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晓薇 | 莫言小说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传统

在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中，莫言小说以我们民族不多见的血性、狂欢气质与酒神精神显出其独特性。这种文学风貌的形成当然与《红高梁》、《檀香刑》、《野种》等“新英雄传奇小说”，以及他对塑造英雄形象的情有独衷有直接关联。

探究这种独特的文学个性与创作倾向形成的根源，一方面自然是与作家本人的个性特质有关，另一方面离不开作家出生成长的地域文化与文学滋养。莫言的故乡是山东，也是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之作《水浒传》中众多好汉的故乡，以及梁山英雄揭竿起义、聚啸山林之处。地域文化的亲缘性使莫言对《水浒传》颇有认同感。从莫言的创作谈、访谈及散文中，确可以看出他对《水浒传》的熟悉与喜爱。此外，他提及的明清英雄传奇小说还包括《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包括对他影响颇大的，也有部分英雄传奇因素的《三国演义》。

以下将从英雄人物的塑造入手，考察他笔下英雄形象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英雄形象的渊源，借此管窥他对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接受与改造。

已有数位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指出，由于说书艺术与戏曲影响，明清英雄传奇中人物形象设置带有程式化与类型化特征，如同说书艺术一样有着固定的角色分配，即所谓“四梁八柱”。所谓“四梁”是指一部书的书根、书领、书胆、书筋，“八柱”是支撑着“四梁”的配角。具体就英雄传奇小说而言，其中的“书胆”与“书筋”就囊括了两类英雄形象。“书胆”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主角，“是左右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人物，他的命运线就是全书的正义力量成败兴衰的命运线”。比如《水浒传》的书胆是宋江，《说唐》的书胆是秦叔宝，《说岳全传》的书胆是岳飞。英雄传奇小说中的书胆实际上就是正统英雄形象。他们是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一般都具有仁孝智勇，豪爽侠义，忠君爱国等美德，符合正统伦理道德标准，承担着小说的道德教化功能。书筋是英雄传奇小说中依附“书胆”而存在的次要人物，其功能“是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的针线，是观照书胆与之交相辉映的陪衬”。比如《水浒传》的书筋是李逵，《说唐》的书筋是程咬金，《说岳全传》的书筋是牛皋。英雄传奇小说中的书筋是“必须具有的逸趣横生、寓庄于谐的人物，以奇取胜，以趣逗人，助书胆以建功，在困危处着力，解危排纷，别有诀窍。”实际上是喜剧英雄形象。除高强武艺与骁勇善战等英雄必备的特质外，他们别具一种诙谐的喜剧效果，或粗鲁莽撞，或傻里傻气，或天真质朴，有时还吹吹牛撒撒谎，承担着小说的娱乐功能。

正统英雄与喜剧英雄，一主一次，一正一反，一庄一谐，形成绝妙的英雄角色搭配，构成了明清英雄传奇小说英雄人物结构的特定模式。金圣叹曾提到《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的“背面敷粉法”与“反衬法”。“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托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读第五才子书法》）这两种人物塑造方法正是正统英雄与喜剧英雄之间相互映衬造成的相得益彰的效果。这两类英雄角色的关系相异对立的背后是深层次的互补同一。夏志清说“宋江本性温和，颇有策略，很少发火，但在喝斥李逵时，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不可告人的部分”。所以不妨将正统英雄与喜剧英雄看成是一个角色的两部分，一代表该角色的理性与意识层，一代表其非理性与无意识层。“喜剧英雄的莽撞言行多半还是为了正统英雄们的利益，正统英雄对他们的喝斥只不过是一种掩盖的策略而已，这种掩盖往往能使他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是喜剧英雄所言才是他们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莫言小说中的英雄也可以分为正统英雄与喜剧英雄。最典型的代表是中篇小说《野种》。在这部可视为《红高梁家族》的续作，描写淮海战役渤海民工团民夫连为前线部队送粮的战争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余豆官和指导员两位英雄形象。喜剧英雄是余豆官。余豆官是余占鳌的儿子，民夫连里一名普通民兵，有着幼年吃狗肉长成的高大健壮的体格，耐力、敏捷超于常人，有一手好枪法，“对大规模的战争有着强烈的兴趣”，是一个“天生的战士”。另一方面，他又有着顽童般的调皮捣蛋的性格，经常用一些匪夷所思又令人忍俊不禁的手段来指挥队伍。比如他从连长和指导员手中夺过枪后，自作主张临时代理连长，把民兵刘长水、田生谷抽调出来作为专职随从，模仿岳飞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号称“驴前田生谷”、“驴后水长刘”；唱“时而荒谬绝伦时而又严肃认真得要命”的自编顺口溜和歌曲，诸如：“解放军在前边打大仗/等着吃咱车上的粮/睡觉是为了送军粮/谁不睡觉操他的娘”；用缝包弯针去扎昏睡的民夫的穴位，令他们神志清醒，起身赶路……言行粗野，却十分有效。豆官行为的另一关键词是“僭越”。 比如，当指导员和连长射乌鸦时失手射死了运粮的驴子，他竟然批评两位上级枪法不好，“好像一位班长批评两个战士”。并且缴下两位领导的枪，还自作主张临时代理连长职务，将“严肃而呆板的连队变得生龙活虎、调皮捣蛋，这变化类似一个死气沉沉的中年人变化成一个邪恶而有趣的男孩子”。僭越的实质是反叛性，以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打破正统的军队伦理，以自由自在的顽劣童心主宰陈陈相因的成人世界，将部队改造成一个充满生机和创造力因而也极具战斗力的集体。

