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声泉 《侠女奴》与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的生成

《侠女奴》封面

编者按：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实践对理解他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至关重要。宋声泉博士对周作人最早的翻译小说《侠女奴》的底本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对译本与底本的文本做了精细的互勘，指出《侠女奴》的翻译并非通常认为的属于晚清的“意译”风潮，而是用古文逐句对译，带有明显的直译特征。这种文言直译所造成的独特的书面文体，实为周作人五四时期新体白话文的滥觞。

《侠女奴》与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的生成 

宋声泉

内容提要：《侠女奴》是周作人的首篇翻译小说，具有重要的原点意义。本文在1904年之前的近百种英译本《天方夜谭》中，考索出其所据底本并非自述之伦敦纽恩士公司的插画本，而是英国劳特利奇公司1890年发行的The Arabian Nights'Entertainments。事实上，《侠女奴》并非以往认定之“改译”或“豪杰译”，而是逐段逐句甚至亦步亦趋的逐词译，具有基本的直译特征。可以确定，《侠女奴》已经带有部分欧化语体色彩，具体表现为句法逻辑性和严密性大大加强，同时大量复音词出现，溢出既有的古文规范，初具新型书面语言的面貌。这与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洋文馆所接受的英语训练密不可分。

《侠女奴》是周作人的首篇翻译小说，具有重要的原点意义。历来研究周作人翻译道路的生成或其早期思想与文学活动，皆要对《侠女奴》予以讨论。然而，就研究现状来看，除个别学者对《侠女奴》做过精细探考之外[1]，既有成果主要依据译本“小序”与周作人的日后追述，缺乏对译本自身的探究，致使目前对《侠女奴》的分析空疏无当、游谈无根。本文拟对周作人的相关回忆加以辨析、去伪存真；随后，结合考证确定的源语文本对照细读，对周作人的翻译原点重新估量，并藉此打开更为广阔的视域，重新理解其新体白话[2]经验的生成。

一、《侠女奴》底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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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4年8月起，《侠女奴》分四次连载于《女子世界》，后由小说林社出版单行本。该小说译自今人耳熟能详的《天方夜谭》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作为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流传成书的过程十分漫长，形成多种手抄本；虽然它们基本框架相近，但其中篇什的数量、内容或次序却不尽相同。[3]由于故事引人入胜且弥漫魔幻神秘的异域气息，《天方夜谭》在英语世界中一直甚为畅销。至1904年前后——周作人读到其英文版时，至少有数十家出版社发行过上百种《天方夜谭》。它们在篇幅大小、句式使用、词语选择和插画配置等方面有显著差异。故而讨论《侠女奴》，首要问题是确定其底本。对此，研究者大都采信于周作人的三次自述：

我在印度读本以外所看见的新书，第一种是从日本得来的一本《天方夜谈》，这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三先令半的插画本，其中有亚拉廷拿着神灯，和亚利巴巴的女奴拿了短刀跳舞的图，我还约略记得。[4]

我的这一册《天方夜谈》乃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画本，原本是赠送小孩的书，所以装订颇是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5]

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理查自敦勋爵的完全译注本呢……这《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谁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只是阿利巴巴，此外还有那水手辛八和得着神灯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异既有译本，阿拉廷的故事也着实奇怪可喜，我愿意译它出来，却被一幅画弄坏了。这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袋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那么岂能没有辫子呢……[6]

据此，《侠女奴》底本似乎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插画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04年之前，伦敦纽恩士公司（George Newnes）仅于1899年出版过一部《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共472页，配图551张；但其中并没有“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也找不到“拖着一根小辫子”的阿拉廷，且亦非“赠送小孩的书”。

为此，笔者查阅了近百部1904年之前的英文版《天方夜谭》，发现劳特利奇出版社（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的版本与周作人的回忆最为相符。19世纪30年代，该社由乔治·劳特利奇在伦敦创建；1849年，开始印售廉价通俗读物，大获成功；至1860年代，又将重心延至装帧精美且价格低廉的儿童书籍，特别是增加了彩色插图，颇受好评。[7]

