、矶部彰、中川谕等人，也致力于日藏中国小说的调查研究。
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一大批中国小说的孤本和善本，陆续得到著录、拍摄、复制、影印、整理、出版和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编印了两套大型的中国小说文本库，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与中华书局的《古本小说丛刊》，日本藏本均在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从单部小说作品来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小说的学术研究以及作品整理，亦皆有赖于日本藏本，始得深入展开。
譬如在存世的《西游记》古本文献中，两部宋刻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藏日本大仓集古馆）、《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今藏日本石川武美纪念图书馆）均藏于日本；对取经故事形态演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明刊孤本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时间最早的明刊“世德堂”系统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已知存世共三部半，日本现存两部半，分藏于天理大学图书馆、日光轮王寺、广岛市立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此本仅残存后十卷五十回），剩下的一部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此书实际上是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从东京村口书店购买回来的，也属于日本旧藏本；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不分卷一百回，已知存世有十二部，存藏于日本的有七部；明刊简本系统《西游记》，已知存世共有五种七部藏本，存藏于日本的有四种五部。
很显然，如果离开了日本藏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的成书演变、早期刊印研究，甚至文本整理出版，恐怕都无法获得足够的学术支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学术史，乃与日本所藏中国小说的持续调查发现，紧密相连，递相推进。此种情形，自然引发我们的好奇和追问：如此丰富的中国小说典籍，究竟何时传入日本？它们在日本又是如何流播传承的？如何被阅读接受的？对于日本小说创作和理论又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凡此云云，正是周健强博士这部书稿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2014年，周健强考入北大中文系，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流，他给我留下了两个颇为深刻的印象：
一是健强对于书籍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流露出“书痴”特质。早在清华大学（本科）和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就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从作品原典到学术著作，从东方考据学到西方理论书，他都读得津津有味。
北大读博五年，他是北大图书馆的“读霸”，三次被评为年度“未名读者之星”，最多一年的全年借书量高达729册。
2016年10月，他获得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一年的机会，指导教授是著名汉学家稻畑耕一郎先生。早大附近书肆林立，世界闻名的神保町书肆街也离得不远，健强可谓如鱼得水，时常逡巡流连于古书店中，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
期间，我恰好也有在早大学术访问三个月的机会，从高田马场到神保町，从东京古书会馆到西部古书会馆，从山本书店到原书房，师徒两人多次“邂逅”于旧书堆中，会心一笑，奇书共赏，留下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时光。
一年后，健强结束访学回国，居然寄回了六十多箱书籍，蔚为壮观，他几乎把所有留学经费都花在了购书上，甚至还“挪用”了未婚妻打算用于结婚的有限积蓄；不仅如此，健强争分夺秒地借阅早大图书馆的藏书，自己购买了一台二手扫描仪，日夜不停地扫描与研究沾边的资料，忙碌得就像是一位复印店伙计。而正是这些购买、扫描的日文学术资料，为他后来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了文献保障。
