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9 11:43:17
“疫情原因，我今年哪也去不了，就在北京过年。我父母还在老家。我妈每年有一部分时间在北京，本来过年要回去，因为我爸不愿意来，觉得不如在家自在，老人喜欢有院子的生活，天大地大，可以种菜，可以串门。楼上的生活太憋屈。但今年我妈回不去老家了，也只能在北京过年，我爸一个人在老家，就跟我姐一块儿过年了。我从北京给老家的我爸和我姐寄了一些年货过去。”
在北京生活了多年后，徐则臣从一个奋斗中的年轻人慢慢步入不惑之年，也完成了从故乡江苏到京城求学、工作、定居、生儿育女的人生过程，每到年关，自然而然地，徐则臣会一次次面对同一个问题：从身份认同上，自己是否是一个北京人？借用巴尔扎克的说法，“巴黎之外都是外省”，那么从地域上，京城之于徐则臣来说是否已不再是一个“客体”？
徐则臣说：“很惭愧，在身份认同上，我一直没能解决自己是个北京人这个问题。我无法让自己妥帖地嵌入这个城市，当然，我也没能力让自己妥帖地回到故乡。如果说‘漂’着，那我的确是‘漂’着，在哪都是‘漂’着，无所寄，只好有所执。其实我也分不清北京和故乡哪个是主体哪个是客体，它们都是我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最重要参照。现在我都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北京和故乡这两个参照系，我该如何认识和表达世界。”
在读者们的印象中，徐则臣的小说中，《如果大雪封门》中好几个短篇是以故乡为背景的，比如《花街》，还有《忆秦娥》，故事发生地海陵，还有最新的集子《青城》中也有“海陵”的出现，“海陵”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是否是故乡东海的一个代号？
他最有标志性的短篇《如果大雪封门》，则穿梭于老家和北京之间，这个小说有点像一个徐则臣小说现场的“分水岭”，从此，他笔下人物们“要去北京”。
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故乡又有着怎样的位置，除了获得茅奖的长篇小说《北上》之外，故乡也不时以各种方式在他的小说中出场，那么他还会写献给故乡的小说吗？
我说起家乡，徐则臣说，“我老家是江苏东海，东海过去叫过海陵，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在小说里经常用到。我也写过一些关于花街的小说，很多人猜测我的老家是不是在花街。其实花街和海陵不过都是个名字，对我来说，发生在这两个地方的故事都是我对故乡记忆的生发。故乡对一个作家写作的重大意义，很多人都论证过，无须赘述。它是一个最稳定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在小说里是否写到海陵或花街，故乡一直都在，包括写发生在北京和国外的故事。所以所有的小说归根结底都是献给故乡的。人物穿梭于老家和北京的小说，最早一个应该是中篇小说《啊，北京》，这个小说开启了后来一系列“在路上”的人物小说模式。《如果大雪封门》是这个系列中的一篇。
他还说了一个异乡人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认识了一帮五湖四海来的外地人，经常会坐在某个热气腾腾的麻辣烫摊子旁边，边吃边聊。一手攥着大饼，放着麻辣串的盘子搁地上，脚边是一瓶啤酒。那些年轻的朋友来自不同省份，职业各异，来北京的目的也不相同，有打工的，有来找工作的，有来北大听课准备考研的，五花八门。十几年过去，他们几乎全离开了北京。要么混不下去，要么是年纪大了，必须回故乡成家立业，总之在我曾经生活的北京西郊，想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基本上已经不可能。这些年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关于北京的小说，不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就是他们。有些小说被他们读过，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看书。有一年，我出了一本关于北京的小说集，正和朋友吃饭，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但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谁，曾经生活在西郊的一哥们儿，几年前回老家了。他在电话里说，他在老家正搬家，收拾行李和细软的时候，顺手拿起前些天买的我的那本书，随便翻开一篇小说，竟读进去了。他就站着读完了那个小说。大冬天，因为收拾忙得热火朝天，他就光脚穿着拖鞋，看书的时候一只拖鞋不知道踢到哪儿去了。地板冷，读到小说的后半段，他把丢掉拖鞋的那只光脚插到另外一只脚的拖鞋里，近乎金鸡独立地看完了小说。他要跟我说的不是脚，而是他看得泪流满面。他在小说里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哭不是因为看见了那个时候的艰辛和不容易，而是看见了眼下与那时候之间浩荡的时光。狗日的时间过得真快呀，他说，跟咱们在北京西郊的时候相比，老子的干劲儿还没有彻底丢掉。