劳特里奇1890年版《天方夜谭》内页

在劳特利奇社的儿童图书中，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可谓畅销不衰；仅就笔者目力所及，至少发行过7次——1863、1875、1882、1885、1889 、1890、1895年诸版。后四版皆有与周作人回忆相符的插图，但1885年版在纽约发行，不是伦敦，价格1.5美元，而非“三先令六便士”，可先排除。其他三版除封面、广告页等有少量差异外，正文完全相同，插画与周作人的描述也颇一致，如下：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一显系周作人记忆中的“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袋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图二图三则为“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图一图二在后三版中皆可见，图三仅见于1889年版与1890年版。在周作人的追述中，还有两个信息点可供参考——“三先令六便士”和“赠送小孩的书”。在1890年版中的广告，有“BOOKS FOR BOYS”（给男孩子的书）的提示，并注明价格为“3s.6d”（三先令六便士），1889年版则无；而1895年版虽标明“Price 3s.6d”，但却没有信息指向“赠送小孩的书”。

此外，还可从译文内部加以确认。对读劳特利奇与纽恩士的《天方夜谭》，不难发现阿里巴巴故事在文字组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劳特利奇版叙事详实、细节清晰，而纽恩士版则较为简略。通过细读，可以看出周作人的译文与劳特利奇版十分契合。故事开端即是一例：

In a certain town of Persia, sire, situated on the very confines of your majesty'sdominions, there lived two brothers, one of whom was called Cassim, and theother Ali Baba. Their father, at his death, left them but a very moderatefortune, which they divided equally between them. It might, therefore, benaturally conjectured, that their riches would be the same; chance, however,ordered it otherwise.

Cassimmarried a woman who, very soon after her nuptials, became heiress to a verywell-fnrnished shop, a warehouse filled with good merchandize, and someconsiderable property in land; he thus found himself on a sudden quite at hisease, and became one of the richest merchants in the whole town.（劳特利奇版）

INa town in Persia, there lived two brothers, one named Cassim, the other AliBaba. Their father left them scarcely anything; but Cassim married a wealthywife and prospered in life, becoming a famous merchant. （纽恩士版）

前十世纪之时，波斯某街有兄弟二人，一名慨星Cassim，一名埃梨醅伯Ali Baqa。其父在时，家仅小康，死后平分以给二人。其所得产业各相等，析居而处，尚可拮据以度日，及后景遇不同，而二人生计上之状态遂亦各异。

慨星娶一少妇，当未结婚之前，为一富贾之继女，承袭其产，有土地上之不动产甚多，且有仓库一所，满貯商品，其值不赀。及归慨，携之与俱。慨星以妻之花荫，于是一洗其昔日之穷愁，突然一跃而为富家儿，财名甲于一镇。（《侠女奴》）

显而易见，劳特利奇版开头的两段话，在纽恩士版中仅以一段高度概括，而《侠女奴》基本依据前者逐句翻译而得。类似情况还有许多，例如，阿里巴巴哥哥死后之安葬，纽恩士版只用三句话略加叙述，而劳特利奇版则多出葬礼的宗教仪式，《侠女奴》亦与此相应。在《侠女奴》中，劳特利奇版有而纽恩士版无的故事细节至少数十处，可证三个文本关系之远近。至此可推定，《侠女奴》底本为劳特利奇发行的《天方夜谭》，1890年版可能性最大。

 

二、《侠女奴》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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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底本，为深入探讨周作人翻译原点提供了新的可能。周作人自言《侠女奴》“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8]，后世学者多结合周作人对题目的更改，判断《侠女奴》属梁启超式的“豪杰译”，甚至视之为“改写”，但实际并非如此。

从整体上看，周作人是非常认真地在翻译《侠女奴》——基本受制于原文叙述，对译比重明显多于擅改。例如，写阿里巴巴初次从藏宝洞归家时的一段：

Ali Baba took the road to the town; and when he got to his own house, hedrove his asses into a small court, and shut the gate with great care. He threwdown the small quantity of wood that covered the bags; and carried the latterinto his house, where he laid them down in a regular manner before his wife,who was sitting upon a sofa.

