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6 11:02:17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 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著名人文学者。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与社会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深度考察，在学界与读者中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在晚年重新回到鲁迅研究，采用讲演的方式向大众再谈鲁迅。
这是一幅鲁迅的简笔画像。
作者从三个角度勾勒鲁迅的面貌和他的作品。第一部分是鲁迅和当代的关系，追问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为什么还要阅读一个140年前的作家的文章，这个问题最为迫切也最需要先行解决；第二部分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进行文本阅读和分析，令人切实感受到鲁迅作品的魅力；最后一部分，则是回到鲁迅的年代，还原他的真实生活、工作场景，让读者从另外一个具象的层面获得对鲁迅其人的生动感受。
先读《〈呐喊〉自序》。它讲述了一个鲁迅离开故乡绍兴老屋以后的故事：他怎样在南京的新式学堂里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台图和体操”；他如何怀着“医学救国”的梦想，来到东京，又最后走上了文学之路，却因毫无反应而“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但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又因为与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的一番交谈而卷入五四新文学的大潮：这次北京胡同里的谈话，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鲁迅在回忆中对北京胡同里的大院的描述，就格外引人注目——
“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1]
这里的凄清，神秘，闲适与孤寂，都是典型的老北京气氛。——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鲁迅的北京世界。
我们又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鸭也张着嘴喘气，-----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喊。声音已经嘶嗄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
这是一幅典型的北京街景：不仅这仿佛“闪烁地生光”的“沙土”，那叫卖酸梅汤的铜盏相击声，是老北京人所难忘的；而且这里的懒散，倦怠，寂静，也是老北京所特有的空气。而这幅北京风俗画正是收入《彷徨》的小说《示众》提供的。我们也因此注意到鲁迅的以北京为背景的都市小说，这就是《呐喊》里的《端午节》，《彷徨》里的《示众》、《伤逝》、《幸福的家庭》诸篇。
人们注目于鲁迅以绍兴为背景的乡土小说是自然的，但忽略这些北京背景的都市小说，却会影响对鲁迅小说丰富性的体认。即使是《伤逝》这样的名篇，如果注意它的北京背景，也会有新的感受——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在一年以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3]
这会馆风景让我们又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而处于风景中心的却是“五四”新女性：衣着，外貌，神态，全是那个时代的。
敏锐的作者又将这样的新女性置于北京市民的视野中，就有了这样的同样具有时代特色的场景：“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赃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里的那个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4]这场景是具有隐喻性的：离开了包围时代新青年、新女性的“老东西”、“小东西”们的北京市民社会，是很难理解小说主人公子君与涓生的悲剧的。
这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鲁迅是以五四新文化的新眼光来观察北京的，这就有了许多独特的发现与思考。
这里有一组文章，展现了鲁迅印象中的北京风景。
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中，鲁迅对画家笔下的北京（北方）风景作过这样的描述：“在黄埃漫天的人间，一切都成土色，-----深红和绀碧的栋宇，白石的栏杆，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5]——前面的讲述中，我们曾经提到，鲁迅在第一眼看到北方的“黄土”风景时并没有什么感觉；但现在，在他深入到北方人的生活中以后，他就为其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量所震撼了。
而他自己注目的，却是漫天的沙土——就连朔方的雪，在鲁迅的观察里，也是“永远如粉，如沙”的。[6]
“灰土-----灰土-----灰土------”的不断重复，给人以单调感与压抑感：连人的心都麻木了。是的，这无所不在的灰土是会渗透到人的心里去的。于是，北京风景变成了北京心象：“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沉重的沙-----”。[8]而且有了这样的呼喊：“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9]这里，外在的沙土（灰土）变成了内在的沙漠感：不仅是寂寞，更是失去了一切兴趣、欲望，没有任何生气与活力的生命的窒息与沉重。这正是鲁迅的北京感受：他所感受到的北京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人（特别是一个渴求自由创造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这才是鲁迅关注的重心所在。
这里也同样显示了鲁迅的北京观照的特点：他的如炬的目光，要透过外观景象追问背后的隐喻意义，从外在现象探察被遮蔽的内质。
于是，在几成定论的北京文化观中，就有了鲁迅式的非同寻常的观察与多少有些扫兴的论断。
例如，北京的饮食文化，以及所谓北京文化中的“生活美”，一直是北京人的骄傲，是中国文人最喜欢大做文章的，也为一些外国人所称赏，“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 ”，还有一位日本人，在一本《北京的魅力》的书里，大谈中国的“生活美”对外来民族的“征服力”。有些中国人因此而飘飘然，却引起鲁迅的警惕。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平民的饮食：“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这大概指的是北京市民；“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是连黑盐也没得舐”——这大概指的是山西、云贵川，以及他的故乡浙东地区的平民百姓。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N 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10]——阔人与窄人，富人与穷人，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饮食上的差异，正是中国（北京）饮食文化的赞颂者所要竭力遮蔽的。
