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何热衷于中国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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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为何热衷于中国研究（上）

许光华

法国对中国的研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思路活跃，一向为世界汉学界所重视。

法国对中国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公元170年，罗马帝国时，马克•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之后见诸于文献的则是公元13世纪法王派往蒙古的传教士鲁布鲁克所写的《东行记》，而法国对中国真正有所研究是18世纪。如果我们从这时期算起，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综观三百多年法国汉学发展史，基本上可以将其分为草创、确立和从传统走向现代三个时期。

一

16—18世纪是西方对华传教第三次高潮，在这次传教活动中，始唱主角者是葡、西和意，而从17世纪末开始至整个18世纪，法国便独占鳌头。

南怀仁病重时，已看到中国教区的冷落，于是向西欧发出呼吁增派教士。他的呼吁迎合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向世界，尤其是向东方扩张的野心，促使路易十四下决定向中国派遣六名有“国王数学家”之称的传教士，并于1685年3月3日正式踏上东去的征途。其中洪若翰、张诚、白晋、李明和刘应五人，历经周折终于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后入北京，并于1688年3月谒见了康熙皇帝。在华期间，白晋和张诚共任康熙老师，教授数学、天文，深得器重。于是，康熙让白晋回国招更多教士来华。1697年，白晋归国，带去康熙赠给路易十四的49卷汉籍，又招募了马若瑟、雷孝恩、巴多明、宋君荣、钱德明、冯秉正、韩国英等共十名教士。

1698年3月6日，十名教士乘“安菲特利特”即“女神”号从法国西海岸拉罗歇尔港出发，开往中国，该船于1699年3月抵达中国。1701年，该船又直接从广州返法，这便是中法关系史上历史性大事——“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从此，整个18世纪，几乎每年有一艘至几艘船只往来于中法之间，把西欧的文化、物品带到了中国，也把中华文化、物品带到了西方。中国的丝绸、瓷器、画、漆器等工艺品和传教士的记录相得益彰，在西欧广为流传。“安菲特利特”号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18世纪弥漫在西欧的“中国风”或“中国趣味”就此产生。

16—18世纪的来华传教士，无论是葡、西、意的，还是法国的，他们的使命都是传教，但又都不同程度地从事了中国研究。所不同的是，前者仍然以传教为主，后者则已把主要精力花在中国研究之上。可以说，跟葡、西、意传教士相比，法国会士在传教事业上，除开初有过“短暂的兴旺”外，并“没有很多成功的记录”，而在汉学研究上却成绩斐然。不仅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前者，且已逐渐地进入自觉科学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要交待的是，当我们谈到传教士的汉学成就时，绝不能忽略法国本土传教士和学者对中国研究所做的努力。当来华传教士“努力把自己融入中国文化”的同时，欧洲的一些中国研究者，也正在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文化融入本土”，竭力打造出跟来华传教士“不完全一样”的“汉学模型”。正是这两者“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汉学研究，相得益彰，开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草创”时期。

“草创”时期，法国汉学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一部分就是来华传教士，另一部分是在传教士影响下法国本土的研究者。前者如李明、刘应、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冯秉正、韩国英等，后者如杜赫德、佛雷烈、傅尔蒙、德经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堪称是一些“知识渊博”、“饱学多能”之士。马若瑟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的“一代大作”《中国语札记》、《赵氏孤儿》法译本，在法国和欧洲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北京生活了36年的宋君荣，对中国科技史、古代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的研究，皆卓有成就，他的《元史及成吉思汗本纪》、《大唐史纲》及附录《中国年代纪》等著、译作达80部之多，令中国学者吃惊，故有“会中最博学者”之称；钱德明，一位“有功于科学、文学”者，在中国生活了42年，边传教，边致力于中国民族、，他以《乾隆帝御制盛京赋之法释》、《中国兵法考》、《中国音乐古今记》、《孔子传》等作品，并以裁判者的口气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的说法而独树一帜；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殿后者韩国英，对一切科学“皆有禀赋，兼具热心”，“凡有所为莫不成就”，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遗留下来的著、译作达60种之多，《中国古代论》、《野蚕说与养蚕法》、《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国陶器》等，内容极广，且都有一定水平。巴黎的汉学家亦然，杜赫德的汉学研究，精深博大，而佛雷烈、傳尔蒙、德经等，原本就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或学者。