乃驱驴疾行，取道归镇。埃梨既至其家，推户而入，引驴至一小天井中，郑重着意而闭其户。遂取去覆袋之薪，而携其袋至内室，置于其妻之前。其妻方倚睡椅而坐。

 

可见，除划线句为译者增补之外，其余皆为逐句译；甚至在“took the road to the town”、“shut the gatewith great care”等分句中，每一词都做到了对应。

 

在《侠女奴》中，还可以找到许多逐词翻译的例子。如写到盗贼发现藏宝洞外异象时，几乎每一个词或词组都可在译文内找到对应：

Therobbers returned to their cave towards noon;and when they were within a short distance ofit, and saw the mules belonging toCassim, laden with hampers, standing about the rock, they were a good deal surprised at such a novelty. They immediately advanced full speed, and droveaway the ten mules,

日将午，众盗皆返。行渐近，忽见有骡负大筐，鹄立于岩石之下，皆甚讶异。因即疾驰而前，逐去此十骡。

 

尽管个别地方做了更符合汉语习惯的承前省略，但在晚清，如此忠实的译文已属十分难得。不过，总体上看，段落式的逐词译在《侠女奴》中并不常见，却可找到许多单句：

1.giving it tothe wife of Ali Baba, apologized for having made herwait so long

以升与埃梨之妻，并谢使之久待之罪

2.Far from feeling any satisfaction at the good fortune which his brother had met withto relievehim from poverty

不以为埃梨得此，可以救其穷困为埃梨喜

3.butI desireto know also theprecise spot where this treasure liesconcealed; the marks and signs whichmay lead to it

然予欲知此财物所藏之精确场所，有何符号，以为指导

4.their chief object was to discover him to whom they belonged

其主要之目的，即在根求主有此骡之人

5.Ali Babadid not wait forhis sister's entreaties to go and seek for Cassim. 

埃黎不俟其嫂之恳乞，即立时许可往寻其兄

6.At length he drewhis pursefrom his bosom, and putting them in it

至终则自怀中取夹袋纳入之

7.“I cannot conceive," added he, "who can have imitated my mark with somuch exactness”

予不解其何以模拟能如是之酷肖

8.not only by looking at it attentively, butby passing before it several times

不斤斤注视，而仅于其前周行数过

9.This act, so worthy ofthe intrepidity of Morgiana, being performedwithoutnoise or disturbance to any one

曼作此事，殊有价值。伊一人为此，不作一声，亦不惊扰众人

10.Morgiana had scarcely waiteda quarter of anhour, when the captain of the robbers awoke. He got up, and opening the window, looked out

曼窥俟约十五分钟，盗首醒，由床上起，开窗四顾

 

在标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词语对应关系后，逐词译的特点便清晰可见。

此外，还有其它表明《侠女奴》存在直译特征的痕迹。首先，尽量保留人物说话口吻，特别是语气词。如：

麦闻言有难色，既而曰：“啊！啊！汝所言，予知之安。汝殆欲予为一违心之事，如是则必有关于予之良知与节操。”

Baba Mustapha began to make difficulties “Oh，oh，” said he，“you want me to do somethingagainst my conscience or my honor”

麦曰：“否，否。予记之甚清。”

“No，no”said Baba Mustapha，“I know what I say”。

其次，保留译文明显的异域文化色彩。虽涉及伊斯兰地区的宗教与风俗，亦不加删改，如“慨星之妻留于家中，与三五邻妇相向而哭，是盖彼时之习俗使然”，另如阿里巴巴兄长下葬的情节等。同时，译者也没有将人名、地名、物名“中国化”，这已接近《域外小说集》的“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在《侠女奴》中，主要人物首次出现，均标以英文：曼绮那（Morgiana）、慨星（Cassim）、埃梨醅伯（Ali Baqa——此处误排，应为“Ali Baba”）、苛琪亚（Cogia）。同时，清真寺“mosque”音译为“墨思克”，为避免读者不解其意，自注称“回教徒之礼拜堂”。另有香精“essence”音译为“安笙思”，以之为一种药名，猜测其“殆参苓之类”。此外，为世人所熟知的“芝麻开门”——Open Sesame，被周作人译作“西剡姆，启户”，并标注“意译为胡麻”。可见，不以意译的方式翻译《侠女奴》，似乎是周作人有意的选择。

平心而论，《侠女奴》既不是随性而为、漫不经心的“乱译”，亦非鲁迅《斯巴达之魂》一类参以己意、纵情发挥的“编译”或“译述”。简言之，《侠女奴》译法的底色是逐句逐词译，从篇章层面来着眼，直译部分占有较大比例。这便打开了我们考察周作人翻译道路生成的新视域。在以往研究中，一般认为到了《域外小说集》，周作人才开始直译。但事实上，因缺乏对《侠女奴》所据底本的了解，仅仅依靠周氏的追述而加以想象性的阐释发挥，使其翻译的原点被误解，并忽视了翻译行为内在的连续性，也限制了对晚清周作人的认知有新的突破。

 

