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一个永恒的悲哀

2022-08-21 08: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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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
范伯群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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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以法号曼殊行世,广东香山人。父苏杰生在日本横滨行商, 娶日女河合仙为妾,又与河合仙之妹私生曼殊,由河合仙抚养。6 岁回国就读,15 岁随表兄赴日,,参加留日学生革命团体青年会,后又加入拒俄义勇队等,因遭表兄反对而失去经济来源,辍学返国。由于身世飘零,曾三次戒剃。但他始终是一位“亦僧亦俗,亦侠亦文”的革命者和作家。
 
苏曼殊天才绝世,被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称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之一彗星”。他开始助章士钊、编《民国日日报》,以发表诗文及半译半著的《惨世界》而崭露头角。由于他自小就被家人等视为“杂种”,后又流浪飘零,命运坎坷, 再加上个人的气质,他的作品中独有一种幽怨的感伤情调,他的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一经发表,以他的特有的清新典雅的文调,哀伤无告的身世,震撼了当时的青年读者心灵,被视为民初中篇小说的高峰。《禽海石》等的哀情小说之“哀” 与他无法相比。《禽海石》之“哀”是来自后天的种种的阻力,而《断鸿零雁记》的主人公的悲哀是因于先天的与生俱来。流浪无依的孤寂生涯又使他自甘领受“世外法”,以表示对世界的勘破与绝望,使他这位“天生情种”更无法消受世间的温馨情爱。别的小说所写的是“无爱而追求”, 他所写的是“有爱而坚拒”,这种煎熬才是一种最大的悲哀,是一种“爱的绝症”,这才是“至情至哀”。因此在文学史上他既被视为哀情小说的先驱,又是哀情小说的顶尖人物。
 
小说一开始就写他在海天一角的寺院中受戒的情景。他虽还只是一个少年,但已因饱尝冷眼而有“资格”进入“四大皆空”的境界,成为斩断尘缘的佛门子弟。世上人人皆有的, 他却独无——连他的生身慈母也不知道在何方:“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他时时在百静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而主持受戒的长老却悲怆地要他们“向天三拜, 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这三拜既是报恩,却又是一种与世间最亲之人的“决绝”,这象征着他已“还清”了父母的“生养之债”,从此不属于父母而乃佛门子弟。“余斯时泪如绠縻, 莫能仰视”。他在世上曾有过未婚妻,可是因家道中落而对方家长悔婚,可是他的未婚妻雪梅向他表示:“妾舍君其谁属耶?沧海流枯,顽石尘化,微命如缕,妾爱不移。”可是他为了成全雪梅今生的幸福,“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他“只好出家皈命”。……这是一个容不得他生存的世界,四处碰壁的他有一千条理由受戒于“世外法”,以求得心灵的与世无争。可是情节急转直下,浓浓的世间情竟向这位茕茕一身、踽踽独行的浪迹天涯者迎面扑来。先是偶遇乳媪,告诉了他的母亲的确址,又偶遇未婚妻雪梅而得赠金,要他东渡万里寻母,直到他在逗子樱山村找到了他的慈母,这是他懂事以来的首次享受人间温暖,也是一个谨守世外法的佛门子弟的“非法享受”。更引他走入“非法”境界的是他在姨母家遇到静子。这位超凡脱俗的少女,简直使他无法自持:“瞬间, 即见玉人翩若惊鸿,至余前,肃然为礼。而此际玉人密发虚鬟,丰姿愈见娟媚。余不敢回眸正视,惟心绪飘然,如风吹落叶,不知何所止。”他不仅写了静子的外貌,更从她的家世、教养而深入她的内心世界。他翻阅静子的藏书,这些中国的古籍是唐版宋本,有的书汉土也是失传了的。但静子叙述家世为他解开此谜:
 
“三郎观吾椟所藏多理学家言,此书均明之遗臣朱舜水先生所赠吾远祖安积公者。盖安积公彼时参与德川政事,执弟子礼侍朱公,故吾家世受朱公之赐。吾家藏此书帙, 已历二百三十余年矣。”
 
这使他惊讶不已,“今日始见玉人天真呈露,且学殖滋深,匪但容仪佳也,即监守天阍之乌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莫看姨家住在日本深山之中,他真的发现了一朵深山的素心兰,已隐隐闻到这沁人心脾的一股幽香。他所庆幸的是明日归家,“多谢天公,幸勿以柔丝缚我。”这位佛门子弟实际上是大败而归,他只能靠“逃避”去对付“世俗的进攻”。可是更令他无法抵挡的是母亲的“命婚”:“吾决纳静子为三郎妇矣。……若姨一切部署已定,俟明岁开春时成礼。……但望尔与静子早成眷属,则吾虽入土,犹含笑矣。”这已经不是愿不愿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子”的责任问题, 是母亲能否“含笑九泉”的必具的条件。随后是他们两人相互赠画与论画时的心心相通,他觉得面对这么一位慧颖的女子,简直是一种“旷世的劫难”, 随着他的忧幽之色日益显露,得到的不仅是掬心的关怀,再加上他再也无法忍受的“温柔缠绵的拷问”。这是一种与雪梅表现不同的特有的日本少女的相敬相亲,他自知“情网已张,插翼难飞”。
 