“能接到他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我也很高兴，知道他没有丢掉那个时候的干劲儿我更高兴。北京西郊的生活给我们留下的共同遗产，可能就是理想主义。不管是哪个层面上的理想。我们统称为“干劲儿”。我希望能经常接到当年那些散失了的朋友的电话。”
那么故乡渐渐从生活中退场之后，现在居住的地方，对徐则臣的写作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徐则臣说，“在北京这样五方杂处的城市，只要你不愿意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堵上，不愿意失去理解、同情和爱，你就不会离底层生活很远。他们的身上更集中地体现了这个时代核心的困惑、疑难和焦虑。他们激发出了我很多的问题意识，这是我写作的前提。”
“在我的作品中，不仅女性，即使男性也极少与世界硬碰硬地激烈对抗。简单粗暴的对抗是对人生的‘懒政’行为，除非山穷水尽，我会尽力为他们想出办法。我尽量不把人物逼到绝境，让他们保有尊严的途径之一，就是不惮于给他们提供日常逻辑。”
这是走出故乡，来到更广阔天地的作家徐则臣的一种写作态度。
在大都市里待久了，徐则臣也向往着外乡的外乡，在他最新出版的小说集《青城》中，我们看到了老鹰的出没。《青城》这个小说中，写到了老鹰，书的封面上，也有一只巨大的鹰，生活中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展翅高飞的老鹰。徐则臣说，在北京，除了山里和动物园，其他地方很难看到鹰。
“我喜欢鹰。孤傲，雄浑，生猛，从不拖泥带水但又非常放松，尤其喜欢鹰滑翔时的样子，飘飘举举，加速也像静止，整个世界坦荡如砥。一只飞翔的老鹰让你觉得，它无比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就像《青城》中的三个人，其实他们都需要有自己的鹰。
作为一只鹰，是要飞翔的。掠过故乡、掠过此地，也将掠过世界的天空。
虎年春节前，徐则臣接受了钱江晚报记者的专访，以下是本报记者与徐则臣的对话部分——
【他们的问题和焦虑于我心有戚戚焉】
钱江晚报：《青城》是你的最新小说集，听说你最近写短篇小说比较多？就你来说，写作的节奏是怎么样的，比如在长篇和中短篇的小说中，有怎样一种节奏？
徐则臣：写的也不多，2020年写了4个短篇，2021年一个没写，不知忙了啥一年就过去了。我喜欢写短篇，尤其是写完一个长篇之后，我都会认真写几个短篇。长短结合，一张一弛，我喜欢这个节奏。中篇已经12年没写了，还是觉得写长篇和短篇过瘾。
钱江晚报：《北上》获茅盾文学奖后，会不会有人说，你已经和一群老作家们一样“功成名就”了，但您是“75后”，还非常年轻呀，所以意味着“茅奖”之后，还有很长的文学路要走，那么你现在有压力吗？有没有思考过在文学的创作上，怎样再寻求突破？
徐则臣：没什么压力，获不获奖我都一样写。我正在写的和将要写的，基本上都是获奖之前就开始构思的，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艳阳高照，我还是会按照构思成熟的路子在写。只要你想明白了，什么奖都不会成为一块石头。我一直在寻找写作上的新的可能性，获奖不获奖这种可能性的寻找一直都没停过。
钱江晚报：您的小说一直在关注某一个小人物群体，比如在京城奋斗的年轻人，我们所说的“京漂”，非常的接地气，生活的磨难中，有青春的活力和喜感，所以你写小人物基调并不悲苦，而且踩着时代奋进的节拍，在这个领域你有很好的读者的积累，比如《跑步进入中关村》和还有《耶路撒冷》等早已深入人心，这两本书最近又再版了，你还会接着挖掘这个“京漂”题材吗？进入了2020时代的新的十年，相比之前您笔下的90年代，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它们正在触动你作家的神经？
徐则臣：所谓“京漂”的题材，我不是很认同这个界定，但姑且称之吧。应该还会写，但不是现在。在没有新的想法之前，我不会动手。最近的十年里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这座城市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对这些变化我还没能形成相对清晰的整体性认知，所以这几年正面写北京的小说少了。写作重心转到了别的题材上，但我一直是北京的专注的观察者。一旦想法成熟，随时可以转身回到这个题材的写作上。
钱江晚报：我有一个好奇，最近这些年就生活经验而言，你可能离底层社会比较远了？
徐则臣：到今天我依然不认同“底层写作”的很多观点。我也不认为那个时候我的写作就是“底层写作”。苦难本身从来不是我关注的重心，我更关心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写了的那些边缘人，是因为我对他们很熟悉，他们的问题和焦虑于我心有戚戚焉。如果我碰巧认识了一帮所谓的高尚人士，如果我碰巧也发现了他们身上有我感兴趣且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也会去写他们。就文学而言，我不认为这其中有道德高下之分。
