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2 11:32:16
3月24日，长篇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该作品被广东省作协列为近年文学创作的头号工程，是国内首部全面讲述广东小康建设辉煌成就的大型纪实文学。
研讨会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该书通过“平凡人”的故事折射时代变迁，揭示了中国崛起与世界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证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岭南特色文学话语和叙事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作家陈启文、王十月都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们两人都有纯文学创作的背景，陈启文更是被报告文学界视为从虚构写作向非虚构写作转型的代表性作家。
非虚构写作现状如何？从纯文学创作到报告文学写作，有何挑战？羊城晚报记者为此专访陈启文、王十月――
陈启文：一直以来，广东都是报告文学大省。就创作队伍而言，在全国知名的广东报告文学作家有十几个人，骨干队伍至少三十人。可以说广东拥有一支战斗力强、有实力也有激情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
广东也是报告文学的富矿，有丰富的创作题材。从革命历史题材、改革开放题材、城市化发展题材到粤港澳大湾区、脱贫攻坚奔小康题材，广东都有天然的题材优势。
面对这样的富矿，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精力有限，因为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仅仅是乡村振兴就有太多东西可写。
王十月：广东历来是报告文学大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直都很强。一个地方提供的典型性越丰富，越容易出报告文学。广东就是改革开放的活样板，很多事情广东是第一个，报告文学写第一个才有意义，这也是我们的题材优势。
陈启文：目前，我们的报告文学确实还存在回避现实的现象，尤其是缺少追问精神，文学性和思想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文学应该从不确定性出发。有些人认为报告文学要写的都是真实的事实，因而把真实性理解为确定性，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写一个飞行员的故事，就写这个飞行员很小的时候看到天上的飞机就想成为飞行员，这就是典型的从确定性出发，它排除了人生与命运的复杂性和其他可能性，只有定数没有变数，一看就是编造的、失真的。
我在写《袁隆平的世界》，一开始并未把袁隆平定义为“杂交水稻之父”，而是带着不确定性和各种人生的可能性去呈现一个真实的袁隆平。
即便他在农学院求学时，也不是一门心思想从事农业、研究水稻，他先是想当一名专业游泳运动员，后来又想当飞行员，直到这两个梦想破灭，他才没有选择天空，而选择了大地，最后才一步一步走向杂交水稻研究这条路。
王十月：未来报告文学努力的方向一定是非虚构和重大选题相结合，让前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写作的资源，让后者更有文学性、艺术性的色彩。
羊城晚报：您以前是以纯虚构的文学创作为主，而报告文学则有非虚构的一面。在您看来，纯文学创作与报告文学创作相比，创作方法上有何不同，哪一个更难？
陈启文：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对真实性的理解。报告文学的第一性就是真实性，而作为虚构的文学更多是追求一种心理层面的真实。虚构类文学如小说、戏剧可以虚构，但作为非虚构类的报告文学绝对不能虚构。
目前，某些明明标示为“非虚构”的作品，甚至是一些“非虚构”的代表作，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元素上都有虚构的成分，甚至是子虚乌有的，我觉得这违背了“非虚构”的基本伦理，也是对读者的欺骗。
对人物形象的表现二者也有区别，虚构文学可以对人物或人物形象“塑造”，而报告文学则是对真实人物的“刻画”。后者需要从大量素材中选择能突出人物形象、性格的诸多元素，通过刻画呈现人物的特征和风格。
另外，还要区分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这两个概念，这是被很多人混淆了的。非虚构是一个文类，报告文学是一个文体，非虚构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纪传体文学等。很多人把“非虚构”作为独立的文体，其实是一种误解。
王十月：我是把报告文学定位成非虚构作品在写，当成严肃文学来创作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充满思辨色彩，作家都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后来的确有部分报告文学慢慢变成了偏于表扬、歌颂。
但是我们在写《奋斗与辉煌》时，基本秉持客观、公允、准确的态度去呈现广东小康建设之路。因为中国的小康建设走到今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我们忽视了问题，就忽视了奋斗的艰难，所以必须正视它。
跟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比，报告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历史事实要准确，不能脱离事实，比如中间我写粮票废除是哪一天，还有各种经济数据，都不能错，要经得起考验。
更难的是选材，报告文学要面对海量的历史材料，怎么选怎么组合非常考验作者的功力。
陈启文：报告文学在当下是一个强势文体，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作家队伍和作品规模都相当大。因为这个文体离社会现实最近，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这几年的抗击疫情，都需要报告文学作家拿起手中的笔去及时反映。
很多时候，报告文学的作家跟新闻工作者一样，会第一时间奔赴重大社会事件现场，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时代节点，以文学的方式向读者报告事实真相。
王十月：报告文学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在写，光小康这个题材就出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
用资料复制粘贴是对报告文学的伤害
羊城晚报：有人说报告文学最难的就是兼顾真实观照与审美品格，在创作中会遇到这个问题吗，是如何解决的？
陈启文：报告文学在坚守真实性的前提下，还是有文学的表现空间的。有人说报告文学不可能有文学性，这种判断是一种偏见，也缺乏对报告文学全面深入的了解。很多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无论在构思、语言、形象刻画、人性挖掘上，绝不亚于长篇小说。
报告文学不是没有文学性，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写出文学性。报告文学同样是文学创作，但有些作者在写报告文学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更像是“百度文本”，就在网上搜一搜，资料复制粘贴一下，既没有现场，也没有人物形象，这种作品贴着“报告文学”的标签，但根本就不是什么报告文学，对报告文学的声誉也是一种伤害。
王十月：报告文学本应该更兼顾文学性的，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非虚构文学的写作者更多是自主选择选题，报告文学的作者则更多是被动选题，所以在写的时候前者会有更多个人的色彩、文学的色彩，后者受题材的规划、统筹和限制都多一些，相较来说，文学的色彩淡了一些。所以在写的时候尽量规避这一点，哪怕是写数据也尽量让文字的文学性强一些。
羊城晚报：报告文学是不是题材决定价值？是否选择了重大的题材就一定有宏大的影响和意义？
陈启文：这个观点肯定是不对的。报告文学的价值不是由题材决定的，题材固然重要，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题材，而是由作者的写作水平和价值取向决定的。
有些作者热衷于追踪热门题材或重大题材，但选择重大题材未必就能写出宏大的意义，这取决于你的境界，有境界自有高格，即便是小人物的故事、小切口的叙事，同样能体现时代的宏大意义。
王十月：规划的题材其实也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奋斗与辉煌》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众人智慧的结晶。面对这种宏大的题材，集体会比你一个人想问题更周到、更全面。小说可能难以这样操作，但是我认为报告文学可以这样操作，《奋斗与辉煌》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尝试。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当下报告文学倾向于“歌颂”“宣传”，您是如何看的？
陈启文：相比上个世纪80年代，目前报告文学确实以颂体为主，但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应该有更全面、更深刻的反映和揭示，尽管揭示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不多，但是依旧有很多作家在秉笔直书。像我们写的《奋斗与辉煌》，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历史现实。
为什么要改革？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多多少少遇到了阻碍，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要改。如果回避问题，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本书第一卷就从大逃港写起，从改革开放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写起。
王十月：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颂体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我们有“风雅颂”，今天我们有主旋律的写作。美国很多大片也是主旋律的，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国家叙事”是需要的，只是说我们把这个“国家叙事”做到什么水准，把它做得好一点，还是应付一点。
像《奋斗与辉煌》，仅序言我们就数易其稿，改稿会也反反复复地开，大家都很重视，全身心投入这个事，才能做好。《奋斗与辉煌》既有宏大叙事，也带着问题意识关注到小人物群体，两者都兼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