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人:鲁茜《李维桢研究》序言

　　从1996年8月接受中华书局的约稿开始，十几年的时间内我一直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的撰写工作。至去年终于完成交稿的这本工具书，共为有明一代3046位作家撰写了小传，其中为万历、天启年间著名作家李维桢所写的小传如下：

 根据这部工具书的体例和篇幅要求，这则小传主要是对李维桢生平、著述的客观介绍，不仅文字简要，也基本未对其进行评价。但其中有一段话：“维桢据文坛数十年，好学思进，为诗主‘缘机触变，各适其宜’（《唐诗纪序》）、‘各得其性之所近，成其才之所宜’（《沧浪生集序》）、‘师古可以从心，师心可以作古’（《董元仲集序》），并不特别固守一端。初崇李梦阳、何景明，尚格调，‘后七子’之后竟成一时复古派之中坚，、‘竟陵’起，于坚持‘格调’同时，对‘性灵’之说多有褒赏（《郭原性诗序》），其诗亦有变化，从中可见中晚明文坛演进之迹。”多少表达了我对李维桢的一些看法。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将李维桢简单看成是“前后七子”的追随者，认为不仅其本人的诗歌创作前后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晚明诗坛的变化亦有一定关系。

　　在本来规定客观介绍的工具书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上了这么几句带有一定评价性的话，其实透露了我撰写这则小传时对明代诗文研究的一些看法。

      在我看来，20世纪以来的明代文学研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偏重小说、戏曲研究，诗文研究开展的不充分。而在诗文研究方面，首先是作家考察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差强人意。

      虽然这种情况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陆续有所改善，但直到2013年还有一位研究明诗的学者这样说：“相对于其它朝代的诗歌文献整理，明代可能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至今为止不仅没有《全明诗》的出版，也没有明代诗文别集的目录出版，甚至不知明代究竟有多少诗文作家与诗文别集，学界目前能够使用的还是钱谦益《列朝诗集》与朱彝尊《明诗综》所记载的诗人数量。”

　　这种情况对明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显然是不利的。例如，2012年出版的一部《明代诗文发展史》，应是近些年同类著作写得比较好的一本，至少不是东抄西拼的一本书，但其中仍有不少因资料问题而产生的瑕疵。

 姑且不论该书所涉及的明代诗文作家数量有限，不足以概括明代诗文发展的历史，即使书中谈到的作家，不少也都有文献资料上的问题。如该书第五章第二节《景泰十才子》中谈到苏正、王淮、沈愚、蒋主忠等，就统统认定诸人生卒年不详，有集已佚，所引各人之诗均未出《列朝诗集》、《明诗综》所录，实际上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如苏正（1411－1469）卒于成化五年（1469），年五十九（卒后其弟子张宁曾为其作《云壑先生苏公墓碣》，见《方洲集》卷二三），天顺间刊《士林诗选》二卷（怀悦辑）曾录其诗54首。《士林诗选》亦录王淮诗20首、沈愚诗81首。而蒋主忠的《慎斋集》现存清刊《宛委别藏》本四卷（各地不少图书馆都有藏），计收诗260余首。

同时本节还漏了蒋主孝（1395－1472），因为“景泰十才子”本是一个不确定的“诗人群体”的称谓，或云蒋主孝亦在其列。主孝的《务本斋诗集》、《樵林摘稿》，虽未见传，但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据《樵林摘稿》录其诗68首，末附成化八年（1472）其子蒋谊跋语。

      该书紧接着第三节《江南布衣文人与理学家们的诗歌创作》，所论共九人，除被作者称为“理学家诗人”的薛瑄、吴与弼，其余七人，在数据使用上均有问题。如本节首论杜琼云：“曾著有《东原集》六卷，今已佚。”实其乡人张习钞本《东原集》七卷，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收其所作五七言古近体诗380余首。次论丘吉，所论则仅据《列朝诗集》（录其诗13首），实天顺间刊《士林诗选》二卷（怀悦辑）录其诗179首，为29人中入选最多者，清光绪陆心源辑《吴兴诗存》四集卷四录其诗亦达33首。再次论张渊，亦谓其有集散佚，实天启六年（1626）其曾孙张凤墀所刻张渊《一舫斋诗》一卷（收诗110首）亦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第四论刘绩，所据亦未出《列朝诗集》、《明诗综》所录，实徐泰《皇明风雅》、李腾鹏《皇明诗统》均录其诗33首，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录其诗超过50首。正是因为对资料掌握的不够,大大影响了该书的学术质量。

