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31 11:31:11
4月10日是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1911年）的诞辰。他不仅一手帮助美国建立了现代报业体系，根据其遗愿创立的“新闻界的奥斯卡金像奖”――普利策奖，对虚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普利策奖创立于1917年，由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内的16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选，每年举办一次，包括新闻奖和艺术奖两大类。其中，普利策小说奖是美国最悠久和最著名的文学奖项之一，其重要性丝毫不输于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等最重要的国际性文学奖项。
1948年，普利策小说奖改成了现有的英文名字：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开始将短篇小说选集也纳入获奖名单中。普利策小说奖的获奖作家与作品也区别于其他奖项：
普利策小说奖也会出现空缺。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一本书配得上这个奖项，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本入围作品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
许多作家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往往不是他们获誉最多的作品。例如，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是《喧哗与骚动》，但他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寓言》《掠夺者》，它们的知名度并不高。
浏览1917年至今的历年获奖作品，能看到美国文学跨越100年的发展：辛克莱・刘易斯、赛珍珠、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史坦贝克、索尔・贝娄……这些熟悉的名字背后，包含了他们如何看待美国社会的眼光，作品中展现了怎样的美国精神，并且为未来的美国文学将走向何处，提供了漫长而坚实的参考。
1912年，哈里特・门罗在芝加哥创办《诗刊》杂志，发表了艾兹拉・庞德、T・S・艾略特、E・E・卡明斯等诸多诗人的作品，标志了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开端。1919年，舍伍德・安德森发表了奠定他在美国文坛地位的《俄亥俄，温斯堡》。福克纳称他为“我们这一代美国作家的父亲”，还有很多人将他看作美国现代文学的先驱。由此，美国现代文学逐渐萌芽。
到了1920年代，美国社会刚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们享受着“镀金时代”的科技成果，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在爵士乐的节奏里释放活力；新富阶层骤增，他们生活奢靡，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里醉生梦死。
此时，美国文坛意识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人们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种种矛盾，文学作品中开始显现出远离物质与现实社会的“反都市现象”。1926年的普利策奖得主是辛克莱・刘易斯，他的作品《阿罗史密斯》正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虚伪性的讽刺。
小说中，刘易斯塑造了一位对科学充满理想主义的医生――马丁・阿罗史密斯。阿罗史密斯不仅仅是医生，而且是一个诚实、正直的科研战士。他毕业后任职于生物研究所，在此期间看到了美国医学界的虚伪和各阶层人物的精神空虚。最终，由于不肯妥协于社会的实利主义与伪善，阿罗史密斯离开了他的妻子、孩子和纽约的实验室，归隐山区专心研究，将余生奉献给科学理想。
《阿罗史密斯》是辛克莱・刘易斯的第三部作品，也是他的“翻身之作”。小说中塑造的为人正直、心怀理想的医生形象，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尖锐讽刺，平息了长期以来批评刘易斯缺乏“精神的禀赋”的声音，也为《阿罗史密斯》获誉“刘易斯最好的小说”。
意外的是，在本书获得普利策奖时，刘易斯却拒绝领奖。他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了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反都市现象。
从1930年代起，美国因经济危机进入大萧条时期。威廉・曼彻斯特在撰写美国社会实录时，将1932年写为“最惨的一年”――此时，经济大萧条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上千万的美国人在为了找工作而奔波；大批美国农民破产，他们为了寻找新的家园不得不背井离乡、跋涉万里。
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左翼作家的队伍迅速扩大。多斯・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他们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用《美国》三部曲、《愤怒的葡萄》等小说表达对美国社会的抗议。
《愤怒的葡萄》是斯坦贝克的代表作，写于1939年，并在1940年获得了普利策奖。《愤怒的葡萄》基于真实事件改编：1930-1936年期间，北美发生了一系列沙尘暴侵袭事件，上百万英亩土地荒芜，成百上千人背井离乡。