三、《侠女奴》的语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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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查周作人的翻译方法后，便可深入理解《侠女奴》的语体。译者自言“用古文”，但此类“古文”其实颇可玩味。事实上，由于直译成分的存在，《侠女奴》的译文已然带有欧化语体色彩。

首先，句子关系趋于严密。王力曾指出，汉语句子结构在“五四”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语尽可能不省略[9]，《侠女奴》中便有体现，如：

但其以何方法而得入此门，则此问题终不能解决。

麦闻言摇首曰:“否。汝不知我。我年虽老，然眼力尚佳。我尚忆数日前有人招我至一处”

顾谓盗曰：我业告汝，知之不详，即使予往，所得恐亦不能如汝之望也。惟当日出门时之事，予尚记忆之，馀则忘矣。去去！我行将为汝思索之。”

 

在传统汉语中，“凡主语显然可知的时候，以不用为常”[10]；而例文中，笔者所标可省略之主语皆未去，这便与翻译相关。

   

其次，逐词译造成了《侠女奴》中出现很多“信而不顺”的句子。如“其主要之目的，则在访有无被杀而死之人，于通常谈话间”、“于是即取垩笔仿其式，作记号于上下两旁之邻屋，与埃梨之居相似者”，尽管文言语法可以有后置成分，但由于译不出英语从句的引导词，限制了句意的呈现；有的是词汇已经据前后语境补译出来，但译到后面，为了不丢原文，又译了一次，使句子显得啰嗦或杂糅，如“以恐吓大胆之人，有仿之而为此危险事业者，使之惊走”、“如贵君以予之请求，为无不便于贵君”……另如“其所用之规则，亦无与人以可根究之痕迹”、“因户间已加键二道之铁闩，颇不易出也”等一些读来颇感生涩、不合于全文语体风格的句子，均与过于死板的译法相关。

带有欧化色彩的语体难免会给人以佶屈聱牙之感。因为中西语法存在巨大差异，英语以形显意，多运用形态来表达语法关系，句子各成分(包括单词、短语、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靠关联词等显性连接手段来直接表示，故而语序十分灵活，且以主谓核心协调控制全句结构，环扣相嵌，盘根错节，句中有句，可以使冗长的句子不致流散，从而形成一个中心明确、逻辑清晰、层次显豁的语法结构；然而，汉语因为缺少丰富的形态变化，在组合上它很难叠床架屋,实现句子的立体结合。[11]同时，周作人为坚持字面上的对译，故而不得不努力拆解腾挪而沿用原文句序，有时也就使“读者几莫名其妙”。

再者，《侠女奴》语体的欧化色彩还体现在词汇方面。周作人在谈翻译时曾说：“中国话多孤立单音的字，没有文法的变化，没有经过文艺的淘炼和学术的编制，缺少细致的文词，这都是极大的障碍。”[12]然而，在《侠女奴》中，周作人已经使用了诸多复音词来翻译，且多半是采用日本人的新译语。这一方面是受时代风潮的影响，但还有更直接的原因。周作人自言最初译书时，“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处的，只是一册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13]，而“当时中国为西洋语言(主要是英语)编写词典的人由于贪图便利，就照抄了日本人所编写的西洋语言词典的译名”[14]。笔者所见壬寅年（1902）三次重印版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确实多为复音词译语；更何况，鲁迅还从日本寄给过周作人一册《英和辞典》，方便周作人绕开汉译径直借日语词汇来翻译。[15]王力曾指出，“复音词的创造”是“欧化的语法”的重要表现，“中国本来是有复音词的，近代更多，但是不像现代欧化文章里的复音词那样多”。[16]《侠女奴》译文中大量复音词的出现，亦带有撑破既有古文规范的效应，从而初具新型书面语言的面貌。

   

关于其最初阶段的翻译，周作人自言道：“那时还够不上学林琴南，虽然《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已经刊行，社会上顶流行的是《新民丛报》那一路笔调，所以多少受了这影响，上边还加上一点冷血气，现在自己看了也觉得有点可笑。”[17]这里“够不上学林琴南”，就是指过于求“信”，做不到以地道的汉语文章表达出来；而《新民丛报》的笔调，即为梁启超的“新文体”。不过因为翻译不似创作，要受原文限制，特别是周作人还力争相对的忠实，故而《侠女奴》的译文不大具备“杂以俚语”、“杂以韵语”、“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等“新文体”的特点，最称得上笔调相似的其实是“平易畅达”和“杂以外国语法”。尤其是“仿效日本文体”的后者，是“新文体”最为特异之处。对此影响梁启超最大的两位是日本的矢野文雄和德富苏峰，而恰巧两人都是“欧文直译体”的代表。[18]有趣的是，梁启超的翻译本身是与之大相径庭的“译意不译词”，自家的散文创作却巧妙地杂用了“汉文调、欧文脉”的翻译体。然而，周作人的译文反倒是直接接续“新文体”的日本之源，达到了“以西文体为骨”的效果，甚至在这一方面超前于他所模仿的“新文体”。

