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1985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金庸说，这是大陆出版机构第一次获得他的授权，也是第一次按照合同向他支付版税。①
这一年，是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消遣读物大爆发的一年。
据官方统计，“1985年上半年，新武侠小说、旧小说出版量高达四千多万册。”②
这种爆发，是通俗消遣读物长期供应不足所累积的结果。
80年代之前，中国图书市场上流行的通俗消遣读物，只有《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有限几种。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浒》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其后印量减少，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各地新华书店被要求投放“四大名著”，但全国库存仅剩3800余部，远不足以装饰图书市场的繁荣。③
图：1953年版《三国演义》
1978年时代骤变，民众开始期盼能够在“四大名著”之外，读到更多的纯通俗消遣读物。
但该年国家出版局开出的35种大量印行（共计超过了2000万册）的图书名单之中，全是《郭沫若剧作选》《战斗中的青春》《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契科夫小说选》《牛虻》之类，或属革命小说，或属严肃文艺，或属古典文学，并无一本纯通俗消遣读物——书单中的《一千零一夜》消遣性质稍强，据许力以披露，在成都开售时，竟出现了读者提前“一天零一夜”蜂拥排队的情形。④
图：1978年出版的引发哄抢的《一千零一夜》
出版社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需求。大量的旧侠义、公案小说以“整理古籍”的名义被推向市场。
1980年下半年，仅《三侠五义》一书，即有全国十余个省、市出版社在出版，印数高达446万套，“居十多年来我国出版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之冠”。这其中，“有一个出版社就印了一百一十五万套；还有一个出版社印了九十九万五千套。”
可供对比的是：自1949~1979年，只有两个出版社出过《三侠五义》，共计只印了36.8万套。
与《三侠五义》一并在1980年大火特火的旧小说，还包括《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侠女奇缘》，《侠女风月传》，《济公传》，《龙图耳录》，《施公案》、《呼延庆打擂》，《西游补》等等。其中，《封神演义》印了300多万套，《杨家将演义》印了250多万套。⑤
图：左，1959年中华书局版《三侠五义》封面；右，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三侠五义》封面
西方侦探小说，是另一种深受80年代读者喜爱的通俗消遣读物。
出版社也同样对这类小说重满了热情。以群众出版社为例。该社自1980年1月，到1981年9月，“出版了一批国外惊险、推理和侦探破案等小说，品种多，印数大。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五种(其中新出十八种，再版七种)，总印数为一千二百多万册。”其中最受民众喜爱的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共计印了430余万册。⑥
一家出版社已然如此，全国的状况可想而知——据官方的有限统计，至1980年5月，《东方快车谋杀案》在浙江印了124万册；《译林》杂志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共印了76万册（包括单行本）。⑦
图：1980年群众出版社《福尔摩斯探案集》封面
如此大规模出版纯通俗消遣读物，出版社是有很大压力的。许多机构和媒体曾直接将80年代初青少年犯罪率的飙升，归因为旧侠义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的流行。一种典型的意见认为：
“侦探小说在外国，从总统、部长，一直到下面一般的读者，是一种消遣的东西。…… 这几年青少年犯罪简直是压不下去，过去几天看到报纸上判一个死刑，过去几天又一个死刑，以身试法的还是不少。北京有个17岁的孩子杀了他的同学，他就讲他看了电影，那上面一个晚上杀了5个人，就是《尼罗河上的惨案》。”（陈翰伯语）
1982年4月，国家出版局出台政策，宣布禁止旧侠义、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的出版：
“鉴于近年来侠义、言情、公案等旧小说的出版已经太多，自文到之日起不许继续出版。所有正在印制的这类小说一律停印，已印好的暂行封存，听候处理。”“这类小说的缩写本，根据这类小说改编的连环画，以及从港、澳、台引进的所谓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也照上述规定执行。”⑧
但民众有需求，市场是不会消失的。
1984年，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报》，以增刊的形式连载发行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全套七册，共计发行了100万份。《文学报》获利89万元。
稍后，福建《海峡》拿到了《文学报》的全套纸型，也以增刊的形式，发行《射雕英雄传》100万份。《海峡》获利60万元，《文学报》获利48万元，印刷厂获利80万元。⑨
报社、杂志社需要利润，民众需要娱乐消遣，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图：《射雕英雄传》福建《海峡》文艺版书影
市场不但不会消失，还会向无视其规律者彰显自己的威力。
1985年，新华书店系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图书进货失控”。这场事故，让书店首次意识到，在自由市场里，民众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他们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并不由新华书店爱卖什么、不爱卖什么来决定。书店留下了这样一段事后总结：