“草创”时期的法国汉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在史地方面，这时期在通史、古代史、边疆民族史、现状和地理考察等方面都有可喜的成缋，且更加注重史料调査和实地考察，故也更具历料价值。冯秉正编写的《中国通史》，虽当时并没有出版，但因史料可靠性和真实性，成为欧洲“中国通史”之“楷模”，“西方唯一最全的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中国通史”，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张诚的《鞑靼纪行》、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白晋的《康熙皇帝传》等，都极受重视。而传教士所绘制的《中华地图》则被认为不但是“当时亚洲”“最好的一幅”，而且也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18世纪末是西方《易经》译介第一次髙潮，虽为初步，但在中西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最早向西方人介绍《易经》的是比利时会士柏应理，但在《易经》翻译上“首有其功”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这部作品。金尼阁之后，西方“易学”家辈出，“用力最勤，贡献最多”者也是法国传教士。据统计，此时《易经》译著保存下来近20种，其中大半为法国传教士所作，白晋、马若瑟、刘应、傅圣泽、汤尚贤、雷孝恩等，都不同程度地从事过《易经》译介，其中以白晋和雷孝恩最为突出。

18世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汉语热”：学习汉语、教授汉语和研究汉语，成了中华文化西移的主要内容之一。早在1742年，法国皇家学院首次开设汉语课，开西欧汉语教学之先声。接着是1796年6月2日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的创办，汉学家蓝歌籁教授任校长。虽未开设汉语，只是满语，但该校日后是法国乃至世界汉语教学重镇。更加引起研究者重视的是，为了更好学习汉语，传教士不仅把《四书》等作为教材，还动手自编教材、辞书。比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虽然许多作品当时没有出版，但在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方面却发挥了巨大作用，开创了新世纪。

在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如果说以往的欧洲传教士并不重视中国纯文学译介的话，那么18世纪法国传教士则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内容。《诗经》个别诗歌的翻译，昂特尔科尔神父翻译《今古奇观》中的几个故事，马若瑟节译元曲《赵氏孤儿》等，在欧洲影响都不能低估。伏尔泰的小说《查第格》采用了《今古奇观》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作为第二章依据，还根椐《赵氏孤儿》译本撰写了《中国孤儿》，运用中国先哲古训，影射法国当时社会人心险恶，提倡理性等，在当时的欧洲影响极大。

18世纪欧洲汉学最大的成就是被汉学家们所共识的欧洲汉学“三大名著”：《通信集》、，三部作品都具有百科全书性质。《通信集》是欧洲旅居中国和东印度教士的书信和报告集，共34卷，其中16至26卷，为读者提供中国教区生活情况，虽内容过杂，但因大多是写信者“亲身”“所见所闻”或“经历”，有“现场报道”性质，且文笔“细腻”，介绍“新鲜物”“成千上万种”，故很受欢迎。，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各省地理、、经济、宗教、道德、医药、博物和满、蒙古、藏等少数民族，资料之丰富被称之为明末至当时“欧西中国研究百五十年成绩之大成”，西洋汉学之“金字塔”、“纪念碑”，为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了解中国的主要资料。《中国丛刊》则以各家各派对中国论述为主，它的出现，标志着“几世纪前顺利地由利玛窦开创的一种事业的完成”，会士中国学已达到一个“顶峰”。

二

19世纪是法国汉学学科确立时期。

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虽然为汉学学科的确立打下基础，但是，使“汉学”成为举世公认学科的，是19世纪法国汉学的功绩，其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做出决定，在欧洲各大学中首创“汉学讲座”，并于翌年1月16日正式开课。首任教授是年仅27岁的汉学家雷慕沙。

法兰西学院首创“汉学讲座”意义深远。它结束了传教士汉学，“开创近代中国研究”的新世纪。继它之后，在法国，1844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开设汉语课；1888年，远东法兰西学院开始创立；1900年，里昂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大学也相继开设汉学课程：俄国于1851年，英国于1876年。从而国外汉学得到了蓬勃发展。