值得肯定的是，正是借由翻译实践，周作人的汉语写作习惯开始发生着改变。《侠女奴》虽然看似是“古文”，但因过于死板地依照原文进行对译，使句法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大大加强，本质上已经成为了“古文”的变体。文言的色彩基本只体现在词法上，至于句子内以及句子间的关联方式，已与桐城古文及八股时文颇为相异。譬如“盗住数日后，以种种秘密方法，或明或暗，或朝或暮，驾一马自穴中搬运许多美好之织物，锦绣布帛之类，至旅店中，而转售之于一商店”；“埃梨闻言甚感动，答曰：‘汝之恩没世不敢忘，予之馀年，皆汝所赐，予必相报以明予志。自今以后，予当还汝自由’”。可见，这已然成为一种带有欧化色彩的“古文”，对于其日后的语体转向而言，亦具有起点意义。

 

四、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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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五四”前后，汉语书面语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体现在文言到白话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与中国旧有白话迥然有异、带有浓厚欧化色彩的新体白话。而周作人既是这种新体白话的重要开创者，也是欧化程度极为突出的代表。刘半农曾说：“语体的‘保守’与‘欧化’，也该给他一个相当的限度。我以为保守最高限度，可以把胡适之做标准；欧化的最高限度可以把周启明做标准。”[19]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之前，从未发表过白话作品。而且，他成长于绍兴，在杭州侍奉过入狱的祖父，两地皆为浙方言区。周作人自幼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以科举为目标，擅长古文；虽然也读《镜花缘》一类的白话小说，却始终难于以白话写作。正如陈平原所说，“对于从小读古书作古文的这一代作家来说，很可能如《<小说海>发刊词》所表白的，‘吾侪执笔为文，非深之难，而浅之难；非雅之难，而俗之难’。采用文言简捷便当，一挥而就；采用白话反而劳神费心，‘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20]那么，如此特殊的语体是怎样形成的？

据前文所述，周作人日后新体白话的创制，既不源自旧有的章回小说，也非简单地渊源于梁启超“新文体”，更不是倡导“开民智”的报刊用于下层启蒙的口语白话；而是肇始于翻译实践对欧西文脉的吸纳和对古文体制的变形。那么，一个关键性问题出现了，既然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与其翻译实践密切相关，他何以在晚清以“意译”为风尚的时代反其道而行之，在首次翻译小说时采取带有“直译”色彩的方法？这便要追述到江南水师学堂的英语教学。

1901年，周作人入读江南水师学堂。关于江南水师学堂的英文课本，周作人曾自言读的是“印度读本”，“发到第四集为止”，“英语读本《英文初阶》的第一课第一句说：‘这里是我的一本新书，我想我将喜欢它’”。[21]所谓“印度读本”，也就是周氏提到的《英文初阶》，但周作人将名字记错了，应为《华英初阶》（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原是英国人编给印度小学生学英语用的初级教材，名为Primer，意为入门书、启蒙读本。周作人日记所载的“洋文启蒙书”——“泼赖买”，即是Primer的音译汉字。1898年，商务印书馆委托谢洪赉为Primer配中文注释，并与英文本对照编排，非常便于英语初学者的使用，故深受好评。《华英初阶》热卖后，商务印书馆又请谢洪赉把高一级的课本以同样的形式翻译出版，名为《华英进阶》。《华英进阶·初集》课本的译文便皆是白话。譬如周作人二十年未曾忘怀的那篇《我的新书》，如下：

Here is my new book. I think I shall like it. There are some hard words in it, which I do not know. But, They will not same hard to me long , if I learn some much day.

I should make a good use of my time. When a day is once gone, it does not come back. Let me try to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and try everyday to be better than I have been before. 

