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如何成为欧洲

叶克飞/文对于欧洲，你有多少了解？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甚至只有它们。但欧洲有那么多国家、民族与宗教，简单的认知必然导致片面和狭隘。

仅仅是欧洲大陆种族与语言的形成，就是一个极其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诺曼·戴维斯在《欧洲史》一书中详解了这一切：“公元4世纪末突然出现在西欧的这场民族迁徙浪潮，不过是一出在地理上和年代上范围广阔得多的戏剧中的一幕。在匈人西进的压力下，东哥特人、阿兰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纷纷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在个别国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人口的种族混合局面，并在一些地区引进了全新的成分。如果说在公元400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可以清楚地划分为‘罗马人’和‘蛮族’的话，那么，到公元600年或700年的时候，这片土地上居住的已是复杂得多的半野蛮化的前罗马人和半罗马化的前野蛮人的混合型居民了。”

这甚至只是一个开端，在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地区，迁徙与融合都在发生。到了公元8世纪，欧洲大陆的族群聚居开始形成一种持久模式。但即使如此，戴维斯仍然写道：“未来欧洲基本人口构成，还需另外五次较重要的民族迁徙来完成”。后来这五次迁徙的民族“一次是海上入侵者维京人，两次是游牧的马扎尔人和蒙古人，另外两次是为新兴宗教而战的摩尔人和土耳其人”。

要铺陈这些历史，仅仅坐在书斋里并不足够，诺曼·戴维斯的欧洲视野，既与知识结构和教育经历有关，也与成长经历和“行万里路”有关。虽然我喜欢的《战后欧洲史》作者托尼·朱特对其不屑一顾，却也不妨碍我在戴维斯的书中寻找一些知识增量。

诺曼·戴维斯是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教授以及中东欧史专家。著有《欧洲史》、《消失的王国》、《上帝的游乐场：波兰史》、《另一片天空下》等17部著作。

1958年，19岁的戴维斯从故乡兰开夏郡启程，开车穿行欧洲大陆直至伊斯兰布尔。青年时期的戴维斯，求学生涯更是遍及英法意波等欧洲国家。

《欧洲史》一书被视为戴维斯的集大成之作，它包括《古典时代（史前—公元337）》、《帝国时代（约330—1493）》和《转型时代（约1450—1914）》三卷，堪称全面体现东西欧的通史，二十多年来畅销全球。这部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著作，已经被戴维斯赋予了类似网络时代的操作模式，在正文中夹杂链接式的“知识窗”。

在书中，罗马的崛起与衰落，阿拉里克人和阿蒂拉人的大举侵略，诺曼征服，罗马教廷的权力斗争，文艺复兴和改革，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崛起为世界权力中心以及它因陷入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一段段历史得以铺陈。

之所以给予东西欧同样比重，与戴维斯的成长经历有关。1939年，戴维斯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正是这一年，德国与苏联瓜分了波兰。他在二战中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曾见证东西欧的不同，也更期待欧洲的安定。也是基于这一点，他在书中给予了祖国波兰更多的篇幅。《欧洲史》的导言长达近70页，戴维斯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西欧中心主义”的看法。他写道：“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构想的混合物，其意图是增进它们设想者的利益。它是在意识形态上，无数的认同过程中，在文化宣传上精心撰写的文章和复杂实践的产物。它可以由它的鼓吹者用他们认为适合的几乎任何方法定义。”

同时，戴维斯也提及欧洲历史上的沉痛教训：“在一方面，可以认为当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历史教育传统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味道。在它于十九世纪发源时，历史教育被纳入为爱国主义服务。在最原始的形式中，它的内容比人名、年代和统治王朝名称的一份花名册好不了多少。由此它发展为一种国家的英雄，胜利和成就的叙述。在最极端的形式下，它被精心设计用来训练学校的儿童，使他们将来在国家的战争中充当杀人者和死伤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虽然有正向作用，但在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样的例子。