19世纪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中观察、实验的方法，重视实地考察等，同样被运用到了社会科学的领域，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汉学”研究等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由于有了现代科技的头脑，19世纪法国的汉学家有可能打破18世纪传教士的初级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学术考察。19世纪上半期，由于种种原因，法国与东方来往一度减弱，迫使汉学家只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翻译和研究传教士们带回来的中国文献上，19世纪后期，当西方“异国热”再度兴起，中西通道再次打通时，汉学家们就有机会亲自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而这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更有价值了。

诚然，不能忽视，西方的汉学是在其殖民政策和商品出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兴起和走向繁荣的。因此，汉学，尤其是汉语教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汉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它既是西方整个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对汉学（从更大范围来说是东方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和学科化的必然之路，所以商业和外交上的实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汉学家们的“学院式”根基，尤其在法国，比之当时其他国家来更为明显。显然，这一特点有利于造就一批职业化的中国学家和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队伍。

马若瑟选译《赵氏孤儿》是希望让欧洲人通过一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观察到中国文明和道德观念，即通过文学“窗口”观察中国文明。事实上，19世纪法国汉学家也有这样的思路。但是，要是把19世纪法国汉学家们的这一思路仅仅看成是前人思维延续的话，就有失偏颇了。实际上，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是现实主义文学全面胜利的时期（现实主义的胜利，本身也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文学上的这一观察事物的方法，同样也影响到汉学的研究。毕欧认为，中国的《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也是一部“真实性最无可争辩的文献”；德理文通过对《诗经》的研究，了解到了中国上古的文明，当时的房屋建筑、农作物、生产工具，及家庭生活的一切细节;雷慕沙则明确表明，他之所以把《玉娇梨》介绍给法国读者，是因为这是一部“真正的风俗小说”，可帮助了解中国文化。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事实。

汉学，其本身就是建立在“比较研究”上的一种异质文化的考察。19世纪法国汉学家们又似乎有意无意地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并取得明显的成果。雷慕沙的《法显撰佛国记》（佛国记），德韦理的《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和费赖之神父的《在华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等，都倾向于考察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及世界的关系。德理文在研究中国诗歌的时候，将中西韵律、将《诗经》中战争内容跟希腊史诗放在一起考察;德韦理亚在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西夏文、女真文、，都是比较思路的突出体现。

随着汉学的确立，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具有无限魅力和神秘感的古老中国，不断地启发了19世纪法国作家们的创作灵感，尤其是19世纪后期，“寻求中国形象”是法国艺术家们“异国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戈迪埃、马拉美等对中国形象的追寻，更影响了20世纪许多的法国作家。

此外，教学和研究的结合，学会的建立，刊物的创办和大量资料的收集，也是前时期所未有的。不难发现，这时期汉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在教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也是这一时期汉学研究带有更多“学院味”的原因。“亚细亚学会”建立，《亚细亚学报》、《通报和《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的创办等，都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大大增辉。