与喜剧英雄余豆官相伴相随的指导员是正统英雄。首先，指导员尽管身患痨病，右手残障（只有两根指头），“身体高大但骨质疏松”——一言以蔽之，没有英雄的身体条件与外表，但是意志坚忍，铁骨铮铮，置生死于度外，充满男儿血性。其次，作为优秀共产党员战斗英雄的代表，他代表的是军队中的正统力量。“他是正规军的一等功臣”，受过正规训练，显示出非正规军所缺少的极强的原则性与纪律感。余豆官逃出队伍，被抓回，他与连长要执行严格的部队规范，对之处于枪决；当余豆官和民兵们要打退堂鼓时，他严厉斥责队伍意志的松懈。

这样二元英雄角色设置也出现在《红高梁》、《战友重逢》、《檀香刑》、《丰乳肥臀》等小说中。在《红高梁》中余占鳌是喜剧英雄，胶高大队队长江小脚是正统英雄。余占鳌是《野种》中余豆官的父亲，余豆官的身上英雄气质与顽童本色与父亲一脉相承。只不过《野种》表现的是余豆官青少年时期战斗经历，更多欢快跳跃的喜剧色彩，而《红高梁家族》中表现余占鳌中年时期故事更多，色调更为凝重一些。正统英雄是江小脚。江小脚是八路军胶高大队队长，与余占鳌粗豪张扬、充满野性的英雄气质不同，江小脚的风格是理性与内敛的。他是一名足智多谋的军队指挥，也是颇有原则与纪律性的共产党员。

《战友重逢》中钱英豪是喜剧英雄，罗二虎是正统英雄。作为战士的钱英豪有着优秀的军事素质，另一方面又有着“非主流”个性，“他就是太爱捣乱嘴尖舌快爱发牢骚，所以在黄县没当上班长，也没入党。”自由自在，不拘小节，机敏诙谐，不遵循部队正统规范而依独特的性情行事，是体制中的非正统英雄。班长罗二虎的军事素质远不如钱英豪，但一样怀抱当、似的英雄的理想。与不拘小节，有些任情任性的钱英豪相比，罗二虎一板一眼，恪守军队条例规范，是部队中的正统干部。