小说主人公乔德一家就是受灾的一员。由于土地被沙尘暴侵袭，他们不得不沿着六十六号公路，一路向西，前往传说中能够依靠采摘葡萄谋生的天堂――加州。在这趟三千公里的漫长旅程里，他们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事情很残酷、很痛苦，但有些际遇充满温情，让他们重燃活下去的信心。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同时在反映1940年代美国文学的气质中起到重要作用。文学研究论著《直面深渊：1940年代的美国文学和文化》称，在1940年代的美国，文学还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美国民众不分阶级和背景，似乎都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中，以求对个人经验的重新把握。书名《愤怒的葡萄》中的“愤怒”便是对导致贫困的不公制度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愤怒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身上。《纽约时报》认为，《愤怒的葡萄》是对时代的记录，也是人民不屈意志的丰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被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这一名称最早由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他的代表作《在路上》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也是“垮掉派”文学的代表。
匪夷所思的是，回顾1950年代的普利策获奖作品，竟然难以寻觅“垮掉派”作家的踪迹，这可能与他们抛弃了文学上的学院派传统有关。不过，"垮掉派"文学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至今仍颇具分量。
少数族裔和女性文学的诉求与抗争
就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而言，60年代一般涵盖1963年至1973年，始于甲壳虫乐队的风靡和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终于越战结束和美国妇女获得堕胎权。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承“垮掉的一代”对保守文化的反叛，既表现出黑色幽默的荒诞与嘲讽，也包含了少数族裔和女性文学的诉求与抗争，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经典小说，它获得了1961年的普利策奖。
《杀死一只知更鸟》讲述了一个名叫汤姆・鲁滨逊的年轻黑人，他被人诬告并以强奸罪名被捕。尽管汤姆的辩护律师阿蒂克斯・芬奇找到了他不是强奸犯的证据，却无法阻止陪审团给出有罪的结论。最终，背负着妄加之罪的汤姆不幸死于乱枪之下。
这部小说的书名源自美国南方的一句俗语：“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恶。”书名只保留了前半句，看起来像是对一种事件的陈述，却在平静中暗藏着控诉的力量。知更鸟除了高唱动人的歌曲，不做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不破坏花草，不毁坏谷仓，只是为了愉悦听众而尽情歌唱。所以打死这样无害的生灵就是一种罪恶，一种毫无意义的残杀。
小说中有两只蒙受冤屈的“知更鸟”，一个是布尔・拉德利，另一个则是黑人汤姆・鲁宾逊。前者是邻里间偏见流言的受害者，后者则是当时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牺牲品。这部小说在发表后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推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小说发表4年后，美国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法案，标志着公民权激进分子赢得了胜利。
随着民权运动的平息和越南战争的结束，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再次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已突飞猛进；然而，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是通货膨胀率变高，滞涨时期的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陷入了因收入、种族、年龄、性别差异等不同因素造成的精神焦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出现扭曲。
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表现为集中的历史隐喻与文学反讽。例如1978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大量的寓言故事展现了中产阶级主人公的精神迷茫。而197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洪堡的礼物》，更是作者索尔・贝娄对美国70年代“丰裕社会”中，人们陷入精神危机境况的讽刺文学。
《洪堡的礼物》以主人公兼叙事人西特林对往事的追忆逐渐展开：查里・西特林人到中年，身为作家功成名就，在走过了一段人生成败道路之后，才开始回忆起他的亡友洪堡・弗莱谢尔。洪堡是他的前辈诗人、导师和挚友，教会了西特林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然而，得到洪堡提携而发达的西特林，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并未伸出援手。最终同样落得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他，却借助洪堡留给他的“礼物”――一份剧本提纲，摆脱了财务危机。
《洪堡的礼物》以洪堡和西特林两代作家的思想和命运为中心线索。洪堡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幻想着用艺术改造世界。西特林是洪堡的追随者，虽然才华不及恩师，但在物质社会混得风生水起。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在现实世界都有原型：洪堡取材自贝娄最亲密的朋友、小说家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诗人德尔莫・施瓦茨；西特林则更像贝娄自己。
索尔・贝娄的作品颇多，《雨王亨德森》《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等，这些作品大多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在《洪堡的礼物》中，贝娄通过洪堡和西特林这两个带有历史连续性的人物，提出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见解：当代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摧残，将导致人失去本性、丧失信仰、社会沉沦。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以信息产业、股市飙升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来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同时，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分配不公严重。