另一个印象是健强拥有一名古代文学专业学生所难得的外语能力，他通晓英语和日语，粗通法语，这不仅让他能够自如地检索使用外文学术文献，也时而带给他新鲜独特的视角和论题。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印象，我推荐并支持健强选择《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以下简称《流播》）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因为，这样一个跨文化、跨语言、跨区域视野下的书籍史和阅读史课题，既要求研究者具备出色的外语能力，更需要他对书籍和阅读本身，怀有纯粹的热爱和深切的感悟。
我以为，健强是合适的承担者。事实上，健强进入课题的速度很快，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日渐生机勃发，期间虽然也曾就部分章节设计，有过几次增删调整，但总体上他皆能从容应对，不断自我修正和自我成长，最终如期交出了一份厚重的学术成果，并获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9）。
他的这段经历表明：一名研究者能够找到真正契合自己情性和趣味的研究论题，这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功的重要前提，也是值得感念的福分。
按照中国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环节和特点，《流播》书稿分设“传入与获取”、“阅读与训点”、“翻译与评点”、“翻刻与选编”四章，每一章设置的问题都非常具体，论述是否落到实处，考察是否深入细致，观点是否有所创新？一望而知，不容敷衍。
今读《流播》全文，大多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新资料，新问题，新探索，在在皆是；尤足称道者，书稿提出和解决了不少学术真问题。此处，不妨举两个我个人较为关注、也可以说是困扰多年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中国小说传入日本的时间和数量问题。
之前中日学界多从《舶载书目》入手，统计传入的数量和名目。宫内厅书陵部现存的《舶载书目》，始于元禄七年（1694），止于宝历四年（1754），中间还有一些缺失，实际仅有51年的书籍输入记录，共录中国小说约200种，文言小说76种，白话小说124种。
但这一统计数字，与日本公私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的实际数量，相差甚远；更为关键的是，根据已有的调查研究，日藏中国小说中明版相当丰富，诸如《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三《言》二《拍》等小说名著的明版，甚是可观，而它们的名目却大多没有出现在《舶载书目》中（该目所载实以清代版本为主）。
那么，日本现存的这些明版中国小说究竟从何而来？答案自然要跳出《舶载书目》去寻找，但是从哪里入手呢？健强在资料准备阶段的广收博览，开始发挥作用。他找到江户幕府《御文库目录》（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狩野文库藏本）、《骏河御让本目录》、《日光天海藏主要古书解题》、《宽文书籍目录》以及林罗山藏书目录等数份较为可靠的江户前期公私藏书资料，据此整理出宽文六年（1666）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书目，共计177种（不计复本），文言小说141种，白话小说36种，详参《流播》附录5。
这一数字，几乎接近了《舶载书目》著录的中国小说总数，它以如此可观的典籍存在，打开了《舶载书目》之外中国小说传入日本的新天地，具有学术开创性和启发性。
事实上，除上述几种藏书资料外，还有搜检的空间，譬如尾州藩德川家《御书籍目录》保留了宽永、庆安时期的购书清单，其中就有若干中国小说，仅宽永十年（1633，明崇祯六年）买入的31部唐本中，就有白话小说4部，即《廉明公案》2冊、《百家公案》3冊、《陈眉公案》（即《新镌国朝名公神断陈眉公详情公案》）2冊、《警世通言》12冊，而这4部明版中国小说，如今皆安然存藏于名古屋的蓬左文库，这提醒我们：在早期书籍目录不足的情况下，调查日本现存的明版或清初刊本中国小说实物，利用购买记录、书叶上钤盖的藏印或墨笔题识，也能筛选出一批在元禄七年（1694）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这是一条“文献”之外的“实物”筛查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搜检、统计《舶载书目》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清单，并非只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扩增，《流播》借助两份书单的比较，发现其中文言、白话小说所占比例的多寡，恰好颠倒了，结合其它史料，健强提出了一个学术新判断：江户前期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日本文人，对中国小说的兴趣在于文言小说、尤其是志怪，至元禄以降始逐渐转向白话小说，而这一转向背后，实际隐含着日本社会文化和文学风尚的历史嬗变。此学术判断，不仅可信，而且富有学术的原创价值。