“汉学”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是，相应机构的创建和职业汉学家队伍的形成。

19世纪上半期有法兰西学院和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后期有里昂大学和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确立，尤其是法兰西学院和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学的确立和教学队伍的形成，在19世纪法国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世纪后期，除法国本土外，在华的有河北河间府（今河北献县）和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等的汉语教学和研究。所有这些都使法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逐渐趋向完备。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一个既古老又富于青舂活力的学院，创设于文艺复兴时期。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是一些真正的“学院派”教授，既有严谨学风，又有开拓精神。所开课程，实际上都是专题讲座。初建时主要进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教学，随着时代发展，开设学科有很大变化。1814年12月11日，由首任教授雷慕沙开设汉学讲座。自此，法国和整个欧洲汉学界有了自己的教学和培养汉学家基地。法兰西学院就成了19世纪法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建立汉学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并始终在这一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法兰西学院首任汉语教授是雷慕沙。自从受聘为“汉学讲座”，即“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做题为《欧罗巴汉语研究的起源、进步和效用》演讲以后，他便成了“首先使汉学成为专门学科”的学者。雷慕沙是个博学多才的汉学家，研究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他的《汉语语法基础》，也译作《汉文启蒙》，是“第一部真正适用的中文语法书”和“第一部在西方大学使用的汉语教材。他的《佛国记》第一次向西方人提供了对中国较公正的看法，此外还译有小说《玉娇梨》，出版有《中国短篇小说》（三卷），1822年与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在巴黎共同发起建立“亚细亚学会”并刊行会报。继雷慕沙教席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儒莲，另一个博学多才、成缋卓著的汉学家。他的《新编汉语句法结构》，突出了汉字的分析，强调了汉语语法中词的位置变化所引起词义和语法功能的变化。他译有《赵氏孤儿》、元杂剧《灰阑记》和《西厢记》，首次将中国“才子佳人”话本小说《白蛇精记》、《平山冷燕》等译介给法国和欧洲读者。他翻译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跟雷慕沙的《佛国记》一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汉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上“标志着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此外，他还把中国工艺介绍到欧洲，使19世纪法国汉学别开生面。他是法兰西学院教授，同时又是东方语言学院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由于他的努力，法国汉学在欧洲的领先地位“日益明显”。接任儒莲的是他的学生德理文，他的主要贡献是翻译和研究《离骚》和《唐诗》，此外，他还翻译一部名为《中国异族人的人种学研究》的巨著。德理文之后是沙畹、马伯乐、戴密微等，那已是20世纪的事了。

东方语言学校前身是“青年外国语学校”（即：翻译生学校）。1839年，在法国公共教学大臣、商人和意欲将“法律的火把和欧洲的文明”“引向天朝”的传教士的多次敦促下，东方语言学校通过决议，责成该校必须于1843年开设现代汉语课。该校一开始就以教授现代汉语为主，古文只作为补充。法兰西学院授课方式是学术报告，自由听课，没有考试制度，而东方语言学校，则已进人正规教学。该校是培养汉学家的摇篮，欧洲和法国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曾踏进过这所学校的大门，接受过初级的汉语训练。进入20世纪，在50年代以前，虽然由于受两次大战的影响，教学情况时断时续，但仍然是法国汉语教学重镇，保持着优势。

首先在该校担任汉学教授的是Antoine Bazin，他翻译有中国戏剧作品和明清小说《合汗衫》、《货郎旦》、《窦娥冤》、《琵琶记》等，编译过元人文集目录。在汉语教学方面，他的教材《官话语法》，因对白话与文言中表示“关系”、“条件”、重读等语法现象进行了“隽智的分析”，在汉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并被后人称为“欧洲第一个”把文言和白话区分开来的汉学家，之后在该校任汉学教授的是儒莲，他在这里又任职了六年。儒莲之后，，他们是：哥士耆、冉默德、德韦理亚、微席叶等。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法国在华从事外交工作的戴伯理和于雅尔，传教士顾赛芬、戴遂良、夏鸣雷和费赖之等，因对中国文化有极深了解，在从事外事工作或传教的同时，在汉学研究上也极有建树，因此也成了法国汉学队伍的重要成员，尤以顾赛芬和戴遂良最为卓著。顾赛芬尤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了包括《四书》、《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中国古籍；在词书方面，编有《古汉语词典》、《法汉词典》、《汉法字典》等。戴遂良如同顾赛芬，也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中最卓著者之一，对中国历史、哲学、风俗有浓厚兴趣，著有三卷本的《历史文献》和十卷本的《现代中国》，还编有《近代中国风俗志》、《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汉字》，翻译有《庄子》、《淮南子》等，达30多卷。

19世纪上半期的毕欧是个特殊的汉学家，他既没有在法兰西学院，也没有在东方语言学校任教，但被评论认为是19世纪前期法国最有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三位汉学家之一（雷慕沙、儒莲和毕欧）。他有大量论文涉及中国科学、天文、地理、气候、教育、工艺等。，，译作《周礼》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古代宗教和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此外，还写有《中国公共教育和儒学史》，也颇受后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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