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追寻契诃夫的足迹（上）

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是一种旅行，游历与契诃夫相关的地方也是一种阅读。我读过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也游历过许多“契诃夫名胜”，一直在阅读和游历中追寻契诃夫的足迹。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我从乌克兰的基辅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列车在天蒙蒙亮时停靠一个车站，事先有所准备的我下到站台，见站牌上果然写着“塔甘罗格”的字样――这里是契诃夫的故乡。列车停靠十分钟，车站位于高高的山坡，时辰和地势都为我提供了观察这座城市的良好条件。站台上没有人，朦胧的晨雾笼罩四周，但透过薄雾可以看到山坡下低矮凌乱的城市建筑，以及更远处的亚速海，无论大海和房屋，还是山坡和车站，似乎全都是一种色调，即灰色，隐隐地有一股鱼腥味飘过来，这有些暗淡甚至肃杀的氛围几乎顿时让人心生几缕“契诃夫式的忧郁”。

1860年1月29日，未来的作家安东 契诃夫就出生在此城警察街69号的平房里。他的父亲是食品铺老板，全家共有六个孩子，安东 契诃夫排行老三，有哥哥、弟弟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除了上学，几个孩子还有两项任务：一是帮父亲看守店铺，据说四五岁的安东就开始站在凳子上为顾客服务，当然，光顾小店的各色人等无疑也会成为幼小的安东的阅读对象；二是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每天清晨和傍晚，契诃夫家的几兄弟便在父亲的强迫下去教堂唱歌，雷打不动，契诃夫后来将此称为“苦役”，并感慨：“我在童年时没有童年。”

1876年，安东的父亲无法偿还因进货和建房而欠下的债务，带领全家自塔甘罗格逃往莫斯科，把安东独自留在塔甘罗格，名为继续学业，实为留给债主的“变相人质”。十六岁的安东寄人篱下，忍辱负重，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后来，已成为著名作家的契诃夫在给朋友苏沃林的信中这样写道：“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您写一个短篇小说吧，讲一个青年，农奴的后代，他当过小店员和唱诗班歌手，上过中学和大学，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长官，要亲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为每一片面包道谢，他经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时连双套鞋也没有……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走奴性，怎样在一个美妙的早晨一觉醒来时感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已不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建议苏沃林描写的这个“青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契诃夫自己；契诃夫建议苏沃林写作的这一主题，后来却成了他自己创作中贯穿始终的红线。

契诃夫在塔甘罗格生活了近二十年，约占其一生的一半时光。塔甘罗格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在契诃夫之后的小说中留下深刻痕迹：契诃夫一家曾租住在叶夫图申科夫斯基家，契诃夫后在《冷血》《市民》等小说中写到这位房主；站柜台的经历和感受，无疑在《万卡》《渴睡》《三年》等小说中得到体现；他学生时代的体验和见闻被写进《套中人》，在《贪图钱财的婚姻》《乌鸦》《约内奇》等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分辨出塔甘罗格的街景和习俗。更为重要的是，早在塔甘罗格，契诃夫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独自待在塔甘罗格的契诃夫享有较多自由，他是当地剧院的常客，耳濡目染之余，他自己也写起剧本来，除了几个篇幅很短的轻松喜剧外，他还创作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戏”。1878―1879年间，在七八年级就读的契诃夫写下剧本《没有父亲的人》，此戏主角是三十岁左右的乡村教师普拉东诺夫，在与一群爱他的女人的纠葛中，在与身为将军的父亲的冲突中，这个人物展现出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哲学，契诃夫戏剧人物的诸多特质似乎都可以在他身上寻到源头。这部剧本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许多契诃夫学家在仔细研究后断定这部作品确系中学生契诃夫所作。20世纪50年代，此戏开始登上世界各地戏剧舞台，但多更名为《普拉东诺夫》。看过这部戏的观众，甚至排演此戏的导演和演员，往往都会疑惑：这样一部人物关系如此复杂、戏剧元素如此饱满的剧作，这样一部充满现代感，甚或存在主义意识的剧作，怎么会出自一位十八九岁的中学生之手呢？这种怀疑，恰恰论证了契诃夫过于早熟的戏剧才华，也是对契诃夫过人文学天赋的一种肯定。

