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评《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

2022-02-20 10:39:01

享读


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首发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这篇小说不仅是鲁迅自己的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被尊为新文化运动向旧礼教挑战的檄文。

 

《狂人日记》全文采用日记体的形式,由序和十三则日记构成。在小说中,鲁迅塑造了一个多疑、惊恐、妄想、反常的狂人的形象,但是,日记中的狂人到底是个病人还是反封建的斗士,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定论。

 

从1918到2018,这中间隔着一个世纪,但鲁迅笔下那些癫狂、混乱的“狂人狂语”依然让人们看到了他对当时社会的精准洞悉。是什么契机让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又取得了何种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推送。


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首发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介绍了自己当时在《新青年》编辑、北大教授钱玄同的劝说下重新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写作《狂人日记》的情况: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


这篇小说也是鲁迅在1906年弃医从文之后,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才创作出来的,记叙了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但是《狂人日记》发表后的反响不大,应者寥寥。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是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2号刊登的署名为“记者”的《〈新青年〉杂志》一文,该文向读者大力推荐《新青年》杂志,其中有对《狂人日记》的介绍:“就文章而论,唐俟(编者注:鲁迅的笔名之一)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的第一篇好小说。”这位“记者”就是该刊编辑、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傅斯年,他写作此文也是在为《新青年》做广告,试图扩大《新青年》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


傅斯年


1919年4月,傅斯年又以“孟真”的笔名在《新潮》第1卷第4号发表了《一段疯话》一文,重点评论了《狂人日记》,他写道:“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这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

 

同期的杂志上还刊登了鲁迅和傅斯年关于《狂人日记》的通信,鲁迅在信中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傅斯年则认为:“《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我们同社某君看见先生这篇文章,和安得涯夫的《红笑》,也做了一篇《新婚前后七日记》。据我看来,太松散了。”

 

可能鲁迅也没有想到,他的《狂人日记》会被《新潮》杂志的编辑以《新婚前后七日记》这样的方式来模仿。,他认为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以后鲁迅就成了他“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

 

1925年春,他得到鲁迅的允许把《狂人日记》翻译成韩文,1927年8月,汉城出版的《东光》杂志发表了他的译文。这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由外国人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发表。

 

真正对《狂人日记》的深刻内涵有深入了解的是有“只手打倒孔家店”之称的吴虞。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吴虞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自己读《狂人日记》之后的感想:“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其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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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狂人日记》精彩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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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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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以上内容摘编自《鲁迅的彷徨与呐喊》《鲁迅文化史》)


推荐阅读

《鲁迅的彷徨与呐喊》


陈静 编著


东方出版社


2006年1月


《鲁迅文化史》


葛涛 著


东方出版社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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