这是我的新书。我想我应该喜欢这书。有好几个难字在这中间就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若然每日学些，则他们不致久难于我。

我应该善用我的光阴。日一过了，不再回来。我应该每日勉力学些新事，并且每日勉力求胜于前。[22]

《华英进阶》三集封面

纵观全书，满是此种略显拗口的白话，如“我们决不能捉得的，是已经出我们口中的言语”、“昔有一小孩见一瓶盛满的是硬壳果，故他去伸入他的手要拿些出来”、“前有一支燕子作他的巢在窗角里”、“这树就是他的父亲曾经禁止他不许触动”……虽然词句造作，且不乏语法错误，但本质上却与章回小说一类的俗语白话颇为不同。江南水师学堂将“背书”作为考试科目，周作人在二十年后仍可大致写出，可见当年记忆之深。

其实，正是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期间，周作人也开始了最初的白话实践，此少为人所注意。1902年7月18日，周作人收到了鲁迅寄自日本的信，“尽二纸，尽白话”，原本“拟即答”，未能；后于第二日，“作日本信，得五张亦白话，至午始竟”。[23]周特意在日记中记载用白话写信，可见对于他和鲁迅而言，都是新鲜事，只是从“至午始竟”中，也能看出他对白话有生疏之感。然而，由于信件未能存留，因此这种翻译教学是否对他在“白话”层面产生影响，目前不得而知。但所幸《侠女奴》存留了下来，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于“新体”层面的变革——事实上，这也是“五四”时期新体白话的关键所在。正如陈思和所言，“新文学的效果和特点，其实并不在于是否使用一般意义上的白话……如果说追求现代性以及同时感受现代性的分裂是五四新文学的特征，那么，与其说新文学提倡了白话文，还不如说是提倡了欧化文”[24]。

《华英进阶》共五集，除《初集》译为白话，至《贰集》起，则一直以古文译出。周作人译《侠女奴》时已学至《三集》。该书共有课文110篇，长度一般在150个单词。其中，字课（Word Lesson）8篇，文法课（LanguageLesson）9篇，课文内句子前后不相承。此外，其它课文或是记叙新见闻、绍介新知识，或是通过故事来揭示人生哲理。与《初集》一样，《华英进阶》后面几集均为逐字逐句译，这与《侠女奴》的翻译方法呈现出相当的一致，其中也不乏为“信”而损失汉语表达流畅度的例子。如《叁集》第十七课《如尔意》中，原文“To all who wait upon or serve you,believe that,‘If you please’ will make you better served than all the cross or ordering words in the whole dictionary”被逐词译为“对于仆隶下人，亦当深信此如尔意三字，盖此三字实足以得更切心之服役，胜于种种含怒辞使令辞之在全部字典内者也”。这类读来略感怪异的句子，一般出现在翻译原文中较为复杂的句子结构时，周作人译《侠女奴》时亦如此。

此外，部分示范性译法也被《侠女奴》采用。课文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都以音译方式，如Philip Sidney（腓力悉德尼）、Africa（亚非利加）、巴玛拉树（palmyra）等。在句子结构方面，也有近似的译法，例如，译位于句中或句末的时间状语时，一般会将其置于最前端译出；遇动词搭配方位短语时，习惯于把方位短语提前；单句或短句大体上会逐词译，多重复句或遇到句意缠绕的句群，则总是调整前后语序；人称代词虽有据前后文而省略的情况，但相对古文而言，基本保持着主谓宾的完整；语气词、并列关系的形容词或副词，以及重复的词或短语，也都照直译出，不加省略。

   

毋庸置疑，《侠女奴》的译法直接源自周作人的英语课堂训练。他在洋文馆考试中，翻译是一项重要内容。周作人日记曾载，“上午考读、默、拼、解、写五项，窘极，约差一百多字。下午考翻译，尚好，不至大错”。[25]可见，翻译是周作人擅长的科目。而教科书作为一种权威，无疑会形塑受教者的观念。正如1912年出版大家高梦旦所言，“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备具，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26]对于周作人的翻译实践，洋文馆英语教科书的作用显而易见：它几乎是周氏当时习得英语的唯一途径，加之日复一日的课上讲授、课下练习，并通过定期考试和成绩奖惩形成的鞭策机制，使知识与方法由教科书完成向学生主体的迁移和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华英进阶》诸集表现出一种照字面操作的“翻译腔”——“信”有余而“达”不足。这也是严复批评之“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27]周作人学到的翻译体式，却恰为古文家所讥之“斤斤于字比句次”的典型。至于周作人缘何不选择《初集》中的白话来进行翻译实践，也很好理解。“初集”二字，已在字面上提示了难易之别；换句话说，白话译文不过是初学者的入门课。而对于已经学至《三集》且更娴于古文的周作人而言，自然不屑于使用白话，而选择更高层级的语体。但无论如何，《华英进阶》的翻译教学逼出了《侠女奴》带有“新体”色彩的弹性古文。