　　 另外，值得一说的还有一个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明代文学有几个不同于其它历史时期的特点，我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的“前言”中曾经简单概括过这几个特点：

在这其中，“流派纷出”应该说是明代文学，特别是明代诗文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许多研究者都将其看作是明代诗文研究的一个“抓手”，不仅有不少直接研究某一流派的著作，即使是文学史、诗歌史著作也有一些直接以“前七子”、“后七子”、、“竟陵派”等作为章节的题目，以此彰显全书的架构。

       本来这应是无可厚非的作法，然而在这类著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不少研究者不仅先验地将这些“流派”看成是有稳固成员的“作家群体”，而且先假定每一个“流派”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创作理论，其成员的创作也大体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并因此呈现出大体相同或相近的风格。

      这种情况在郑振铎先生1932年首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就已出现，后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明代文学史、诗歌史著作的“模式”，不少这类著作因此成为了“流派更替史”：前一章介绍一个“流派”，拿出几个代表作家谈一谈，下一章再介绍一个“流派”，再拿出几个代表作家谈一谈……

       这类著述不仅看起来头头是道，而且易于操作，但实际掩盖了一个明代诗文研究的巨大不足，那就是我们并没有对明代诗文作家及其创作进行过全面的考察研究。

      明代诗文作家众多，在我编撰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所收的3046位作家中，除去以小说、戏曲创作为主的作家205人，以诗文创作为主的作家达3021人。后人公认的几个诗文“流派”显然不能完全囊括这样多的诗文作家。而且即使我们可以将这么多的作家排排队，分别纳入不同的诗歌流派，也不能保证各个流派的全体成员都有着相同的或相近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

      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一章《拟古运动第二期》谈及“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时，先是断言 “其执论大率同‘前七子’，文不读《西京》以下所作，诗不读中唐人集，而独盛推李梦阳。他们所自作，古乐府往往割剥字句、剽窃古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而后则将所谓“后五子”、“续五子”、“广五子”、“末五子”及“四十子”计59人（内一人重复）皆列入“后七子派”之名单。

　　 郑先生对“后七子派”的简单化批评，无疑是受了、胡适之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早在“文学革命”之初，就判定“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妖魔”（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6号《文学革命论》）－－而这个 “后七子派”人员的名单则是以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为根据的。

      实际上“王世贞传”中的说法又源于王世贞自己的著述：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有《后五子篇》、《广五子篇》、《续五子篇》；《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三又有《末五子篇》（内一人与“续五子”重复）及《四十咏》。根据世贞的前后著述，这59人的全部名单如下：

 “后五子”：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张佳胤、张九一。

“广五子”：俞允文、卢柟、李先芳、吴维岳、欧大任。

“续五子”：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

“末五子”：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赵用贤（与续五子重复）。

“四十子”：皇甫汸、莫如忠、许邦才、周天球、沈明臣、王祖嫡、刘凤、张凤翼、朱多口、顾孟林、殷都、穆文熙、刘黄裳、张献翼、王穉登、王叔承、周弘禴、沈思孝、魏允贞、喻均、邹迪光、畲翔、张元凯、张鸣凤、邢侗、邹观光、曹昌先、徐益孙、瞿汝稷、顾绍芳、朱器封、黄廷绶、徐桂、王伯稠、王衡、汪道贯、华善继、张九二、梅鼎祚、吴稼竳。

王世贞在《四十咏》组诗前有一则短序：“诸贤操觚而与余交，远者垂三纪，迩者将十年。不必一一同调，而臭味则略等矣。屈指得四十人，人各数语以志区区。大约德均以年，才均以行，非有所轩轾也。”强调的是自己的交游，并未强调“一一同调”，实际上不同作家之经历、个性、学养、才识不尽相同，对于诗歌的认识和呈现于作品中的风格特征亦不可能完全趋于一致，更何况数十年间，年龄相差很大的众多作家在文学思想和创作上基本一致，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1947年出版的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就已经注意到，郭先生在该书的第三篇第三章《前后七子与其流派》就已经谈到屠隆、胡应麟、李维桢等人与王世贞等“强调格调”的不同，如称屠隆“诗文瑰奇横逸，全以才气见长，因此有时又能不为‘格调’所束缚，。”又提出胡应麟为“格调派的转变者”、“修正者”；李维桢的诗论实为“格调说”与“性灵说”的“折衷调和”等等。