戴维斯在书中极力避开这些桎梏，同时也不再将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主体，而是以相当篇幅书写平民、被迫害者，乃至异教徒、麻风病患者和吉普赛人……

戴维斯的历史观，也是人们往往忽视的常识。比如他在书中提到，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津津乐道于撰写独立的、持久的、有自我意识的部落历史，但在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

欧洲这个实体也一样。在《古典时代》中，戴维斯先是铺陈了“欧洲”这一名词正式亮相之前的历史。那时，欧洲还不是独立的“大陆”，而是一个“半岛”，“没有名字，就像一艘船的傀儡，停在世界上最大的陆地的船头。西边是无人跨越的海洋。南边是两个封闭的、相互联系的海洋，散布着自己的岛屿、入口和半岛。北边是巨大的极地冰盖，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膨胀和收缩，就像一些可怕的、冰冻的水母。东边是通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陆桥，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文明都来自那里。”

地貌、气候、地质和动物群落共同营造了一个良性环境，正如书中所说，“在历史上，这些地理单元基本保持稳定不变。同时，凌驾其上的政治单元却起起落落、变幻无常。那些‘尘世中傲慢的帝国’接连不断地走向灭亡。但是，平原和山脉、海洋、半岛、岛屿显然会持续到永远”，这也是理解欧洲史的基础。

欧洲得名于传说被宙斯带到克里特岛的欧罗巴公主，米诺斯文明则得名于她的儿子。换言之，欧洲文明的起点是克里特岛。克里特文明灭亡后，直到希腊文明兴起，依然没有“欧洲”这一概念。

希腊灭亡后，直到罗马崛起，同样没有“欧洲”这一概念。真正的欧洲概念诞生，与基督教关系极大，直至地理上的欧洲全面基督教化，文化意义上的“欧洲”才宣告诞生。

这个过程可以视为欧洲的“胚胎”时代：古希腊跨越千年，全盛期更是取得了惊人成就。罗马崛起则预示着新型陆上强国对海洋文明的征服。更重要的是，罗马吸收了希腊文化，主宰此后数百年的罗马帝国政治文化生活，直到基督教出现。

在《帝国时代》中，欧洲进入中世纪，也是一段将基督教重新组织成新帝国制度的历史。在戴维斯看来，“中世纪的主要标志是全副武装在马上的骑士、被桎梏在领主土地上的农奴和修道院中祈祷的修士”。

罗马主教将自己的地位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步，“教皇”一词就在此时诞生，同时获得了建立君主国的领土基础。当然，戴维斯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在书中引用了托马斯·霍布斯看法：“教皇制度只是死去的罗马皇帝的幽灵在坟墓中被戴上王冠。”

书中提到，学术界有一种将中世纪世界描述为静止状态的风气，但实际上或许并非如此。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纷纷加入，让基督教共同体不断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黑暗与衰颓，迫使欧洲进行革新，走出中世纪。换言之，“静止封闭的黑暗中世纪”是一个伪概念，戴维斯写道：“实际上，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一堆杂乱无章、互相冲突的依附和忠诚基础之上的，充满了例外情况和豁免条款，曾经明确的义务层级由于几代人互相竞争的特权、有争议的权利和逐渐淡忘的义务而变得混乱”，这种混乱也是变革的动力所在。

《转型时代》就从走出中世纪开始，它始于文艺复兴，止于“一战”。文艺复兴让欧洲开始向现代文明蜕变。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这个概念被赋予了地理和宗教以外的意义，不再近似于甚至等同于“基督教世界”这一概念。

相比其他文明，欧洲文明确实有特别之处，具体表现为不确定性，尤其是地中海文明。正如书中所说：“尼罗河、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大河流域文明，持续时间很长，但在地理上和知识上的发展却缺乏活力。地中海文明受到持续运动的刺激，引起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不确定性激发了一种持续的思想骚动，不安全性激励了有活力的行动……就像欧罗巴的外衣，这些古代航海家的思想不断地在风中飘动。”