如今，塔甘罗格已成为一座真正的“契诃夫之城”，契诃夫的痕迹在这里俯拾皆是：契诃夫出生的那座平房被辟为“契诃夫故居博物馆”；契诃夫故居所在的街道被命名为“契诃夫街”；契诃夫家当年开的小铺也依原样恢复，成为“契诃夫家小铺博物馆”（亚历山大街100号），小铺门头的巨大招牌上写有“茶叶红糖咖啡暨其他殖民地产品”的字样；安东 契诃夫读过书的学校如今是“契诃夫文学博物馆”（十月大街9号）；他当年经常去看戏的那家剧院如今是“契诃夫剧院”（彼得罗夫街90号）；塔甘罗格的图书馆称为“契诃夫图书馆”，因为契诃夫去世时捐款捐书创建了这家图书馆；塔甘罗格的博物馆称为“契诃夫博物馆”，因为这也是契诃夫当年提议并发起募捐创建的；1934年，城里的一座街心花园被命名为“契诃夫花园”；1960年，为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契诃夫的纪念碑被竖立在塔甘罗格市中心。

1879年，孤身一人在塔甘罗格度过三年的安东 契诃夫考上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这年8月6日，踌躇满志的十九岁中学生契诃夫乘火车离开故乡塔甘罗格，从这里走向莫斯科，走向了世界。站台上响起铃声，我乘坐的列车也即将出发，沿着契诃夫当年走过的铁路北上。

来到莫斯科的安东 契诃夫与家人团聚，但一家人居无定所，据契诃夫研究者统计，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在莫斯科租住过的地方有近十处，其中居住时间最长、与契诃夫的创作关联最多的，是位于花园道库德林街6号的一座两层小楼。

1886―1890年间，契诃夫一家租住此地，这幢小楼如今被辟为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是国家文学博物馆的分馆之一。这家博物馆称，其内部陈设与契诃夫在世时一模一样，因为契诃夫的兄弟和妹妹留有相关的图画和文字资料，屋内的展品中也有许多珍贵的实物，系契诃夫家人所赠。

2017年8月17日，借赴俄参加俄国文学大会之机，我走进了莫斯科的这座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漆成朱红色的小楼上悬挂着一块大理石牌匾，上面写着：“伟大的俄国作家安东 帕夫洛维奇 契诃夫1886―1890年间生活于此。”这幢砖石结构的楼房建于1874年，当年的主人是莫斯科的名医科尔涅耶夫，主人一家住相邻的主楼，这幢二层小楼是所谓“侧房”，或译“附属建筑”，共有五六个房间。来契诃夫家做客的朋友开玩笑地称此楼为“准城堡”，契诃夫自己则称其为“五斗橱”，并将外墙的红色称为“自由派的色彩”。

大理石牌匾上写着：伟大的俄国作家安东 帕夫洛维奇 契诃夫1886―1890年间生活于此

进门后的第一间展室原为契诃夫家的厨房和餐厅，这里的展览以“契诃夫和莫斯科”为主题，一些老照片展示了19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建筑和街景。这里有大学生契诃夫穿过的“校服”，还有哥哥尼古拉为他画的两张肖像画：一张是他1880年入学时的模样，一张是他1884年毕业时的形象，后一幅画没有画完，但契诃夫自己却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肖像画之一。这里自然也摆有契诃夫的许多手稿、最早刊发契诃夫作品的几份杂志以及契诃夫最早的几部短篇小说集。

1880年来到莫斯科后，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上学，一家人都没有稳定收入，日子过得相当拮据，契诃夫的二哥尼古拉擅长画画，常给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幽默杂志画一些插图以赚点稿费，契诃夫受他影响，也试着给幽默杂志投稿。1880年3月9日，彼得堡的幽默杂志《蜻蜓》第10期刊出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即《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和《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处女作。自此以后，契诃夫的幽默小品写作一发不可收拾，每年都有百余篇面世，多家幽默杂志向他约稿，除《蜻蜓》外还有《闹钟》《观众》《娱乐》《蟋蟀》《花絮》等，看着这些五花八门的杂志以及契诃夫作品的复印件，真不知当时的医学系大学生契诃夫怎么能有如此旺盛的文学创作精力。1884年，契诃夫的第一部短篇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面世；1886年，第二部集子《形形色色的故事》也得以出版。这两部短篇集都摆放在展柜里，但与它们并列，展柜里还有一部已由契诃夫亲自编好的小说集，题为《谐谑集》，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面世。

这一时期的契诃夫在发表小说时使用了数十个笔名，但最常用的是“安东 契洪特”，这是他上中学时一位老师给他起的外号，用俄语发音时重音位于最后一个音节，能产生某种喜剧效果。契诃夫这一时期的创作，因此也被称为“契洪特时期”。一般认为，契诃夫这一时期的创作是搞笑的，为稿费写作的，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契诃夫创作的简洁、幽默、冷峻等标识性特征亦已显现，这一时期写出的《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猎人》《变色龙》《假面》《苦恼》等，后来均成为俄国文学中的珍品。