《檀香刑》中孙丙是喜剧英雄，钱丁是正统英雄。孙丙是抗击殖民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豪杰义士，另一方面他的性格、命运与抗德的方式带有浓厚的喜剧性。他本是唱猫腔的戏班班主，风流浪荡，不务正业，因吹牛说县太爷钱丁的胡须“还不如俺裤裆中的鸡巴毛儿”起祸，被迫与钱丁斗须。斗须失败，又被人薅去胡须，只得带着丑陋的下巴回乡过本份日子。孙丙的前半生充满了滑稽的笑声。后半生基本上是一出波澜壮阔的英雄悲歌。但是在这悲歌中还是不乏谐趣搞笑的因子。如果说孙丙由浪荡戏子误打误撞成为民族英雄体现着民间英雄形成的特点以及民间英雄观，。钱丁是光绪癸未进士，曾文正公的外孙女婿，象曾文正公一样成为中兴名臣、国家栋梁是他的追求。钱丁这个形象也如同《水浒传》中的宋江、《说岳全传》中的岳飞一样充满矛盾性。为朝廷效命还是为百姓造福，在他就任高密知县期间成了一个无法弥合的两难命题，他始摇摆于两者间。

此外，《丰乳肥臀》中司马库是喜剧英雄，鲁立人是正统英雄。《我们的七叔》中的七叔是喜剧英雄，《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及其托身的驴、猪是喜剧英雄（驴与猪因附着西门闹的意识，因而具有人性），蓝脸是坚持单干的喜剧英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莫言的小说中，正统英雄与喜剧英雄在整部小说中所占位置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相比发生了变化。前文已述，在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正统英雄就是书胆，是小说主人公，是左右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人物，直接关联到作品主题与风格；喜剧英雄是书筋，是小说中陪衬书胆的次要人物，是调剂润饰其他书梁的色彩人物。但是在莫言的小说中，喜剧英雄一般都是小说的主角，即或不是主角也是小说中相较正统英雄着墨更多，所占地位更重要的英雄形象，是作者所极力观照与浓墨重彩书写的英雄形象；而正统英雄都是小说的配角，无论篇幅还是重要性而言远不如喜剧英雄，是作为喜剧英雄的陪衬而出场的英雄形象。也就是说喜剧英雄往往成为了小说的书胆，即或不是主角，也会成为重要的配角因而成为副书胆，而正统英雄则成为书筋。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英雄人物设置一样，仍然是一主一次，一谐一庄，一反一正的悖反关系组合与角色搭配，但主与次的角色分配，正与衬的相互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喜剧英雄是主，是正，正统英雄是次，是衬。因此，小说的情节设置、主题与风格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书胆喜剧英雄所承载的情节、主题、风格统摄了整篇小说，而书筋正统英雄则成为弥补喜剧英雄所缺，调节情节起伏，补充小说主题与平衡全书风格的一种辅助性存在。

《野种》中喜剧英雄余豆官是小说当然的主角，是书胆，指导员是书筋。余豆官的行为、言语与性格，他的生命主宰了整篇小说。余豆官行为粗放，言语放诞，任性而为，自由自在，生命力雄强旺盛，有一股野性的力量，又洋溢着欢乐的因子，与之相比指导员行为谨慎，恪守正规军条例，要顾忌的理性规范更多，他的生命因束缚太多，显衰微之势，呈现出灰色的悲寂。与余豆官“吃狗肉长大”、“挺拔修长，犹如一棵黑松树” 的身体相比，指导员一手伤残仅剩两根指头，因肺病咳得厉害。不仅是生命的物质属性显出高低，在生命的精神属性上余豆官的雄强、激昂、野性与欢颀也基本压倒了指导员脆弱、机械、压抑与悲寂。在两股生命之流中，余豆官显然整体处于上风，因而小说主体笼罩在一个强旺粗放、活泼自在、欢快酣畅又野性十足的气场中。小说的情节亦围绕这两股生命之流的斗争，交替上位展开而余豆官的生命之流又基本处于上风。小说的主题也因之彰显为余豆官的生命所负载的酒神精神对指导员的生命所负载的日神精神的胜利。