为了探寻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人类个体的存在价值，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以对文化记忆的阐释见长。作家们在回溯英美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时，伴有对历史发展、文明进步、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刻剖析。1997年摘得普利策奖的《美国牧歌》是菲利普・罗斯的作品，他在书中用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典故引出一个体面的犹太企业家美国梦破灭的遭遇；1998年获奖的《时时刻刻》，作者迈克・坎宁安选择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达洛维夫人》，作为连接三个叙事时空的文学线索。
《时时刻刻》通过描写弗吉尼亚・伍尔夫、布朗太太、克拉丽莎三个女人的一天，构织了一部关于人的失落、绝望、恐惧、憧憬和爱的作品：
1920年代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在遭受严重的精神衰弱症影响，却不忘构思她的新作《达洛维夫人》；
1950年代的美国主妇布朗太太，一边是《达洛维夫人》的忠实读者，一边渴望着寻找寡淡生活的出口；
1990年代的纽约编辑克拉丽莎，被诗人好友托马斯称为“达洛维夫人”。她为托马斯举办了一场晚会，当晚却目睹了托马斯跳楼自杀。
迈克尔・坎宁安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家庭的女人放在同一时间维度里，用平行叙述的方式制造了三个叙事空间。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在各自的空间展开，彼此又有着微妙的联系，展示了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永恒追寻。
这部小说从文学和商业角度均获追捧，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妮可・基德曼凭借该部影片摘得第七十五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至于这部小说为何获得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出版人周刊》的评论或许提供了一种解释：
“它让读者相信，深刻共享伟大作品中的思想是可能的。文学能向人们展示如何生活，以及应该向生活要求些什么。”
随着殖民统治、移民潮、全球化带来的影响，美国社会的族裔散居现象日渐凸显，关于流散者身份的话题迅速演变为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的核心问题。身份构建也成为当代文学，尤其是少数族裔和流散文学的重要主题。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下诞生的。小说的主人公斯蒂芬尼德斯是希腊后裔，他在1960年1月出生时是个女婴，然而在14岁时，他在一个急诊室里发现，自己原来还有男孩的身份，是双性人。
斯蒂芬尼德斯在心里希望自己成为男性，但医生却建议按她的成长背景将她变性成女性。于是，14岁的他逃跑了。“她”变成了“他”――卡尔，并剪了短发，搭车来到旧金山寻找新的出路……
《中性》并不全然讲述了一个双性人的自我探索。作者杰弗里・尤金尼德斯将主人公的命运与整个家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以希土战争下祖父母的故事为缘起，展现了流散视野中，流散者在构建身份方面所做的努力。对祖孙三代人的命运刻画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史诗般的气质。2003年，《中性》为尤金尼德斯赢得了普利策奖。
1517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传开，新教诞生，宗教权力下放给了每一个普通人。这就是远在美国建国之前，美国精神的雏形：人人有权信自己所信的，不管专家怎么说。个人主义加上虔信的热情，娱乐产业渗入所有事物，一切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慢慢滚烧。
库尔特・安德森是美国知名媒体人、小说家，他在书中以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开端，通过叙述五个世纪以来美国精神的发展，试图分析为何在“幻想比现实更显真实”的后真相时代，假新闻如此被美国人所接受。
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一个种族偏见极深的偏僻小镇。律师阿蒂卡斯・芬奇跟自己的两个幼年丧母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告诉孩子们，不要去打知更鸟，因为它并不危害人类。芬奇受命替被控毒打并奸污白人的黑人汤姆・罗宾逊辩护。他经过深入调查，在法庭上证明罗宾逊自幼左手残废，要求法庭判他无罪，但遭到了种族偏见极深的法庭和陪审团的反对。罗宾逊仍被判罪。芬奇安慰他不要失去信心，但罗宾逊在押解途中因逃跑被警察击毙。
《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公认的美国文学经典，而它在教育领域的意义却使其突破了国界，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成长小说之一。
这部作品讲述了美国南方腹地的种族偏见造成的悲剧，以及律师阿蒂卡斯・芬奇在盲目和暴力仇恨面前仍然坚守英雄主义的可贵品质。《杀死一只知更鸟》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巨大，不仅获得了普利策奖，而且是美国中小学的必读书目。在最近一次民意投票中，它甚至压倒《圣经》，成为“最具启示意义的书”。
这是一本如同史诗一般气势恢弘的巨著，故事以一个希腊家庭三代人为背景，他们从小亚细亚一处能俯瞰奥林比斯山的小村落逃难到漫天烟尘的底特律，见证了这个汽车城的光辉岁月。在经历了1967年的种族暴动后，主人公一家最后来到了密歇根州一处名为格罗斯角的郊区。家族里第三代是少女初长成的卡利俄帕，她发现自己生理上的发育比其他女孩慢很多。一次意外事件解开了卡利俄帕的身体之谜，“卡利俄帕”变成了“卡尔”，此时，祖父母身上更为久远的家族秘密也缓缓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