一楼的另一个房间是契诃夫的书房，临街的一面又隔出两个小房间，分别是作家和他弟弟米哈伊尔的卧室。书房里最醒目的摆设就是契诃夫的书桌，书桌上铺着绿色呢绒布，摆有两个烛台和一个墨水瓶，还有契诃夫两位好友的照片，分别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画家列维坦。书桌旁的墙壁上还悬挂多张照片，我认出其中一位是契诃夫的“恩师”格里戈罗维奇。

德米特里 格里戈罗维奇是当时俄国文坛的一位大家，1886年3月，他读到契诃夫发表在报纸上的作品后修书契诃夫，在盛赞后者文学天赋的同时，也建议后者不要荒废自己的文学才华：“请丢开那种赶时间的写作吧。”契诃夫读信后既激动又惶恐，便转而开始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写作。在此之后，他逐渐疏远那些幽默杂志，开始与《新时代报》等主流文学报刊合作。从1886年起，也就是从住进这幢房子后起，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发表数量逐渐减少，从每年百余篇下降到每年十余篇，但几乎每一篇都是上乘之作，如《万卡》《灯火》《草原》《没意思的故事》《命名日》等。1888年，契诃夫因短篇集《在黄昏中》获普希金奖，由此奠定了他的俄国文学中的稳固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也形成于这幢房子，他在这里写出《熊》《求婚》《天鹅之歌》《伊万诺夫》《林妖》等剧作。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就是在这张书桌旁，契诃夫完成了他的创作转折，从一位幽默小品作家成长为一位俄国文学大家。

契诃夫的书房里有一座壁炉，壁炉旁摆放着两把椅子，上了年纪的女讲解员指着椅子耳语般地对我说，这就是契诃夫接待病人的地方。每天上午，契诃夫大夫在这里给人看病，直到有一天，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被家人送来，契诃夫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这件事对契诃夫打击很大，他从此放弃了行医。不知讲解员的这段“野史”来自何处，契诃夫当时可能的确不再担任“职业医生”，但学医出身的契诃夫之后仍一直没有停止为人看病，在梅里霍沃，在雅尔塔，他都曾义务为周围的民众看病。契诃夫的这间“诊所”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关门歇业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此时，文学写作已经能给契诃夫带来比行医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影响。

契诃夫故居博物馆的二层是契诃夫的母亲和妹妹的卧室，另有一间客厅。二楼经过扩建，还辟出一间小剧场，这里经常上演契诃夫的剧目，或举办与契诃夫相关的研讨会。

走出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我来到出口处的一个小花园，这花园契诃夫般地简朴自然，但几棵绣球花却开得很灿烂。坐在花园的长椅里，我突然想起契诃夫与家人的一张合影，其拍摄位置可能就在这座小花园旁，因为照片上依稀可见葡萄架的影子。这张照片往往附有这样的说明文字：“契诃夫远行萨哈林岛之前与家人合影。”1890年4月，契诃夫就是从这幢小楼出发，踏上了他艰辛的萨哈林之旅。

萨哈林岛位于黑龙江入海口，自隋唐起便为中国领土，清代时称库页岛。1858―1860年间，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迫使清朝政府割让库页岛，并改岛名为“萨哈林”，这一名称其实也源自满语，意为“黑”，是满语“黑龙江”一词的首个音节。俄国占领萨哈林岛后不久，便将该岛辟为关押犯人的流放地，到契诃夫决定造访萨哈林的1890年，该岛的流放犯已逾万人。

契诃夫为何起意前往万里之外的萨哈林呢？契诃夫自己一直没有明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他只是想从他自己的生平传记中“抹去一年或者一年半”。实际上，促成契诃夫踏上萨哈林之旅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的哥哥尼古拉于1889年的去世对契诃夫打击很大，使他心烦意乱，情绪消沉，他想寻求一种摆脱这一心境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去旅行，是为了在半年时间里换一种方式生活。”其次，他此时正处于他创作中的又一转折时期，如何更上一层楼，是他作为一位严肃作家需要面对的问题，去往陌生疆域的遥远旅行，自然可以开阔眼界，积累创作素材，在破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第三，契诃夫选中萨哈林作为旅行目的地，无疑主要是冲着那儿的特殊“居民”去的，在当时的俄国，与苦役犯、流放犯的待遇和命运密切相关的公正、公平、人道等问题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契诃夫，自然也会把真实地揭示萨哈林囚犯的生活实况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最后，契诃夫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到萨哈林这样的地方去朝圣，一如土耳其人前往麦加。”这句话道出了契诃夫的一个心机，即他前往萨哈林是去朝觐苦难，同时也是检阅自己，检阅自己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检阅自己的意志和良心。