而在鲁迅看来，谈中国文化（包括北京文化）就不能回避这样的客观存在的等级关系。他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饮食背后的不平等和血腥：“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声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
他由此而提升出对中国文明的一个整体性的判断：“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11]——如此严峻的论断，初一看，似乎很难接受，因为它是在向我们习惯性的思维与已定结论挑战；但仔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确实抓住了要害，有着内在的深刻性：而这正是鲁迅思想的魅力所在。
下面一组文章是鲁迅由北京的街头小景引发的联想，这是颇能显示文学家的鲁迅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敏感，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思想穿透力的。而他的杂文就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
请看这胡同一景：“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
现在北京的某些地方，也还有这样的几乎将房屋淹没的高堆的垃圾，人们也都司空见惯了。但鲁迅却想起了明遗民的“活埋庵”，并引发了这样的感慨：“谁料想现在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12]
这里显然有一个由具象向抽象的提升，胡同小景也就成了一种隐喻，这也是鲁迅杂文的通常写法。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鲁迅对北京文化的一种观察：如果一味遵循“祖传”、“老例”，不思变革，生活在现在的北京人就有可能为传统所“活埋”。
值得注意的还有鲁迅在《长城》（那也是北京的一个古迹）里的一个隐喻：“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13]这又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观察。
这里要向大家特别介绍《马上日记》里一段对北京街景、世相的绝妙描写——在鲁迅杂文里，经常有这类“速写”，是小说家的笔法对杂文的渗透，很值得品味：
“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指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字子玉，故称“玉帅”）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
……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小说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生医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药房时，外面正有一群人围着看两个人的口角；一柄浅蓝色的旧洋伞正挡住药房们。我推那洋伞时，斤量很不轻；终于伞底下回过一个头来，问我‘干什么？’我答说进去买药。他不作声，又回头去看口角了，洋伞的位置依旧。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决心，猛力冲锋；一冲，可就冲进去了。
药店只有帐桌上坐着一个外国人，其余的店伙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饰干净漂亮。不知怎的，我忽而觉得十年之后，他们都要变为高等华人，而自己现在就有下等人之感。……”[14]
这里关于“满街挂着五色国旗”的描写，使人们很容易就想起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里的那段关于“北京双十节”的经典性描述：“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15]京城的百姓已经看惯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闹剧，他们也已经习惯于以“看戏”的心态，用自己特有的懒散而顺从的态度去应付这样的变换。于是“一群人围着看两个人的口角”，就成了北京永远不变的街景。
值得注意的，倒是北京药店里出现的洋老板：这大概是北京的新市景。鲁迅却由此敏锐地发现了在传统的等级制度之外，又有了由中国（北京）社会半殖民地化造成的“外国人——高等华人——下等人”的新的分层，新的等级结构。“古砖”与“新砖”的叠加，就使得“活埋庵”更加坚实，难以逃出：鲁迅发现与揭示了这一点，心情是沉重的。
“北京……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通常是一只山羊“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竞奔它们的前程”。[16]
触发鲁迅思考的是那只充当“带头羊”的山羊，那个“小铃铎”在鲁迅的幻觉中，变成了“智识阶级的徽章”。
这也是鲁迅的北京发现。他在《有趣的消息》里说，“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还是有趣的。[17]比如，京城的大学里，就出现了一批自称“特殊阶级”的教授，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自居，实际上是“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18]鲁迅无情地揭示了裹在绅士外衣下的“官魂”：在中国等级社会结构中，他们所扮演的正是北京街头的“带头羊”的角色。
但北京绝不是“正人君子”的一统天下：官魂之外，还有民魂。鲁迅写有《我观北大》一文，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19]这正是以北京为发源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传统，在鲁迅看来，北大就是“新北京”的象征，是北京，以至中国的希望所在。而鲁迅是自觉地以维护这一传统为己任的；因此，当有人指其为“北大派”时，鲁迅欣然应答：“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鲁迅更感欣慰的是，在沙漠般的北京，青年人中出现了“被风沙打击得粗暴”的“魂灵”，这是反叛的，“人的魂灵”。鲁迅说：“我爱这些流血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20]
而如前面所说，鲁迅在古老的北京感受到的是被沉重的沙活埋的生命的窒息感，现在他从年轻一代这里“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21]这也可以说是鲁迅终于发现的北京、中国的新的萌芽吧。我们也因此更理解了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结尾所说的那段话的深意：“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