一个出世的僧侣,既已还清父母养育之恩的“债”,本不应再“万里寻母”。现在,一日在慈怀之中,一日就有“人子”的责任,何况又面对这么一位“慧骨天生,一时无两”的女子。“佛子离佛数千里,当念佛戒”。那就只有求助于“刚刀慧剑”,挥断的不仅是情丝,连恋母之爱也一并舍割。“潜逃”是唯一出路。于是力遏情澜,山脚疾行,欧舶西渡,并“将静子曩日所媵凤文罗简之属”,沉诸海中。驻锡灵隐,成了他的逋逃薮。可是这位“情僧”世缘并未终了,在偶然的机缘中得知雪梅因“其继母力逼雪姑为富家媳,迨出阁前一夕,竟绝粒而夭”。这又是他在世间所欠下的一笔孽债。于是又要万里奔波,一吊雪梅之墓,冀慰贞魂。可是连这一愿望也没有实现:“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
 
上述的1500 字似乎是一种情节的复述,但是我想借此说明一个文学史上的误读。那就是周作人的将苏曼殊看成是鸳鸯蝴蝶派里的大师,而徐枕亚等则是“带累了”他的不成器的徒弟。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周作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这也是在宣统洪宪之间的一种文学潮流,一半固然是由于传统的生长,,自然倾向于颓废,原无足怪的。只因旧思想太占优势,所以渐益堕落,变成《玉梨魂》这一类的东西。文学史如果不是个人爱读书目的提要,只选中意的诗文来评说一番,却是以叙述文学潮流之变迁为主,那么正如近代文学史不能无视八股文一样,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不能拒绝鸳鸯蝴蝶派,不给他一个正当的位置。曼殊在这派里可以称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周作人在这段话中的误解是不止一处的,既然是谈文学史的潮流,、“颓废”、“堕落”之类的话不仅仅是须慎用,而且是要有足够的根据。他那意思是鸳鸯蝴蝶派的地位是要给的,、“颓废”与“堕落”。而曼殊也属于这一群体,不过要比《玉梨魂》的作者徐枕亚等高明一些。首先,这三点结论是否合于“徐枕亚”之流,且容我们在下一节再作讨论;这里只谈苏曼殊是否属于这一潮流中的大师。我认为苏曼殊与以前的《禽海石》与同时的《玉梨魂》,或以后的“徒弟”们决非一回事。《禽海石》与《玉梨魂》等虽也有高低之分,但它们都是为了诉说当时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不幸,一旦“婚制” 的“更定”,或容许寡妇再嫁,那么这一“哀情潮”也必然会落潮,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陈迹。可是苏曼殊却不同,他有恋爱的自由权,他的慈母之命对他与这位“慧秀孤标”的玉人的结合,完全持促进态度,而且这促进是用一种严正的命令的形式出现的。他不是世俗的婚嫁问题,而是“世外法”与“世间法”的不可调和性,是永远不容跨越的藩篱。苏曼殊——一个永恒的悲哀!这是我们在情节复述后的结论。苏曼殊是一位有革命意志与爱国情怀的作家,可是他对“世外法” 的遵循,也是他的生活经历与哲理信仰所凝成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苏曼殊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因此, 他的小说,也注满着永恒的哀情。他的诗作也奏鸣着永恒哀情的旋律: 他只能对静子们低吟:“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本事诗·七》);他面对自己的法衣, 只能无奈地描画:“袈裟点点疑樱瓣, 半是脂痕半泪痕”(《本事诗》)。
 
诗人的小说是诗化的。他所选择的背景,不是天涯海角,就是深山环抱等与大自然最贴近的地域。他的内心世界往往藉这大自然的演化而“和盘托出”,更有甚者,读者可以在这些诗意的大自然的意境中,凭自己的想象,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如他在受戒时的背景画面:“一日凌晨,,余倚刹角危楼,看天际沙鸥明灭。是时已入冬令, 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暗示着内心的翻腾与纠结,矛盾的忽隐忽现;而凛冽的寒风如无形刀刃,几使人无法容身自存。又,他在海轮上译拜伦的《赞大海》(《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片段)后,他“循环朗诵。时新月在天,渔灯三五,清风徐来,旷哉观也!” 那时的海是最温柔的,他自己的心情也在拜伦的诗作中大起大落一番之后,又复归平静, 是一种不可言状的心驰神往。在第16 章他与静子伫立在大海边两两相对,他无言又故作镇定,“余在月色溟蒙之下,凝神静观其脸,横云斜月,殊胜端丽。此际万籁都寂,余心不自镇。既而,昂首瞩天,则又乌云弥布,只余残星数点,空摇明灭”。这时,那弥布的乌云与明灭的残星,就代表了他的灰暗自惭,无言以对的心态。
 
在文字上,苏曼殊的小说是非常讲究的。他在1903 年,半译半著《惨世界》(原本为雨果的《悲惨世界》)用的是白话,可是从《娑罗海滨遁迹记》开始,他就用浅近典雅的文言。这与当时的文坛风尚有关。自从林纾用史汉式的文言翻译外国作品之后,形成了一个“林译说部”的著名品牌,全国文坛风靡一时。苏曼殊也不能不受这股风尚的影响。当时还有一种盛行的观点:白话仅是照顾文化水平低的读者的阅读工具,要写“美文”还得靠文言。而当时的不少白话文创作是惯用了文言的士人“放下架子”给老百姓写点“大白话”,还只达到一种做作的“写话”阶段,读来很不自然。苏曼殊能用文言写出这样漂亮的小说来,当然受到欢迎。中国宋元以来,小说的语言载体主要用白话,特别是中长篇小说,白话乃此种小说的“正格”,而用“文言”写反是“变格”。可是从林译说部起, 当时就有许多文人反喜尝试“变格”。苏曼殊的文言小说,就是有异于林译的一种变格。正当文人们相互去探寻新的变格时,而徐枕亚用四六骈俪体写中长篇小说,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颖的“变格”,加上他的小说的内容是触及社会的一个新热点,文坛又风尚一时, 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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