《战友重逢》中的喜剧英雄钱英豪是小说主角，是书胆，正统英雄罗二虎与钱英豪相反又相成，是作为映衬出场的，是书筋。除了优异的军事素质，钱英豪机敏干练，心灵手巧，另一方面又任情任性，自在洒脱，不受拘束，浑身洋溢着一股生命摆脱理性束缚后的欢乐之情。恰恰相反的是，正统英雄罗二虎遵规守纪，一板一眼，是军队中不折不扣的。他擅长讲道理，做思想工作，理论水平比较突出，但是行为笨拙，军事能力低下。两人个性、能力如此迥异，却又偏偏总被绑在一起。两人之间一庄一谐，有如哼哈二将，摩擦不断，时时碰撞。他们尖锐的对立后面其实是两人之间深刻的互补与同一，由此揭示了掌握军事规律后的逍遥自在与遵循理性规范的严谨慎重缺一不可的军中哲学。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是扬钱英豪抑罗二虎，钱英豪活泼欢畅，自由伸展的生命之流盖过罗二虎因恪守理性而被异化，显得机械、笨拙、枯寂的生命，由此弘扬一种潇洒自由的英雄主义命题。

《红高梁家族》的情节稍复杂一些。除了余占鳌等抗日的主线外，还有一条副线——余占鳌与戴凤莲的情爱线索。毫无疑问，喜剧英雄余占鳌是小说书胆，论在主线还是在副线上，他都是焦点人物，他的生命之流盖过了其他人。正统英雄江小脚是书筋。江小脚的故事都集中在抗日这条主线上。在这条线索所支撑的情节中，余占鳌是主，江小脚是次，余占鳌是正，江小脚是衬。余占鳌作为草莽英雄的野性、痞气、雄强的生命力与狂放的酒神精神流贯于全章。在作者叙述中，两支武装力量，江小脚领导的胶高大队因武器装备落后、物质条件匮乏，以及遵守上级命令，恪守理性规范，在战争中常常被描述得滑稽、小儿科，是辅助性力量。余占鳌及其部队的抗日行为被大力渲染，浓墨重彩地书写，被描述成抗日的主要力量。小说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彰显了民间抗日的主题，表明由农民、土匪等民间人物组成的抗日武装虽则流于未经理性规范，未加组织的自发自然状态，但一经爆发便会产生惊人力量。他们的领袖草莽英雄余占鳌个人的力量尤其得到突出放大。余占鳌在抗日战争中被激发出来过人的智谋，顽强坚韧的战斗力，独立不屈的人格力量，以及自由不羁，富于野性的雄强生命力成为纵贯全书的一曲高亢的主旋律。

作为长篇小说的《檀香刑》情节要更为复杂一些。它是一部多声部小说。梳理情节，可以看出，孙丙处于多种矛盾的中心，是核心人物。孙丙与赵甲、袁世凯所代表的清政府的忠奸斗争构成小说的主线。钱丁与孙丙的正统英雄与喜剧英雄的矛盾构成本书的第一条副线。眉娘与钱丁的情爱构成小说的第二条副线。小说还有一条副线，即孙丙与德国人的斗争（因奸臣与昏君在孙丙与抗德群众的矛盾中站在德国人一边，这条线与主线基本重合）。除眉娘与钱丁的情爱这条副线外，孙丙基本上位于另外一主二副三条线索矛盾的中心。他的行为、言语与性格，他的生命统摄全篇。因此是当之无愧的书胆。钱丁在主线忠奸斗争中是主要是代表忠的一方，但并不是矛盾斗争的中心。在这条线索中他是辅助孙丙的英雄人物。在孙丙与钱丁的斗争中，他虽居于矛盾斗争中心，但是孙丙生命之流整体压倒了他的生命之流，他成为与孙丙相反相成的陪衬性角色。只在他与眉娘的情爱故事中，他居于矛盾的中心。所以小说整体被笼罩在孙丙气冲霄汉、慷慨激昂，充满着原始激情的生命之流中，回旋激荡着一股忘情激越的酒神精神。总的来说，爱国与爱民是这两位英雄的共同点，但是在这场民族大义的行动中， 草莽英雄孙丙生命之流总体上居于上风，是主，是正，而正统英雄钱丁基本居于下风，是次，是副，是孙丙的陪衬。孙丙源于民间的强旺生命激情盖过了钱丁被儒家理性与士大夫阶层的利害计较所束缚，因而变得脆弱、不堪一击，显出灰色的枯寂的生命。

