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12 10:01:44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丁西林是唯一一位专门写作喜剧的作家。这种执著的热情使他为中国的现代喜剧赢得了声誉。时至今日，他仍然是为人喜爱和重视的少数现代喜剧作家之一。
在1949 年以前，人们对他的喜剧实际褒贬不一。对于一些人，他的作品属于或者近于沙龙喜剧一类，题材琐细，缺少积极而重大的社会意义，仅合于茶余饭后消遣的目的；而对于另外一些人，他的戏剧创作则被视为现代戏剧的可喜收获、中国现代喜剧的精品。向培良是丁西林喜剧的否定者。在这位出语尖刻的批评家眼中，丁西林的剧作除去“技术的纯熟和手段的狡猾”而外，其它简直一无可取，不仅内容“空虚”，而且趣味“卑劣”。然而奇怪的是，即令如此，他却仍然不惜以数千字的篇幅去谈论丁西林的喜剧。这种认认真真的否定，似乎可以从反面证明：不管人们的具体评价如何，丁西林的喜剧创作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喜剧史上一种令人不可漠视的存在。
今天，丁西林作为中国现代喜剧开拓者之一的历史地位，似乎已不再有人怀疑，他在喜剧艺术上的成功经验得到人们的最终肯定，丁西林喜剧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技巧一再被人们所发掘、阐释和总结。就此而言，我们的喜剧家无疑是幸运的。然而作为这种幸运的赎金，人们却又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去强行诠释或修饰丁西林喜剧在社会潜在意识上被判定的“意义贫弱”。当这种一厢情愿的诠释有可能被认为过于牵强的时候，人们对丁西林的某些作品则干脆采用了一种遗忘或淡化的处理方式。《亲爱的丈夫》、《酒后》、《瞎了一只眼》和《北京的空气》等剧由此在许多论者的文章中不是只字未提，就是在略掷微词之后被一带而过。在整个现代时期，丁西林的创作剧本只有9 个，如果一定要在他的剧本中减去将近半数的作品，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丁西林。我们可以将丁西林的剧作分为前期和后期，同时也应该指出作家由前期到后期的思想变化，但我们不应当忽视一点，即丁西林的创作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喜剧世界，作家始终没有失去那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作为一位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天才喜剧家，人们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重塑而是发掘。误读，哪怕是善意的误读，显然有碍于我们对于一个真实的丁西林的把握。丁西林的喜剧不仅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令人不能漠视的存在，而且也是一个至今仍需探寻的难解之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那种反语和奇论的语言形式以及作家在塑造人物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丁西林喜剧在意义的表达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多维的结构方式。已如前述，在丁西林的喜剧中，不仅存在着外显意义，内隐意义、反讽意义及一系列附加的边缘意义，而且作家在这一系列意义的排列组合中采用了多种的关系模式。这些关系模式可能是相互平行的，可能是相互补充的，可能是层层递进的，甚至也可能是相互扬弃的。总之，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遮蔽，以致在意义的蕴含上形成了一种富于变幻的模糊美，让人们在意义的搜寻中，得到一种耐人寻味的理性享受，一种思考的乐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将丁西林喜剧理解为一种召唤结构，它既来自于对理性的高度重视，它诉诸和召唤的主要也只能是理性自身。在中国的喜剧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嬗变中，它不仅保持了时代赋予的理性内容，而且也为这种理性内容创造出一种成功的表达范型。所有这一切，对于中国现代喜剧的创造和发展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丁西林喜剧的全部特征都同它的戏剧语言艺术密切相关，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基础。在中国现代戏剧的早期发展中，当它一经失去传统戏剧表现在唱功和做功两方面的歌舞特性之后，它实际造成了一种巨大的魅力真空。丁西林喜剧的成功昭示了人们：高超的“话”功恰是填充这一真空的有效途径之一。
就此意义而言，丁西林的喜剧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进作用。丁西林的喜剧是在借鉴萧伯纳等人的戏剧创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它在结构的精当和人物刻划的细腻上有可能超过萧的某些作品，但在理性思考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却远远不可能同萧伯纳的喜剧作品比肩而立。中国的现代喜剧需要的是一位中国式的萧伯纳，但我们得到的却似乎只能是一位丁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