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正文之前，我想谈谈我的选题缘起。这与我个人的兴趣是分不开的，我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课上偷偷看的金庸的《碧血剑》，那是两千年出头，当时的电视上武侠题材的古装剧花样繁多、制作精良，不像现在已然式微。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我基本都看过，可以说它是伴随着我成长对我的三观塑造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因子，及至大学非常幸运地选修到一门武侠小说的选修课。
课上那位女老师告诉我们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们男生都爱读金庸古龙，女生都捧着一本琼瑶小说，俨然是一种标配。她问我们为什么钟情于武侠小说，更爱金庸还是古龙？我激动地举手回答：“我喜欢武侠世界的恩怨分明，江湖儿女的侠骨柔肠，一笑泯恩仇的恣意通达。相比金庸，我更爱古龙，他的新武侠转型作《风雪会中州》中的男主角沈浪是我最爱的武侠小说男主角，同时也是我的理想型……”
抱着这样一种迷妹的心态来谈侠文化，我愿意尽可能表现得专业一些，如有讹误，还请批评指正。我所参考的书目主要是美籍华裔作家刘若愚的《中国之侠》，这本书面世于1967年的海外，是第一部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上游侠的专著，直到1991年有了我现在看到的中译本。追溯“侠”的文化已有约二千四百年的历史，广泛记载、流传于史传、诗歌、小说、戏剧舞台、民间传说中，至于现代的武侠小说、新武侠小说以及所谓新新武侠全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
“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同样的话在《荀子·劝学》中也有，反映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言群体儒法二家对“侠”群体的否定和压制。首先给予“侠”以肯定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著有《游侠列传》，为朱家、剧孟、郭解这样的侠士申辩，认为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但“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司马迁后来不畏强权为李陵辩护不也是侠义精神的一种体现吗？
在此有必要对“侠”的概念进行简要辨析，如果说早期的“侠”是在春秋战国封建秩序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之际产生的一类“不稳定”的社会群体，是谓游侠。那么后来衍生出来的武侠、剑侠、仙侠、豪侠、盗侠等诸多概念是其变体，比如武侠就一直是推崇“侠”第一，“武”第二，甚至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而儿女英雄小说、侠义公案小说、飞仙剑侠小说、技艺小说等武侠小说的丰富形式，万变不离其宗，都归于一个“侠”字。“侠”早已超越具体的文化形式上升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义之精神与生命同构，是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和生命意志的流露。
如果非要给“侠”下一个定义，我认为“侠”是一群重诺轻死、扶危济困、反抗强权、洒脱不羁，充满叛逆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结的人。这是广义上的“侠”，狭义上的“侠”文化本文专指武侠小说。
司马迁最早将先秦以来的“侠”根据区域、身份分为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等平民之侠。而对于收养平民之侠为门客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虽划入游侠范围礼赞其贤但并无过多热情，对于侵凌孤弱的豪强之徒更是认为不配与朱家、郭解等侠士相提并论。
当代学者韩云波将古代游侠区分出三种侠义模式：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私剑之侠即先秦时期投靠在战国四公子等贵族门下的食客、死士，将荆轲这样的刺客也一并纳入游侠范围。道义之侠即司马迁盛赞有君子之风的游侠，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定义了何为“侠义”。以“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为“仁”，即是要求社会的公平；以“不既信，不倍言”为“义”，即是要求人格的真实。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是侠的理想道义，也即“侠义”。江湖之侠则取自章太炎《检论》卷九：“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顺民即“蒿莱”，朝廷即“明堂”，而在这二者构成的“官/民”二元结构之外游离着的那些一切不稳定的成分，都可以称为“侠”。
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反映了不同时代赋予“侠”的不同内涵，私剑之侠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早已式微，在侠义公案小说中已经归顺朝廷，成为御猫爪牙之流，不见游侠自身风采。道义之侠虽在历史中几经蜕变，然而“仁”和“义”已然成为侠文化的两大精神内涵。江湖之侠则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江湖是自立于朝廷之外的一片天地，江湖有江湖自己的规矩，各路豪侠在其中各显神通。
侠文化的发展有一个由史实进入小说的过程。最早出现游侠形象的小说是《燕丹子》（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6世纪），明显是由司马迁《刺客列传》荆轲篇而来，不同的是明确将荆轲作为侠客形象来塑造。到了唐代《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唐传奇艺术成就很高。其中袁郊的《红线》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讲的是潞州节度使的婢女红线为主人夜盗田承嗣金盒以震慑他的故事，颇具奇幻色彩。到了宋元年间，李昉、徐弦等人主编的《太平广记》收录“豪侠”类小说25篇为后世武侠小说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素材与启迪。
明代出现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的《水浒传》，代表着文言武侠时代的逝去，可谓古代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之后陆续有以续集形式出现的模仿作，如清代陈忱的《水浒后传》，俞万春的《荡寇志》，此外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侠义爱情小说比较有特色。前者如《三侠五义》，其中南侠展昭与包青天包拯就作为一对黄金搭档被多次改编进影视作品中，不过这时候的侠已经退居二线，类似于朝廷编外人员，帮助清官破案保护其安危。后者如《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一反以往英雄志短，儿女情长的论调，势要写出自己心中既有英雄气概又有儿女情长的理想人物，不管其作品是否成功，但我认为见地不错：“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
小说以外，我们熟悉的诗歌中也有不少歌颂侠士以及向往任侠精神的诗篇。比较著名的有曹植的《白马篇》，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李白的《侠客行》、《少年行》，孟郊《游侠行》，贾岛的《剑客》，陆游的《宝剑吟》等等。要么表达了诗人对侠客的景仰，要么抒发了对游侠已逝的伤感，要么赞美游侠自由洒脱的性情，要么感怀自身虚度年华而无用武之地。呈上李白的《侠客行》感受一下：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我想侠文化至今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武侠小说仍然吸引无数青年人，大概在于它使我们看到了现实世界之外另一种活法，在那个世界里信奉的是邪不胜正、肝胆相照、快意恩仇，遵循的是盗亦有道、义薄云天、扶危济困……不是说现实世界不堪，只是借着武侠小说我们沉重的心灵能从生活的羁绊中得到片刻解脱，幻想自己有一日也能练得神功，惩恶除善，成为世人景仰的大侠，而不是早早向世俗妥协，承认自己不过平庸之辈，自此活得“好像一条狗啊”。如果说传奇不过是凡俗人生中一点飞扬的激情，那么这激情寄托在何处呢？我想武侠世界是一个。武侠被誉为是成人世界的童话，是疲惫生活中一个不死的英雄梦想，它并不全然虚幻，相反它映照着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怀抱着侠的气度能使我们活得有理想，有寄托，有朝气。
参考文献：
【1】（美）刘若愚著：《中国之侠》，周清霖、唐发铙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9月第1版。
【2】罗立群著：《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10月第1版。
【3】百度百科词条“侠文化”、“武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