《丰乳肥臀》的情形有些不一样。这部长篇巨著规模宏大，情节复杂，线索众多。其中唯一的主角是母亲鲁璇儿，母亲是书胆。司马库只能算是诸位重要角色中的一个。作为陪衬司马库的喜剧英雄形象出场的正统英雄是蒋立人。因此此处将司马库、蒋立人所在的这条抗日革命的线索分隔出来，单独分析。很显然，在这条线索所支撑的情节中，在小说不多的描写抗日的文字中，作者更着意突出司马库抗日。，蒋立人则是陪衬角色。司马库雄强刚猛、富有野性与狂欢气息的生命之流盖过所有这条线索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并且在整部小说中也成为除母亲之外最为光彩夺目的人物。

在中篇小说《我们的七叔》中，干脆连正统英雄形象都没有出现，喜剧英雄七叔是唯一的主角。七叔的生命之流占满小说全部的艺术空间，而由七叔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所承载的意义成为小说唯一要彰显的主题。在《生死疲劳》七世轮回的主线情节中，喜剧英雄西门闹，及其托身的驴与猪的故事占据了整篇小说一半以上篇幅，由他们所承载的雄强不屈，狂欢野性的生命意志自然就成为回旋激荡于全书的一曲高昂的主题曲。

综上，莫言通过将喜剧英雄置于情节中心，正统英雄边缘化，对喜剧英雄形象的渲染张扬，对正统英雄带有些许贬损的抑低性书写，颠覆了明清英雄传奇小说英雄形象设置范式，在对民族小说传统的继承中创造性地发展出极具自我色彩的英雄形象书写。在以上列举的一篇篇小说中，喜剧英雄形象的言行风采、生命故事有如一曲曲激越高亢的交响乐响彻于小说所营造的艺术空间中，一再地书写着莫言小说独有的英雄主义命题，也一再地唱响着莫言心魂中独具个性色彩的英雄故事。在莫言如此书写下，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由正统英雄的命运遭际所统摄的主导情节一变而为喜剧英雄的人生沉浮为主线的情节，由正统英雄所承载爱国忠君，遵循儒家正统伦理规范的道德化主题一变而为喜剧英雄所承载的钢毅不屈，富于反抗性与叛逆性，且逍遥于正统伦理道德规范之外，保持自由自在的民间立场的主题，由正统英雄所赋予以雅驯正典，理性规范、壮丽阔大的日神精神为主导的美学风格一变而为由喜剧英雄所赋予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任情任性，狂欢放纵的酒神精神为主导的美学风格。

进一步追问，莫言之所以会做上文所述的改造的原因何在呢？这种改造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这就要探究喜剧英雄与正统英雄二元英雄人物结构的深层涵蕴。

1、文化涵蕴

首先，从可考的文字材料来看，我国最早出现的英雄形象是神话传说中所记载的远古时代英雄，包括伏羲、黄帝、神农氏、有巢氏等文化英雄，盘古、女娲等创世英雄，后羿、大禹等救世英雄，刑天、共工等征战英雄。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相比，我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完美主义与道德化倾向。他们不仅拥有超出凡人的神力与智慧，还是美德的化身，忍辱负重、坚韧顽强、理性庄严，将维护大众视为最高理想，由此形成了舍己为公、理智、顺从、节欲的圣化人格标准。上古神话中的圣化英雄通过文化传播世代流传，后世记录与传播者随文明演进的历程又作了一代一代的提炼、放大与强化，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产生、传播并渐成为统治思想之后，这种圣化倾向就愈益集中明显。神话-原型批评认为，文学起源于神话，神话中包蕴着后代文学发展的一切形式与主题。“神话是一种核心性的传播力量，它使仪式具有原型意义，使神喻成为原型叙述。因此，神话‘就是’原型……”。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正统英雄之原型正是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中的这种圣化英雄。

延承明清英雄传奇小说而来的莫言“新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正统英雄形象呼应着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正统英雄形象，其深层也积淀着儒家文化的因子，，，是远古神话中圣化英雄，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正统英雄在现代的变种。

那么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喜剧英雄与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究竟有无渊源关系呢？由于口头传颂易散失、不稳定，上古神话传说保留在现有文字记载中的其实只是原本的一部分。从现存文字材料看，刑天、夸父等神话英雄所具的某些禀赋，例如单纯、执着等，确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喜剧英雄有某种神似。另一方面，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喜剧英雄粗野雄壮的形貌，儿童般天真直朴的性格确显示了人类童年时代特征的某种遗留。