 

五、余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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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侠女奴》之翻译在周作人新体白话生成的悠长历史轨迹中，只是具有重要的“原点”意义。此后，《侠女奴》的对译方式很快被周作人舍弃。根据笔者的考察，在1905年小说林社刊行的单行本《玉虫缘》和同年前后连载于《女子世界》的《荒矶》中，由于周作人使用英文本为底本、日译本为参照的翻译方法，译文语体的文章感更强，如刻意追求四字体句式的运用，并以古文伸缩之法构造译语，较之字面的对译，可称之为腔调的还原，乃更高层次的“忠实”。众所周知，此种译法在《域外小说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至1914年前后，周作人的文言日汉翻译，尚需通过“增减字句”以求“成章”和色泽。然而，当他为《新青年》译稿时，以文言成之的《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再次回归《侠女奴》时期的“逐字译”，甚至不惜背负“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之“恶名”——他尽量保持原文的修饰关系，努力把多层次意思串联叠加在一句之中，语气有时也不加停顿，使句子的组织严密化，主谓分明，脉络清楚。

至此，文言与白话实际上只隔一层“窗户纸”，只需去掉“之乎者也”的表层，便可划入欧化风格的新体白话行列。正如王风指出，“在周氏兄弟手里，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在文言时期就已经进行，因而进入白话时期，这种改造被照搬过来，或者可以说，改造过了的文言被‘转写’成白话。……周氏兄弟的白话确实已经到了‘最高限度’，这是通过一条特殊路径而达成的。在其书写系统内部，晚清民初的文言实践在文学革命时期被‘直译’为白话，并成为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重要———或者说主要源头。因为，并不借重现成的口语和白话，而是在书写语言内部进行毫不妥协的改造，由此最大限度地抻开了汉语书写的可能性。”[29]看似横空出世的新文学的新体白话，在周作人处，早在翻译《侠女奴》之时，已在无意间开始了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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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樽本照雄「周作人漢訳アリ・ババ『侠女奴』物語」、『清末小説』第26号、第27号，2003年、2004年.

[2]“新体白话”即“五四文学革命后诞生的一种使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的文学语言”，它“以现代口语为基础”且“有意吸收欧化的语言成分”。参见严家炎《“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3]关于《天方夜谭》的版本，参见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3-556页；[美]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李庆本译，《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4]作人：《学校生活的一叶》，《周作人散文全集2》，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5页。下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者，皆出自此版本。

[5]周作人：《老师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56-258页。

[6]周作人：《我的新书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90-291页。

[7]参见高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彩色印刷及图书设计研究（1837-1890）》，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93、107、121页。

[8]周作人：《老师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56-258页。

[9]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9页。

[10]王力：《王力文集》（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11]参见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12]仲密：《译诗的困难》，《周作人散文全集2》，第257-258页。

[13]周作人：《老师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56-258页。

[14]王力：《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8页。

[15]据周作人日记可知：壬寅年六月初八日，洋文馆发《华英字典》；同年十一月廿五日，收到鲁迅寄给的“辞典”。周作人曾说“当时用的是日本的《英和辞典》”，见《我的新书二》，《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93页。

[16]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34-335页。

[17]周作人：《丁初我》，《周作人散文全集11》，第448页。

[18]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与矢野文雄、德富苏峰之间的关系，参见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5-259页。

[19]刘复：《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求益书社1924年版。

[20]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21]《学校生活的一叶》，《周作人散文全集2》，第824页；《老师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56页；《我的新书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89页。

[22]《华英进阶》（初集），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第5页。本文所引为第六次重印本。

[23]《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24]陈思和：《一份填补空白的研究报告》，见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5]《周作人日记》（上），第318页。

[26]高凤谦（高梦旦）：《<新字典>缘起》,见傅运森、沈秉钧、蔡文森等编纂:《新字典》，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2页。

[27]严复：《译例言》，《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

[28]关于本节论断，笔者拟另撰文分析，此处点到为止，不多赘言。

[29]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168页。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5期。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