我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江户以来传入日本的中国小说数量巨大，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又是一个能够熟练使用汉字雕版技术印刷书籍的国家，照理说，其翻刻的中国小说文本应不在少数。
然而，二十多年来我留意搜求，遍访东京、京都、大阪的古旧书肆以及网络上的日本“古本屋”，购获及经眼的中国小说和刻本，殊为寥寥；翻检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1976年编、1980、2006增补），著录的和刻本中国小说也只有数十种；即便是最新的《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翻刻书目》（参见《流播》附录2），健强根据近二十种日本书目资料，辑录自庆长八年（1603）至庆应三年（1867）二百六十余年间日本刊行的中国小说，亦仅得66种，其中文言小说57种，白话小说竟然只有《肉蒲团》《水浒传》《照世杯》《阃娱情传》（即《如意君传》）《杜骗新书》《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6种，如果勉强算上日本人选编三《言》而刻成的《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也不足10种，这真是一个少得令人惊讶的数字。
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常情形呢？《流播》在第一章第三节之二“江户时期的白话小说阅读”、第二章第二节《训点：阅读边界的扩展》及第四章第一节《和刻中国小说种类及趣味的变迁》等篇，皆曾涉及对此问题的探讨，其核心观点为：
江户时期日本人的白话阅读能力整体上不足，而从文言文阅读中发展起来的汉籍“训点”（仅标注日本读音和语法，不作字词解释），扩展施加到白话小说，因白话语词障碍，无法发挥出原有的阅读辅助功能，因此，和刻中国白话小说受到较大的限制。
健强的这一解释，新颖而又切合史实，即以宽保、宝历年间颇为热衷于中国白话小说收集、阅读和出版的京都风月堂为例，其和刻本三《言》最后一部《小说粹言》（第一至五回，宝历八年，1758）版权页上，列有拟“近日发行”小说2种，即《小说粹言》第六至十回、《水浒传》第十一回以下；“嗣刻”小说4种，即《小说奇观》十回、《西游记》百回、《连城璧》十二回、《照世杯》四回，但上述6种小说实际未能正式刊出，风月堂这一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的夭折，表明和刻本中国白话小说当时所遭遇的市场效益以及读者反响，大概都不太如人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刻中国文言小说以及中国白话小说翻译本（参见《流播》附录3）的出版数量，均远多于和刻中国白话小说。很显然，白话语词确实构成了中国通俗小说在日刊刻流播的一个阻碍性因素，而在之前的研究中，此因素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类似于这种基于新材料，产生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的文字，在《流播》诸章节中还有不少，譬如关于中国小说在江户时期的书价与租售，关于日本文人群体阅读中国小说的实例和细节，关于江户文人的中国小说评点实践及其对评点家金圣叹的隔空回应等等，书稿所述所论，皆有令人注目的学术新推进。
这些学术成绩的取得，与健强在文献方面下足了功夫，密不可分。
一方面，健强充分利用日本现存各种公私汉籍书目以及江户时期唐本输入档案，统计制作了《著录小说编年》、《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翻刻书目》、《江户时期白话小说翻译书目》、《中的小说书价》、《宽文六年前输入日本的中国小说目录》等五份附录，为书稿的相关判断与立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健强发挥日语优势，检阅参考了大量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石崎又造、麻生矶次、长泽规矩也、中村幸彦、德田武诸学者的论著，时加征引，频予回应，藉此确立自己的研究起点，并努力让《流播》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接着说”。
譬如关于江户时期的著名小说家曲亭马琴，日本学界的先行研究已很丰富，还整理出版了《曲亭马琴日记》五卷、《马琴书翰集成》七卷、《马琴研究资料集成》七卷等书。健强从书札日记中，细心爬梳、勾沉出马琴与殿村篠斋、小津桂窗、木村默老等友人之间借阅、传抄、谈论、品评中国小说的资料，据此为例，提出学术新观点：江户时期中国小说的阅读方式，存在从“私人”（以林罗山为代表）独览到“文人共同体”（以马琴为中心）共阅的转变，而这一阅读方式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小说在日流播接受的不断扩展。健强的研究和论断，允称独具慧眼，推陈出新。
再譬如收罗了众多日本历代文人笔记的《日本随笔大成》（81册）、《续日本随笔大成》（22册）、《未刊随笔百种》（12册）、《日本随笔全集》（20册）等丛刊，皆为煌煌巨制，它们的身影，时或出现在神保町书店的“店头本”中以及各种特价书市上，书价虽低廉，但考虑到寄费高昂，一般人不敢问津，而健强居然把这几套大书全都买回了中国，这一“书痴”举动，却对后来《流播》的撰写多所助益。