钱江晚报：也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类型的，那么创作的关注点会不会发生转移呢，会不会写起知识分子系列的小说？你是否关注这个阶层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徐则臣：如今在北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知识分子的确更多一些，我也希望自己接下来能认真地写一写知识分子。其实我在大学教书的那阵子就想写，但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路径。慢慢来吧，肯定不会放弃的。
钱江晚报：从你的一系列小说看，你的小说中总是有温暖的东西存在，这跟你个人的性格是否有关系，我们能感受到，徐则臣这个人身上，温暖的东西挺多的，除了作家自身的性格之外，“温暖”也是一种你对世界的态度吧？
徐则臣：我是一个宽厚的人，至少我希望自己是个宽厚的人，能开阔、宽容、有温度、有弹性地面对世界和他人，当然也包括面对小说里的世界和人物。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哪件事是必须要披头散发才能做成的。那么，为什么不能退半步看问题呢？
【从故乡出发，到世界去】
钱江晚报：之前您的小说，或写北京，或写故乡和运河，《青城》中的三篇完成了你对西部地域的某种古典式的想象，这样一种技术上的处理，似乎产生了一种将人物从当下、此地拔起，抛向远方，抛向异域，完成古今时空的对接，让我们读者产生一种幻觉，我们并不只活在此刻，活在当下，也活在历史语境中，活在远方的想象中，这似乎与您的重磅作品《耶路撒冷》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的小说要表达的有这一层意思吗，因此，你成为一个从现实出发，又能离开一地鸡毛的现实世界，使小说的语境置于现实之上的作家？
徐则臣：“到世界去”是贯穿我写作至今的一个主题，一则它是我的执念，二来，我需要一个或实或虚的远方，以与当下和此在构成必要的张力。我喜欢一句话：既要埋头赶路，也要抬头看天。写作也这样，必须有一个超拔的层面在。人也如此，我们当然是活在当下，活得要认真投入，即便如此也得有一只眼看向远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又“不在”。在我看来，最好的生活状态莫过于既能“在”又能“不在”。
钱江晚报：每个大城市都有很多租房子住的人。开个玩笑，如果有人说，徐则臣就是那个一直在写出租屋故事的小说家，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在北京早已告别出租屋的日子了，定居下来了，儿子也在慢慢长大，“出租屋”题材是个富矿吗，还会一直写下去吗？
徐则臣：“出租屋故事”，听起来挺吸引人，像惊悚和悬疑小说。我觉得挺好，我一直想写这样的小说。我并没有告别出租屋，现在还租着呢，靠孩子的学校近。要继续写出租屋，都不需要去回忆和虚构，就是现场直播，这里的故事也够直播一阵子的。我肯定会继续写。
钱江晚报：我从你的这些年的作品有一个印象，是否一个作家人到中年之后，渐渐地关注传统文化了？比如说，作家徐则臣也终于从盗版碟和打口带，进入到书法绘画戏曲这些传统艺术，并且融入自己的小说了？
徐则臣：进入中年以后，我的确开始关注传统文化，但这不意味着我就不关心盗版碟和打口带了。我只是重心在偏移，不是厚此薄彼，更非舍此求彼。这几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文化属性的重要性，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其所是”的问题。我们不是靠外在的东西成为我们自己，而是内在的，那么什么是内在的？我的理解是：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血脉。当然，不是老祖宗的都是好的，这个需要甄别，也需要实践，而实践往往是最有效的甄别方式。我用写作来甄别。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带有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和历史附着。
钱江晚报：你心目中的成功的作家是怎么界定的？作家需要读很多书吗，你个人的阅读量如何，阅读习惯如何，能否分享一下？
徐则臣：我认为的成功的作家，是那种写出了自己理想作品的作家，或者是无限逼近自己理想作品的作家。一个真正的好作家，肯定知道什么才算是写出了名堂。我觉得作家应该读很多书，对一个作家来说，阅读远远要重于写作。年轻的时候阅读量很大，算是博览群书吧，这些年工作太忙，不仅写得少了，读得也少了。每到年终总结，阅读上的乏善可陈比写作上的颗粒无收更让我心慌。我的阅读习惯没啥别致可言，有空了抓过书就能看，在书房、在客厅、在咖啡馆、在地铁里，都无所谓。散步时习惯听书，很多书都是散步的时候听完的。
【生活最坚韧的后防往往是女性】
钱江晚报：我看到的你之前的小说，主角基本上是男性，新出版的《青城》，将目光聚焦到了当代女性身上，我想起评论家张莉在做的性别观调查，有15位男性作家参加了，您是其中之一，你说的一个重点，“她首先是一个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约和理解的‘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想问的是，你的性别观和你创作的小说之间，有一种怎样的联系，或者说性别观如何影响到你的写作？
