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儿童文学:语言中最好的部分

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胡适、韦勒克、沃伦、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学者和理论家关于文学语言是最好的语言的论述，那些论述也完全适用于儿童文学。在这里，我要专门谈谈儿童文学的语言同样是语言中最好的部分。

当我说经典儿童文学可以提供语言中最好的部分时，并不是说，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儿童文学之外的语言资源（比如，古代诗文、现代文学以及说明文）就不是语言中最好的部分。我之所以突出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很多人，包括某些语文教育专家轻视儿童文学的语言价值。

英国小说家、剑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阿瑟·奎勒-库奇说：“无论我们运用的是哪种语言或者文学，最终还是要以那些经典作品作为参考与依据，作为我们可以信赖的基石。而这些经典作品无论在哪一种语言里，其数量都不算很庞大，也不难找到，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并不会因为太难理解而令读者望而生畏。从这些作品中挑选出那么几部，三本或者两本，甚至一本，我们也许就能教给学生什么是真正的欢乐了。也许在有了这样的品味以后，我们的学生会被某种内在的力量指引着，于是就会懂得在独立阅读时选择优秀的书籍，而放弃劣质的了……也许那些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真正的经典作品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它呼唤着人们宽广宏大的心灵。它同时又是永恒的，无论诞生了多少年，无论是在哪一种环境下创作出来的，它始终具有意义，甚至拥有了新的内涵；它依然完好无损，如同刚刚被铸造出来一般，保持着当时烙于其上的高贵印记。或者可以这么说，虽然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时敲打那枚硬币，它却依然能发出最初灵魂的回响。”

对于目前的语文教材编写者和语文教师来说，库奇教授的话值得铭记和深思。小学语文教育要选择经典的儿童文学，这样的作品就成为语言中最好的部分。

儿童文学是朴素的文学，对于不能欣赏儿童文学朴素之美的人而言，儿童文学就成了浅白、寡淡的一种语言。对儿童文学语言价值的质疑，往往与人们对白话文的质疑联系在一起。

吴研因（1886一1975）中国近现代教育家

主要著作有《小学国语新读本》、《基本教育》及教育论文多篇

1934年，儿童文学教育家吴研因介绍文化史教授柳诒征的《小学国语教材之疑问》一文，说其提出了五项批评，其中之一就是“白话文恶劣”，柳诒征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司马光拿了一个胡桃，叫姐姐替他剥去皮。姐姐剥了好久也剥不掉，他就走开了。”

2014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以“教育实现梦想”为主题的第三届“科学·人文·未来”论坛上，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发表了题为《语文教学与教育的目的》的讲演。童先生开场先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小学课本的第一课，也是北师大出版社编的，‘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这篇课文好不好？假如我去主编这个小学课本，我编的就不是这样，我要编孔子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觉得怎么样？前面一句话是白话文的口语，后面这个话是文言文，是孔子对道德的一种要求。”童先生批评说：“现在的语文教育，面临着很多问题，浪费了学生很多时间。白话文用得着学吗？天天说着白话文，上教室学白话文，老师讲白话文，上街遇到人说白话文，进商店用白话文，上网也是用白话文。”

我们主张的是教儿童文学，而儿童文学的白话文并不是“司马光拿了一个胡桃，叫姐姐替他剥去皮。姐姐剥了好久页剥不掉，他就走开了”，“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那种白话文，也不是“天天说着白话文”、“上街遇到人说白话文”，“进商店用白话文”的那种日常白话文，而是与童庆炳先生所说的“伟大作家”鲁迅的小说中的那种白话文有同等价值的白话文。

童庆炳，中国文艺学理论泰斗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美学方面的研究

童庆炳先生在上述讲演中说：“现在伟大的作家要不要学？要学。什么时候开始学？高中阶段开始学。到高中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读懂像鲁迅的文章，表面上是白话文，很浅的，实际上里面的思想是很深的。”其实，对于小学儿童而言，好的儿童文学，特别是经典儿童文学的语言也是“表面上是白话文，很浅的，实际上里面的思想是很深的”，就像鲁迅小说对于高中生而言，“里面的思想是很深的”一样。我们可以举一个儿童文学的例子——