 我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中为这59人中的49人撰写了小传（朱多煃、许邦才、顾孟林、周弘禴、张鸣凤、曹昌先、徐益孙、朱器封、黄廷绶、张九二等10人未收），也注意到这些人对诗歌的认识以及创作风格与王世贞并非完全一致，如其中有以下两段文字：

 通过对所谓“末五子”的考察，可以看出，隆、万以来，许多作家对诗文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即使是原先曾追随王世贞的作家也不同程度地扬弃了“七子派”规摹古人格调的主张。在我看来，连平生十分服膺其兄王世贞的王世懋也未固守“格调”一端，故我写的《明代卷》“王世懋”条有“晚岁论诗，旨趣渐移，颇厌模拟剽窃之风”等语。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的明代诗文研究仅仅是分分派　显然是不够的，要想推进明代的诗文研究，还是应该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从最基本的作家、作品的考察、研究做起。否则，我们得到的只能是那种内容上“大而空”、思想上“形而上”的著作。当然，这样做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据我的考察，明代有诗文别集传世的作家约3300人，没有诗文别集传世，仅在各种总集、选集或其它文献中保存部分作品的诗文作家则远远超过20000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踏踏实实地工作。

　　 以上关于明代诗文研究的一些看法，在我与硕、博士研究生交流时曾或详或略地谈到过。从2003年开始，在我所指导的“明清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不少人在“明代作家和明代文学考察研究”的范围内选题撰写学位论文。

 在已经通过答辩的二十余篇博士学位论文和四十余篇硕士论文中，大多数是按地域划分（分省或分府、分县）的明代作家研究（如《明代山东作家研究》、《明代浙江作家研究》、《江苏明代作家研究》、《明代福建作家研究》、《明代兴化府作家研究》、《明代青州府作家研究》、《明代无锡作家研究》等），但也有一些作家的个案研究和诗文总集（选集）研究、结社研究、诗文理论研究等。鲁茜的博士学位论文《李维桢研究》便是其中作家个案研究中的一篇。

　　 鲁茜201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于她选择“李维桢研究”作为研究课题，我是十分赞赏的。李维桢从隆庆二年（1568）二十二岁以二甲二十四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开始，至天启五年（1625）以南礼部尚书致仕，六年以八十岁高龄逝世，近六十年间，历仕于南、北二京及河南、江西、四川、浙江、山西等地。

 其不仅有官员的身份，而且以作家的身份置身于文坛，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父李淑与吴国伦、徐中行、梁有誉、张佳胤、张九一等同榜进士，与“后七子”往来密切，李维桢自己也很早得与王世贞、王世懋结识，成为“七子派”的追随者；中、晚年以后，李维桢又逐渐成为“格调派”的中坚及与袁宏道、钟惺等直接交集的人物，、“竟陵”诗学思想论战的重要代表，、“竟陵”的影响。因此，对这样一位作家的考察、研究，对我们了解晚明诗坛及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应该是有价值的。

　　 鲁茜的“李维桢研究”是一个较大的课题，计划分为“李维桢研究”、 “李维桢年谱”、“李维桢文学交游与晚明诗歌演变” 、“李维桢全集整理”四个部分。

       2013年其第一部分研究基本完成，并提交了以《李维桢与晚明诗坛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内容主要是对李维桢生平、著述、文学交游、诗文创作及其诗学思想的论述。

       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陈广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大康教授、谭帆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翁敏华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她的论文进行了审议，并给出了“优秀”的成绩。其答辩决议如下：

 这一决议也基本代表了我对鲁茜论文的看法。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我个人对鲁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习态度和诚恳求实的治学精神也十分满意。

 鲁茜来信说她将抽出论文的一部分，以《李维桢研究》为题出版，要我写一篇序，我自然无法推诿，但关于李维桢和晚明文学，我没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说不出更多的话，在此除了对她的著作出版表示祝贺外，还有就是希望这一课题研究的其它成果能早日完成出版。

2016年8月16日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