“进货失误重点是文艺书和连环画两大类，它受到了同类内容的新武侠、传奇，言情等小说、期刊，小报的冲击后，需求量大幅度下降，造成大量积压，许多书店只好削价大拍卖。连环画三折出售，文艺书四、五折拍卖，经济损失严重。”
“最直接的是各种发行渠道自编、自印、自发一千多万册(套)新武侠，传奇，言情、探案等小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武侠、传奇小说热。这不但冲击文艺图书市场，而且也打乱了整个图书市场的供求关系。” ⑩
于是乎，1985年成了通俗消遣读物大爆发的一年，也成了武侠小说饱受争议，引发政策反弹的一年。
这年的3月份，，明确规定新武侠、旧小说以及据此改编的连环画须专题报批后才能出版。4月份，“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专门强调不要滥出新武侠小说。5月，出版局指示，上述图书征订必须有出版局批准的文件。6月，，重申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必须严厉控制，“未经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装；已成书发往书店但尚未发行者一律封存”，否则将实施。……11月，“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宣布，“新武侠小说，根据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近两、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⑪
与上述禁令相对应的，是这年的3月份，《光明日报》刊文称，数学家华罗庚评价武侠小说乃是“成年人的童话”。此说一出，深受民众认可，很快流行全国，人人皆知。
图：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的“全庸”、“古尤”作品
新政策让通俗消遣读物的出版，在1986年进入低谷。港台武侠小说名家的作品，，大部分转入地下成了“擅自翻印”的非法出版物。首家获得金庸作品授权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做了检讨，说自己“在一九八四年开始的‘通俗文学热’的冲击和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一九八五年曾翻印出版了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广陵剑》……”
不过，这次低谷是短暂的——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出版了至少24部大陆作家撰写的武侠小说。可供对比的是：1980年只有1部，1982年只有3部，1984年只有6部。经历了1985年的高峰，1986年因政策原因短暂跌至4部，1987年又迅速攀升至17部，1988年是23部，次年是20部。⑫
这种跌宕起伏之中，有市场的力量存焉。
1992年8月8日，古旧侠义公案小说、新武侠小说，终于迎来了它最重要的命运转折点。
该日，，深化出版改革，简政放权”，，将“古旧小说专题审批权”、“新武侠小说的专题审批权”下放，出版社“可按一般选题管理程序安排出版”。⑬
不承担思想教化功能的纯通俗消遣读物，终于可以自由地出版与销售。
中国人的休闲阅读，自此开始以加速度变迁。
截至2017年12月，据中国作协的统计，中国的网络文学用户总数已达3.78亿人，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高达3.44亿人。
为了一本《一千零一夜》，提前“一天零一夜”去书店排队的故事，已成为遥远的天方夜谭。
图：通过手机消遣阅读，已成为今天的主流方式
注释
①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自序》。
②郑士德，《1985年图书发行工作概况》，收录于《中国出版年鉴 1986》，第115页。
③易图强：《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博士论文。方厚枢：《古典小说名著出版史话》，《中国出版史话新编》，第152~153页。
④许力以，《春天的脚步：许力以回忆录》，华龄出版社，2012，第166页。
⑤《“《三侠五义》出版热”说明了什么？》，《宣传动态 1981》,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57~58页。
⑥《国家出版局认真检查竞出惊险公案小说的歪风》，同上，第367页。
⑦陈翰伯，《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话》，1980年5月4日。收录于：《陈翰伯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 , 1995，第39页。
⑧国家出版局，《关于坚决制止滥印古旧小说的通知》，1982年4月3日。收录于：《图书出版管理手册》，，1991，第120-121页。
⑨俞子林，《改革开放与武侠小说风波》，收录于：《书林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4，第120~121页。
⑩周一苇，《重视研究1985年图书进货失控的严重教训》，收录于：《实践与探索：周一苇图书发行研究论文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06月第1版,第172~175页
⑪康凌，《侠客不行——20世纪80年代对武侠小说的出版控制》，收录于：《读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第148页。
⑫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第193~196页。
，1992年8月8日。收录于《中国出版年鉴 1993》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点击标题可阅读）：
1978：这一年，万千沉默心流，拉开了自由表达的序幕
1979：“青年人爱美是正当的”，这句话来之不易
1980：上亿人为何轻易成了“气功大师”的俘虏？
1981：口红在中国，是如何解禁的？
1982：全套历尽了波折，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
1983：感谢港剧，让大陆文艺界体验了一番“观众用脚投票”
1984年，中国民众首次合法拥有私家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