1890年4月21日，契诃夫离开莫斯科，他先火车后轮船，从秋明开始乘坐马车穿越西伯利亚，历经千辛万苦，然后在6月乘上轮船，沿黑龙江北上，终于在7月9日抵达萨哈林，这次长途旅行历时近三个月。契诃夫在岛上又逗留了三个月，他挨家挨户访问当地住户，探访犯人，留下近万张田野考察卡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走遍了所有居民点，走访了所有住户，每天五点起床，整天都在一刻不停地想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10月13日，契诃夫踏上返程，他乘海船绕过亚洲东海岸，经苏伊士运河到达敖德萨，然后乘火车于12月8日回到莫斯科。

契诃夫萨哈林之旅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他留下的两本书，即《寄自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游记》。《寄自西伯利亚》是他应苏沃林之约为《新时代报》撰写的系列旅行随笔，契诃夫在这些随笔中记叙西伯利亚的风土人情，旅途中的趣闻逸事，他既抱怨“西伯利亚大道是世界上最漫长，似乎也最糟糕的道路”，也感慨“对被关押在流放地、在这里备受折磨的人如此冷漠，这在一个基督教国度里是不可理喻的”。当然，契诃夫此行最主要的文字收获还是《萨哈林岛游记》，在旅途结束后，契诃夫花费近五年时间才最终完成此书。

全书共分二十三章，前十三章以时间为序，描写作者在岛上的行踪和见闻；后十章是就专门问题展开的思考和论述，如岛上的其他民族、被强制移民的生活、妇女问题、流放犯的劳动和生活、犯人的道德面貌和逃跑问题、岛上的医疗问题等等。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表明，契诃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一位热情饱满的社会活动家。《萨哈林岛游记》的出版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各界人士就此展开相关讨论，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俄国的多项司法改革，如1893年禁止对妇女进行体罚，修订与流放犯婚姻相关的法律，1899年取缔终身流放和终身苦役，1903年禁止体罚和给犯人剃阴阳头等。最近，契诃夫当时留下的近万张卡片也被结集出版，让人们对契诃夫当年工作的细致和深入有了更多的见识和赞叹。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以及他留下的这两部著作，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壮举。

契诃夫萨哈林之行的足迹永久地留在了这座俄国面积最大的岛屿上，如今，岛上有多处契诃夫名胜，如契诃夫故居博物馆、契诃夫纪念碑、契诃夫剧院、契诃夫大街、契诃夫与萨哈林历史文学博物馆、契诃夫《萨哈林岛游记》博物馆等。契诃夫《萨哈林岛游记》博物馆建于1995年，专门展览与契诃夫此书相关的内容，如此书的写作经过，书中写到的人物和地点的照片、图画和其他实物，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翻译和传播等，这家博物馆还定期举办国际性的“契诃夫研讨会”。专门为一本书建立一座博物馆，这在世界上还相当罕见。

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最令我们感兴趣的，还是他在这次旅行中与中国产生的关联。在契诃夫发自伊尔库茨克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中国人。这些人善良而又聪明。”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他又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称中国人“是最善良的民族”。在逗留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两天间，契诃夫曾渡过黑龙江游览了瑷珲城。在乘船沿黑龙江继续北上时，契诃夫与一位中国人同住一间一等舱室，契诃夫在给家人的信中详细描写了这个中国人的言谈举止，还请那位中国人在他给家人的信中写了一行汉字。值得一提的是，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时在沙皇俄国疯狂侵占中国土地、残酷迫害中国人之后不久，但在契诃夫的文字中却看不到他对中国人的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相反，善良的他还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契诃夫原打算自萨哈林乘海船回国途中访问上海和汉口，但因故改变计划，只在香港做短暂停留。尽管如此，契诃夫的足迹仍两度印在中国的国土上，这在19世纪的俄国大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曾在黑河乘过江轮渡前往对面的俄国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船至江心，突然想到两岸的风光就是契诃夫当年看到过的景色，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阿穆尔江（即黑龙江）上航行了一千多公里，欣赏的美景如此之多，获得的享受如此之多，即使现在死去我也毫无恐惧。”如今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有一尊契诃夫的纪念浮雕，上面写有一行字：“1890年6月27日安 帕 契诃夫曾在此停留。”而在黑龙江此岸的瑷珲古城，也立有一尊契诃夫雕像。

上面写着：1890年6月27日安 帕 契诃夫曾在此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