徐则臣：写作二十多年，没有刻意要写男性还是女性，正因为顺其自然，主角为男性的小说就占了主体。也因此，我特别珍惜《青城》中的三个小说，它们也是自然而然地生成，是情感、认知和内心写作冲动的自然的分泌物。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处理，和调查中我的回答一样，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解决了“人”的问题以后，我再从“女人”的角度进一步发掘和呈现其独特性。性别观和写作之间是一个共生、并行和互动关系，不存在一个先后顺序。
钱江晚报：《青城》中的三个小说，《西夏》写于26岁，《居延》写于30岁，《青城》写于40岁，应该说你自己的人生从青年到中年，也许心目中对“理想女性”的定义也在变化之中？现在的你是否比26岁时候的你更体恤女性或者说理解女性呢？
徐则臣：没错，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在不同的年龄，对“理想的女性”的定义都会有所变化。对人的认知，跟年龄和阅历有关系。人到中年，不敢说比年轻的时候更理解女性，但体恤的确更深入了一层，我会带着我所经历的越来越复杂的生活和情感背景去理解一个人。也因此，西夏跟青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一个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一个生活在生活中。
钱江晚报：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对作家而言是一种神秘的“接头暗号”吗？听说你写作，总是先有名字，再有故事？那么，是人物的名字定下了小说的气质和基调？这是否比较偏向于一种性灵式的写作？
徐则臣：这可能是个人偏好。有的作家习惯于先写，可以没有题目，人物名字也可以先用ABCD代称，全写完了再回头解决这些“小事”。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大事”，小说没题目，人物没合适的名字，我写不下去。我会没着没落的，如同暗夜行路，我需要光。小说的题目和人物的名字就是我的一盏盏灯、一束束光。既是一个指引，也是一种氛围的营造，像你说的，它们预示着小说的气质和基调。起码参与了一种整体性的建构。如果小说是一座建筑，它们既是一砖一瓦、一个个零部件，又不确切是。或者说，它们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学和艺术的某一部分。
钱江晚报：感觉《青城》中的三个篇章，就像你在写一个女人一生的三个阶段，也就是人生的一半的人生过程：《西夏》是少女，《居庸》是青年，《青城》是中年，女性就是这么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她对世界，对男性，对自我，都会经历一个过程，所以她们出现在一部小说中，可以说是一种很巧妙的布局？
徐则臣：这个总结是事后认定，写作的过程中我没有这个预设，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但写作的确有一些神秘的东西，不管你是否明确地意识到，写作都会与你共同成长。这三部小说是我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认知与感悟，自然地就带有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特质。你不去布局，时间和人生自会代你布局。
钱江晚报：在《青城》中，我们看不到女性对世界，对男性的激烈对抗，她们仨不管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她们的底子是温柔可亲的，是让世界保有温度而不至于荒凉的，这是否也隐含着某种你对女性价值的认知？在写《居庸》时，最后一笔令人印象深刻，居庸是决绝的，也因此能感到她身上冷峻的力量，《居庸》和《青城》中，为什么你处理的男性角色反倒是弱能量的？
徐则臣：在我的作品中，不仅女性，即使男性也极少与世界硬碰硬地激烈对抗。简单粗暴的对抗是对人生的“懒政”行为，除非山穷水尽，我会尽力为他们想出办法。我尽量不把人物逼到绝境，在现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境毕竟不是常态。人物不是玩偶，让他们保有尊严的途径之一，就是不惮于给他们提供日常逻辑。尤其对女性。她们在精神上更坚韧，情感上更博大宽厚，面对世界时更具弹性。那么，为什么非得人为地让她们彷徨于无地、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居延》和《青城》中，男性角色的确是弱能量，因为在生活中事实就是如此，面对艰难险阻，生活最坚韧的后防往往都是女性。
徐则臣，作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中短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个奖项。2014年，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9年，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