上述随笔丛刊收录的文人笔记，诸如清田儋叟《孔雀楼笔记》、胜部青鱼《剪灯随笔》、曲亭马琴《玄同放言》《羁旅漫录》、汤浅常山《文会杂记》、伊藤东涯《盍簪录》《秉烛谈》、石川雅望《梦醒遣怀》、大田南亩《一话一言》、山东京传《骨董集》等等，载有许多涉及中国小说流播史的珍贵资料，健强仿佛打开了一个宝库，左右采撷，运诸笔端，那些关于日本文人如何购买、借阅、评点中国小说的章节文字，于是变得生动、丰满、扎实起来，相信这些也将是《流播》吸引读者的精彩段落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在《流播》征引的第一手资料中，有相当部分原为日文，均由健强自行译为中文，有些文献还是较为雅驯的古日语（如第一章第三节所引曲亭马琴《半闲窗谈序》），健强也将其译为同样古雅的文言文，可谓曲尽其意，相得益彰。
毋庸赘言，《流播》研究对象的主体是书籍，但健强攻读的又是文学博士学位，因此，如何避免将论文做成纯粹的书籍史研究？如何能够贯彻落实文学专业的旨趣？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就目前的书稿内容而言，健强寻求书籍史研究与文学史关怀有效结合的种种努力，清晰可见：他始终关注着日本文人对于中国小说“文学趣味”的变迁，从文言到白话，从志怪到世情，恰与江户社会文化的世俗化以及町人文学的兴起，互为表里。
他从浩繁史料中搜检出江户文人对于中国小说的文学性评论，从林罗山、风月堂主人，到曲亭马琴、田能村竹田，从小说观念到小说理论，点点滴滴，阐幽发微。
健强还不时将学术探究的笔触，伸向中国小说对于日本小说的文学影响层面：譬如在第二章第二节《训点：阅读边界的扩展》中，他追踪了“破落户”“帮闲”“面皮”等七个《水浒传》中的白话语词，在《太平记演义》《如是我闻》《囨谈》《谭海》等日本汉文小说中的使用情况，借此探讨中国小说在白话语言方面对日本小说的影响；在第三章第一节《翻译与文人读者的形成》中，健强又考察了《通俗三国志》等通俗军谈以及《通俗忠义水浒传》《通俗金翘传》《通俗醒世恒言》等翻译小说的问世及流传情况，借此探讨中国小说在文体观念和叙事艺术等方面对日本小说的影响。
当然，也不必讳言，中国古典小说究竟对日本小说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文学影响，《流播》目前的论述还颇为单薄，仍存在不小的提升空间。事实上，这一深入到创作内部的学术论题，属于文学跨文化受容研究的核心命题，它需要研究者既熟悉中日小说史，又对相关小说文本进行大量的细勘，方能获得切中肯綮的认知和判断。
健强在探讨江户时代通俗军谈对包括“浮世草子”“读本”在内的日本小说产生的影响问题时，不无“心虚”“露怯”地写道“限于篇幅，相关的问题将另文探讨”，我想，大概是受学位论文撰写时间的限制，健强还未能完成通俗军谈与“浮世草子”“读本”的文本细勘，故无法展开深论，这自然是一个遗憾，但也未尝不是为读者诸君以及健强自己指明了未来拓展的学术方向。
记得当初我和健强一起商定博士论文提纲时，论文考察的时间下限，原本定在日本昭和前期（大约1945年之前），拟设第五章，侧重从“学术研究”角度，考察中国小说在近代日本的流播和接受。最终也是因为受到时间限制，只能忍痛割去了。
不过，现在反思这个第五章，恐怕也有暂时割去的学术理由。从明治至昭和前期，中国小说在日流播呈现出繁盛的姿态，小说典籍的持续输入，文本的翻译及影印整理出版，评论与研究的重大推进，中国小说史教材编纂与课程开设，诸面向齐头并进，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不仅如此，若与江户时期相比，近代日本的中国小说流播具有了若干时代新特质，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
一是“机制性”，即流播不再是随意偶发的，而是在机制中稳定推进，譬如中国小说典籍的输入，主体由北京来熏阁、东京文求堂为代表的中日旧书店承担运营；中国小说的翻译、评论和研究，由森槐南、笹川种郎、狩野直喜、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职业学者（以大学教授为主）展开完成，并且逐渐成为一门专学；中国小说阅读研究的后备人才，则由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等为代表的大学机构负责培植，代代相传，星火燎原，凡此，均保障了这种流播行为的可持续性。
二是“互动性”，江户时期中国小说在日本的流播，几乎是封闭的单向的，但到了近代，情况大为不同，中日两国往来频繁，旧书业的商业合作，留学生的互派互遣，学者和出版人的交流互访，学术研究的切磋探讨，中日两国的书籍与学问，时刻处在一个流动的模式和状态之中。
这种“机制性”和“互动性”，既助推了中国小说在日流播的繁荣，也大大增加了流播的复杂性，因此，仅仅设立一个第五章，显然无法深细地完成论述，与其勉而为之、浅尝辄止，不如暂时割舍，且待来日。
我知道，健强对于这个悬想中的近代流播课题，大概也已有了初步的思考和资料准备，在《流播》最后的《余论》中，他以东京文求堂与中国小说典籍输入为例，向读者预展了那片即将到来的灿烂风景。
我热切期待，在《流播》出版之后，健强能够一鼓作气，再接再厉，写出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在近代日本的流播》，作为本书的姊妹篇；而这篇付梓在即的博士论文，可以成为他学术生涯的美好起点和亮丽底色。
我也希望并祝愿健强，能够永远保持对于书籍和学问的纯粹热忱，简单快乐地徜徉在漫长的“取经之路”上，不断取得学术精进，同时也收获一份饱满而又蓬勃的幸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