全世界有多少人？

嘻嘻，

哈哈！

全世界有多少人？

猜吧，

查吧。

全世界有多少人？

猜的——

直拍脑瓜。

查的——

比比划划。

全世界有多少人？

嘻嘻，

哈哈！

全世界有多少人？

我不用猜，

我不用查。

全世界有多少人？

就仨：

你、我、他！

——薛卫民：《全世界有多少人？》

诗人用风趣、幽默的形式，用完全是大白话的口语，呈现出的却是具有穿透力的哲学思想，揭示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令人惊叹后深思的作品。

我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曾说：“自然、朴素的儿童文学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举重若轻、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它在本性上拒斥‘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显之说’的浮华雕饰的艺术。”日本作家新美南吉写给儿童的《竹笋的故事》，在思想内涵方面，就是“举重若轻、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作品——

竹笋最初是住在土地的下面，往这儿钻一钻，往那儿钻一钻。

等到下过雨后，他们就从地下探出头来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竹笋还在地下时的事情。

竹笋孩子都想到远处去，可是竹子妈妈训斥他们说：

“不许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你们走到竹林的外边，会被马蹄子踩到的。”

可是，不管竹子妈妈怎么禁止，还是有一个竹笋孩子不停地向远处钻去。

“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呢？”竹子妈妈问。

“有一个好听的声音，在那边喊我呢。”这个竹笋孩子回答说。

“可是，我们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啊。”别的孩子们说。

“可我听到了呀。那声音好听得真是无法形容啊。”于是，这个竹笋孩子离大家越来越远，终于在围墙的外面那儿，从地下露出头来。

一个拿着横笛的人，走到他的身边，问道：

“咦？你是迷了路的竹笋孩子吧。”

这个竹笋孩子回答说：

“不，不，是因为你吹的笛声太好听了，我才被吸引到这儿来的。”

后来，这棵竹笋长成坚硬的竹子以后，做了一个出色的横笛。

                                  （朱自强译）

这个故事有着鲜明的以简驭繁的“简约”的风格，它令我联想到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的《破译心灵》一书。在该书中，希尔曼提出了见解独到的“橡实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每个生命由一个特定的形象构成，这个形象是生命的本质内核，召唤着那个生命走向一个命运，就像高大的橡树的命运写在微小的橡实中一样，命运召唤，这是每个生命核心的看不见的谜。在《竹笋的故事》里，那个“后来长成坚硬的竹子”，“做了一个出色的横笛”的竹笋，不是也听到了并听从了命运的召唤吗？

不仅是在思想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儿童文学的白话文也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后娘问我哭哪样，我说碗底烫得心发慌。”（《小白菜》）“面汤里面加点油，吃得奶奶直点头”（《小板凳四条腿儿》）这样的白话文并不简单，而是最好的白描手法，它们的艺术质地并不比鲁迅小说里“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祝福》）这样的白描差。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有一种超常的艺术本领，那就是能够以最朴素、平实的语言，塑造最有表现力的形象世界。在这里，——

笑了

哥哥饿了

弟弟尿了

妹妹哭了

爸爸急了

妈妈说

我来了

我来了

大家都笑了

在儿童文学之外，想找到如此朴素而又简洁，但却精辟、透彻地揭示出生活本质的作品恐怕并非易事。

老舍，原名舒庆春，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

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文学大师老舍也对儿童文学的白话文的价值情有独钟，他在写作了长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之后，颇为自信地说道：“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简明浅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

质疑儿童文学的语文教育价值的一些文学专家、教育专家，有的人是因为对优秀的、经典的儿童文学缺乏了解，有的人，比如台湾的儿童教育专家王财贵教授，则是缺乏鉴赏朴素的儿童文学之美的眼光，而造成这一状况是因为他没有站在儿童的立场，而是以成人的眼光为本位来看待儿童文学。

对从事儿童教育的人来说，不了解小孩子的心，别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化作儿童教育的资源，有些特定情况下，甚至会越发与儿童教育的原点和方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近些年颇有声势的儿童读经运动就是这样一种情形。曾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的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古代的君子是如此，宣扬“儿童读经”的现代“君子”也大都有此通病。