这种极具魅力的不确定性，在工业革命后反而改变，呈现一种思维上的固化。最典型的论调当然是“欧洲中心论”，或者说是“西欧中心论”。这种文明层面的霸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世界文明的走向，但欧洲史的叙事，却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思想火花与创新。

戴维斯所要做的，就是“为欧洲历史设计出一种事件和空间的坐标系统”。这种坐标系统的形成过程，充满着各种有趣的细节。比如戴维斯认为，古希腊文明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强度的阳光”。正因为有了高质量的光线，画家们才能以超乎寻常的精确去看待事物的形体和颜色，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更高超的文明。同时，“阳光充沛又随季节变化，能够为户外生活提供动力的气候”，以及“为航海、商业、殖民提供理想环境的爱琴海”，使得古希腊“便于继承、引进和发展的既存古老文明”。

在“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中，因为文艺复兴的承继，许多人将古希腊视为完美典范。但理性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暗面，古希腊并非只有璀璨。在戴维斯笔下，不但记录了希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和政体的巨大成就，也写下了它的暗面。

不管怎样，古希腊文明所留下的遗产，足以让整个欧洲享受至今。它的生命力之勃兴，早已超越了实体。而正是基于对古希腊的推崇，“西欧中心论”并非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基于大航海时代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飞跃与殖民文化输出，而是可以在古希腊文明找到源头，即使希腊并非地缘上的西欧国家。

希波战争被视为东西方观念的滥觞，象征着自由的西方（希腊）与专制的东方（波斯）的对立，也是后世欧洲人的认知基础。这场战争让免于被波斯统治的希腊人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认同感，将希腊视为“自由之地”，与之对立的东方则充满专制与无知。

这个看法当然是极端的，但在当时却被视作文明抵御野蛮的支撑。

古罗马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极端思维，同样是基于它的伟大璀璨。相比古典城邦的架构，罗马共和国有着极大的内聚性，又通过这种内聚性产生的强大力量，推动扩张主义。

因为与哥特人的冲突，罗马人始终对“蛮族”有着极大的怀疑。在罗马人看来，帝国是文明的，蛮族是不文明的。从地理边界来说，它与希腊波斯的隔阂不同，但从“西方意识”上来说，却有着共通之处。当然，罗马人不会想到，当帝国走向没落，蛮族会入侵，最终他们会同化，并在帝国废墟上形成各种多元国家，也成为今日欧洲版图国家林立的基础。同时，基督教强大的文化输出，也成为今日欧洲的基础。即使文艺复兴时代后的欧洲极力摆脱“基督教世界”的定义，但这种摆脱并不是隔绝，而是将这个旧定义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同时让自己变得更宽泛。

也就是说，在“欧洲成为欧洲”——前一个“欧洲”指地缘，后一个“欧洲”指文化——的过程中，这片大陆充满自信，始终有着“欧洲中心”的坚持。它先是以璀璨文明为基础，继而以基督教为基础，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扩张，其后又极力摆脱宗教的桎梏，再次以文化输出和殖民主义达到巅峰。

戴维斯并非不认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但也不乏对霸权的讽刺。他写道：“19世纪欧洲的活力远远超过了此前所知的任何事物。欧洲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振动：技术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洲际力量。它的主要标志是它的发动机——机车、煤气厂、发电机。无论是在支持‘适者生存’的流行进化论中，还是在支持最强阶级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还是在对超人的崇拜中，原始权力本身似乎都是一种美德。”

相比之下，他似乎更喜欢那些“弱者”，比如在书中屡屡提到的吉卜赛人。对于他们的迁徙与扩散，戴维斯报以同情，并感慨表示“习惯于定居生活的欧洲人，对于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始终怀有一种憎恶与迷恋杂糅的复杂感情。”

吉卜赛人这种延续千年的“不一样”，某种意义上不正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否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