喜剧英雄的形成与宋代以来日渐发展起来的新兴市民文化有较深的关联。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喜剧英雄很多在宋元戏曲、话本中已有原型，比如李逵、程咬金等，只是到了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得到更为艺术化、定型化的表现。而宋元戏曲、话本与明清通俗小说作为市民文学样式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市民阶层的文化观念。作为新兴阶层，市民阶层有着不同于农民和地主阶层的阶层属性与价值观念，如恩格斯所说：“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阶级”，此外，为朋友两肋插刀、讲义气、守信用，幽默乐观自信……等等，都是它独有的特色。明清小说喜剧英雄重义甚于重忠，具有平等观念与较为彻底的反抗精神，以及粗犷的外貌、莽撞的言行与天真的孩童气之反差所形成的戏谑性效果都体现了市层阶层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

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喜剧英雄形象也体现了晚明士人阶层新的英雄观。由于阳明心学影响，晚明士人大胆冲破程朱理学束缚，崇尚个性，蔑视礼法，他们尤其钟爱那些我行我素，大胆反叛的喜剧英雄，欣赏他们的至真至诚，妙趣横生，他们的狂狷之气，乃至他们身上的“瑕疵”。所以在李贽与金圣叹的评点下，李逵、鲁智深这样的莽汉倍受推崇。自然他们的评点也无形中影响了后世的英雄传奇小说对喜剧英雄形象的塑造。

同样，莫言笔下的喜剧英雄形象也承续了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喜剧英雄身上宋元明清时代市民文化与原始文化双重交织的文化涵蕴。又增加了新的文化意味。，张扬个性的思想，以及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反叛精神。莫言笔下的喜剧英雄还携带着源自莫言故乡的地域文化基因。这种地域文化基因包括古老的齐文化印迹与高密大栏乡本地文化因素。莫言故乡古属齐国。齐地因三面环海，渔盐商贸业发达，形成了与重伦理尊传统的鲁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重利尚功，因俗简礼，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革新性。再则，高密大栏乡（莫言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原型）地处高密县、胶县、平度县三县交界处，是一片“三不管”的洼地。朴野恶劣的生存环境，失范的统治秩序，再加上近现代以来深重的战乱侵扰，多重因素影响形成了此地彪悍民风，莫言小说中高密东北乡土匪横行，草莽英雄辈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民情的移植改编。以上这三种文化都可以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喜剧英雄相融不悖。其一，现代解放思潮，与宋元明清时代市民文化相比，它是外来引进的现代市民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从个性解放的维度来看，宋元明清时代的市民文化其实也是中国近古时代的内生原发的个性解放思潮。两者具有同构性，所以它们可以在莫言小说的喜剧英雄身上统一而不冲突。其二，从当代人的角度来看，齐文化里包含有较多的现代性因子，与近古市民文化、现代个性解放思想亦具有同构性，可以相容不悖。其三，高密大栏乡这种彪悍朴野的民间文化又与喜剧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尚勇力与古朴天真的美学具有同构性，二者也可以共融于一炉。

由上文分析可见，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正统英雄为书胆正是中华民族尚德重理性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是儒家圣化英雄观的体现。喜剧英雄的出现，一方面是远古时代尚勇力与古朴天真美学——另一种更为古老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并未泯灭的体现，另一方面标志着宋元以来新兴市民文化趣味对英雄观的影响。正统英雄与喜剧英雄的二元对立人物结构，正是儒家正统文化观念受到新兴市民文化观念与原始文化观念的双重冲击的表征。而正统英雄居主导，成为书胆，喜剧英雄居次为辅，成为书筋，则昭示着在与新兴市民文化、原始文化对峙中，儒家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正统文化地位难以撼动。

