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上帝,但只有三分钟……

扒手 Pickpocket (1959)

布列松所有电影作品中最让人惊艳的开场，可能来自《扒手》。

一只手、一页纸、一支笔，还有旁白配音，共同组成了简洁的镜头，相机的视角从肩头倾斜而下，，影片的主人公，一位刻苦上进的扒手。

这样的开场甚至给人一种错觉：

，他邀请我们一起见证事件的发生，同时通过叙述来减轻自己的犯罪负担。

，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观众，也是帮凶。

在《死囚越狱》的开头，有一段布列松手写的笔记：

“你将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依其原样拍摄，不加修饰。”

这份笔记精准地表达了布列松独特而坚定的美学理念：

通过简洁的画面追求电影的纯洁性。除去所有的花里胡哨，所有过度的程式化。

这种电影制作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他对影像和声音的简约处理。

布列松隐瞒信息，专注于细节，创造一个不带感情的世界，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角色的行为上，因为是行为导致了破坏。

布列松期望与观众合作，去填满他暗指的空隙，他还拆去电影元素，让最纯真的本质露出来。

这种对观众会记住的信息和观众会抑制的情绪的隐瞒，经常在最终的时刻才被揭去。

布列松电影中的一切似乎都节省使用，他想要尽可能让观众看到的少一点，好让他的电影画面清晰，镜头集中在角色所专注的物品上，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

这在《扒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各种场合——跑马场、警察局、地铁站、火车上，，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的优美舞蹈，从一个地方（口袋或钱包）到另一个地方（手）的罪恶流动……

。

同样的镜头在《钱》中也出现过，这似乎暗示着在法国社会，金钱的重要性优先于人类，金钱决定人类的生命过程，减少甚至剥夺人类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

这是一个复杂但并非完全悲观的启示，因为布列松可能认为，人类行为具有偶然性，而警察、（例如犯罪活动）带来的损失。

尤其是当犯罪分子的精神、道德、感情到达最低点的时候，他们特别容易接受这种巧合的恩典，于是在无形之中，他们被指引向某种救赎。

（布列松相信上帝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力量。）

如果把电影视为对陀斯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改编，那么对于《扒手》的“解读”是最有可能的结果。

《罪与罚》富有象征意义，虽然布列松本人坚持自己

“对陀斯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没有任何兴趣”，

但他在电影叙事中对于某些方面的认同，显然受到《罪与罚》的影响。

《乡村牧师日记》Journal d'un curé de campagne (1951)（左）

《死囚越狱》Un Condamné à mort s'est échappé (1956)（右）

布列松偏爱让主角作为旁白配音，在之前的两部电影《乡村牧师日记》和《死囚越狱》中，都采用了主角配音的方式。

在《扒手》中，配音部分通常给人一种自信的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没能让他停止犯罪。

布列松喜欢快速压缩时间。

，就此离开巴黎。

“写于米兰，在去英国之前，我去了罗马。我在伦敦待了两年，得到了不错的工作，但是由于玩牌输掉了积蓄，还有的钱浪费在女人身上，我最终落脚于巴黎，漂泊无依而且身无分文。”

30秒后，，离去的时光就这样在短时间内被讲述完了。布列松用这种方式表现生活的稍纵即逝。

天主教徒的右派喜欢称布列松为“无神论者”，然而布列松的作品却非常注重情感的消亡和宗教信仰的无力。

《扒手》像布列松的大多数电影一样，记录着现代世界中人性的终结，在这个贪婪的宇宙总不存在正义。

我们很乐意相信，这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世界为“改变”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是主角会把这种“改变”改造成什么呢？拥有信仰其实和犬儒主义没什么差别。

，只有他神经衰弱的想象力才能扩大到史诗般的规模。

诚然，，但是偷窃对于他来说有着特定的心理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生存需要。似乎在合适的时间、地点进行的偷窃行为才能让他心理上得到满足。

在电影中，社会比扒手本人更为罪恶，不是技术上、法律上，而是精神上。

这是布列松的讽刺，隐藏在明暗对比之中。在最不应该入狱的时间，。

电影的悲剧性更重要的在于，，甚至想要爱他的母亲，或者珍妮。

但他无法感知任何人任何事，也无法爱任何人，在他以偷窃为生时。

这就是，当你认为布列松的电影不可能更残酷的时候，结局往往让你吃惊。

1999年12月，布列松告别了人世间的所有哀乐沉浮。

彼时他在1959年的时候就已看到未来人类社会的孤独。，他以偷窃为生，他爱“指尖芭蕾”，却无法爱上任何人。

电影的开始，，好像是一种恶习，一种诱惑，一种罪恶；

电影的最后，，爱是一种神圣的干预，正因为如此，电视史学家兼评论家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说：

“布列松可能已经感觉到，，但这份救赎也如’小偷’一样，抓住了他。”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