王财贵教授是推动儿童读经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根本问题也在于不了解小孩子的心。王财贵教授的不了解小孩子的心，体现在对于孩子所喜爱的儿童文学的无知、无识上。王财贵教授这样批判应用儿童文学的小学语文教育：“念‘小老鼠，上灯台’，念了六年，一无所有。”我听王财贵教授宣扬儿童读经的讲演，一开始就猜到他会这样看待童谣，果然在后面听到了这句话。这就叫前有车后有辙。王财贵说：语文教育“我们只教高度的，那些低度的自己就会。所以从今以后不要再浪费孩子。”和王财贵教授持同样立场的教育者大有人在。我就亲耳听到有一位教育家说：小耗子上灯台没什么价值，古诗词才有价值。我也看到过，有的教材编写者因为自己小时候读过大量古诗，就在编教材时，过足瘾地编古诗而把童谣扔在一边。

由王财贵对“小老鼠，上灯台”这种语言的否定，我想了儿童诗人韦苇的童诗观。在《就童诗事答记者问》一文中，韦苇这样说：“童诗切忌堆砌书卷语。这在我国的历史上是有诸多教训的。上世纪50—60年代的童诗里，多的是‘明丽’、‘斑斓’、‘轻捷’、‘婉转’、‘耀眼’、‘幽静’、‘明澈’、‘深情’、‘倾心’、‘温婉’、‘寒风凛冽’、‘暮色苍茫’、‘姹紫嫣红’、‘寒气袭人’、‘沧海桑田’、‘威武雄壮’等等。怎么会这样？然而彼时的童诗名家们确实就是这样给孩子写诗的。这类书卷语的指义是凝固的、板结的，不能给读者以舒展想象的广阔空间；这种僵硬的词语堆砌多了，诗必然就没有了诗文体所殊需的自由和灵动，丧失了同时特别需要的口语清纯美和鲜活美，从而使作品变得概念化和成人化。”在该文中，韦苇归纳了他对童诗艺术特征的理解：一是运用“提炼过的口语”，二是具有叙事性，“即有一定的故事性”。由此可见，韦苇的《咕，呱》、《接电话》、《喂，南瓜》、《长大了》等童诗，一方面是在反叛“上世纪50—60年代的童诗”传统，一方面是在践行自己的童诗创作主张。

黎锦熙 出生于湖南湘潭

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

我觉得，在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关系上，黎锦熙于1934年在《国语运动史纲》一书中阐述的立场最值得称道——“所以白话文碍不着文言，文言也碍不着白话；‘大众语文学’并不会打倒小众语文学，小众语文学也不必骇怕‘大众语文学’。提倡汉字革命的人也不妨做做骈文；经学大师也应该熟练国语罗马字。此理，智者能知，凡夫不晓，所以事实上免不了斗争，即如文言和白话等等斗争在现阶段内终究是不能免的，我们不能净说圆融话，也得有个决定。决定的方式很平常，就是给他们一个‘左右袒’：文（文言）白（白话）有争则袒‘白’；经（小学读经）儿（儿童文学）有争则袒‘儿’；汉（汉字）罗（国语罗马字，附注音符号）有争则袒‘罗’……这都可以不假思索的，因为决定的标准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但是，虽袒‘白’亦不丧‘文’，虽袒‘儿’亦不废‘经’，虽袒‘罗’亦不灭‘汉’……这都可以毋庸顾虑的，因为决定的结果是‘最小少数的最好专业’。（或曰：‘专’则有之。‘业’则将来恐怕靠不住。这也不必过虑：例如两三千年前的钟鼎文字，不是早已不认得不使用了的吗？但现在琉璃厂的墨盒店，每写一个盖儿，酬洋三分）——这就算本篇的总结。”

采取黎锦熙的立场，我们尽可以“虽袒‘白’亦不丧‘文’，虽袒‘儿’亦不废‘经’”，在小学语文教材中以儿童文学为主体，适当选入适合小学生程度的文言文的“经典”，如童庆炳先生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