莫言的“新英雄传奇”小说对上述英雄人物结构继承又颠覆的接受过程内在地包含着这样一个文化运动过程：高密地域文化与齐文化加上与生俱来的特质形成了地莫言独特的张扬狂放的文学个性与英雄主义气质，这种个性与气质一经与现代解放思潮、西方文化遇合，便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激活了人类原初的生命激情与近古市民文化观念，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喜剧英雄高度契合，正统英雄退居莫言接受世界的边缘，喜剧英雄首次在中华文学史上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喜剧英雄所代表的经由现代解放思潮、西方文化，与原始文化、齐文化、高密本地文化锻造出来的人之主体觉醒，个性张扬，洋溢着生命的狂欢的酒神精神在这个以理性务实著称，儒家文化主导了人们精神世界几千年的国度的文化史上终于大获全胜。

2、生命意味

生命是生物所独有的现象，惟生物才具有生命。作为从生物界（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之生命，与一般生物不同，有二重存在：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人的生命，在自然命理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文化生命: 有智慧、能思考、懂礼仪、有理想，有追求等等，从而成为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双重存在。”即如周作人所言：“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自然生命即人的动物性生命，它是人类最原初的生命，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文化生命是人类由动物进化为人后，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一层层附着于自然生命根基之上的。刨除人的文化生命，人与动物一样只剩自然生命，因此人的文化生命正是体现人类生命不同于其它生命的超越性所在。

人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必须和谐共处。然而古典主义生命价值观将人的自然生命视为“兽性”与“恶”，将人的文化生命视为“神性”与“善”。由这种价值观出发，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人类一度以抑制自然生命，竭力发展文化生命为指归，由此形成了文化生命压倒自然生命，自然生命萎缩、凋蔽的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中。

正统英雄形象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生命对自然生命的压抑。以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英雄为例，无论是宋江、岳飞，还是杨六郎，剔除他们勇与力的英雄生命质素，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被儒教伦理观所驯服的以忠孝为特征的道德化生命。宋江恪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教条；岳飞对皇帝言听计从；杨六郎奉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子哲学。陈陈相因的正统文化将他们驯化成封建等级制的奴隶，在他们身上难得见到野性的反抗。其实质在于他们的文化生命太过强大，抑止与禁锢了自然生命，其自然生命呈现为枯寂萧索之相，缺少活力，因而也无力反抗。莫言小说中的正统英雄也是如此。

从生命层面来看，喜剧英雄则是那些生长于乡野草莽、民间底层之中较少受到正统文明教化，自然生命雄强旺盛，远远压倒文化生命的典型。他们有着基于生命动物性的朴野、不驯服，自由自在，富于反叛性，生命中流淌着一股挣脱文明理性束缚后的欢悦之情。

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喜剧英雄的野性自然生命力正是由近古以来市民文化的勃兴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所唤起的。然而正统英雄居于书胆之席，喜剧英雄居于书筋之位的英雄角色结构表明尽管这一时期文学中英雄形象的自然生命被唤醒，但仍处于世代相袭的文化生命包围中，未获解放。这样一种英雄生命本相正是华夏民族自然生命在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中被释放，开始复苏，但又远未达到冲破文化生命重重包围境地的时代的表征。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自然生命冲破文化生命的层层封锁，大获解放是首先在西方获得成功的。从“文艺复兴”所呼唤的人文主义，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一波波的思潮一次次冲击理性主义对人类自然生命的压抑与扼杀。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强势撞击下，中国文化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正统文化）受到猛烈抨击，西方现代文化被奉为圭臬。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人的生命价值观也实现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中国人的自然生命意识被再度激活，而这一次的复苏是上一次所无法同日而语的，如同大火燎原一般，轰轰烈烈，势不可挡。

莫言小说对明清英雄传奇小说英雄人物结构的改造正是借着这样的生命价值观转型的“西风东渐”之力达成的。那些农民出生、有着草莽之气喜剧英雄首次成为叙事中心与文本价值取向所在，而那些自然生命被文化生命层层封锁的正统英雄则成为陪衬，甚至是被奚落揶揄的对象。在主流文化所昭示的国人生命史中，自然生命终于彻底冲破文化生命桎梏，大获解放，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确的不多见的。莫言正是借着这样的英雄人物结构表达了对健康丰满的自然生命的礼赞，对因文化生命禁锢而产生的自然生命凋萎——种的退化——的叹惋，完成了关于他之于生命与文化这些重大命题的思考，实现了中华文学史上英雄形象的重要转换，以及生命价值观的重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