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伟：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

纳博科夫在被问到，为什么他的小说离现实那么远又晦涩难懂时，给了一个标准的纳博科夫式的回答。他说：“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

“作家”与“邮递员”，这样一对并不轻易构成关系的词组与身份，因为否定词“不是”而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予以比较，进而由“不是”背后的“是”来确立定义前者的范围。显然，纳博科夫不认为作家是传递者，他不是承接部分现实——邮递员必然只能承接局部现实——然后尽职尽责地送给读者。在“接”“送”两端，邮递员都不参与创造，对他提出的最高要求，也不过是“及时”“无损”。

这当然是比喻，毕竟也没有哪个作家能做到完整地切割一小块真正的现实，再毫无损耗地交到读者手中。我们倒是能清楚地发现，很多现代派作家，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等意识流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切割现实的完美方法。而事实上，这些作家的作品也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连绵不绝的现实只能作为参照，你可以以它为基准、为原型，翻制出各式各样的模型，创造出自有的专属世界，但切割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认为，纳博科夫的“不是邮递员”的断语，并没有太多对“邮递员”的轻视，而是一系列清醒的认识与洞察：比如，作家不可能也没必要还原现实；比如，用简单反映论来要求作家，意味着对现实最大损耗地切割，意味着传递到读者手中的，只是干瘪的流尽血液与营养的细胞组织。但还是要多说一句，到了今天，我们对小说的要求，正在迅速窄化。一个小说写作者，面对着日益强硬的要求，不仅要求他成为邮递员，更要求他成为快递员。那些报纸、杂志、网络、社交媒体上面不断更新的奇闻、异事、惊悚、狗血，所有那些已经在戏剧性的名义下，被电视、电影复写了千百遍的情节，在“故事”的名义下，要求小说家再来一遍，然后趁着新鲜保温，快递到读者眼前。

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小说和电视、电影日益同构，小说也日益缩小成一个中间环节，不断为电视和电影，可能将来还有无穷放大、叠印的虚拟产品，提供着脚本。进而，在这种简单反映论的要求下，我们的生活和电视、电影，开始了互相模仿；大量的电视、电影、小说，丧失了感受力和想象力，这些产品喂养的观众与读者，感受力和想象力逐渐萎缩，其结果，就是他们的生活开始成为廉价影视剧的倒影，不再是个人向时间的进取，向死亡的开拓，也不再是个人往群体生命里添加新的元素，而仅仅成为一种引用。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新闻上看到：自杀者套用某个众所周知的情节的死法；谋杀者根据影视剧的教唆安排作案环节；需要表达感情时，人们难以捕捉到大脑和心灵里的图景，而只涌出了相似的画面与台词，等等。这似乎是一个不断循环，越循环越逼仄的死结。

那该怎样从肯定的角度，来理解纳博科夫的这句话，找出作家应该是什么？或者说，“不是邮递员”究竟意味着？答案似乎确凿无疑。不是传递者，自然就是创造者。在被指责作品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重复得无以复加”时，纳博科夫的回击也仿佛是印证。他说：“非原创的作家看起来八面玲珑，因为他们大量模仿别人，过去的，现在的。而原创艺术只能拷贝它自身。”

作家是创造者——无须怀疑这一近乎同义反复的语法运作。需要提问：创造什么？创造如何可能？如果现实可以局部进入，无法和盘托出，创造与现实如何关联？如果现实滚烫胜铁，语言柔软过丝，又该如何对创造进行称量？作为个与类，人皆短暂如烛，死亡与寂灭高悬，随时可以落下砸碎脆弱的文字城堡，又有什么必要将破碎前的脆弱交付于小说？这一交付究竟能够确证什么？

也许，答案正由此等疑问生发，循着提问的方向，更有可能窥见路径。作家不正是应该提供一种语境，有心者经由其作品入与出，在其中共感共振，获得专属频率的幅度或大或小的颤栗？这一颤栗如此持久，可以作为构件之一，提供他、启发他在时间之外，建造安神之所。抑或，作家创造的是浩瀚的、涡状旋转的词典，面对死亡拷问的人踏足其中，就能如被感染一样抓取需要的词语，甚至经由词典的提示，组成自己的句子。词语与句子，将成为他最终呈交证词的部分，以确证其存在。

无论何种角度、层次的创造，现实必然是源头活水，是资料库，是创造的参照，作家总是在取用现实的一部分，但拒绝提供平面的没有纵深的现实镜像。他知道，在那镜子背面，并无鲜活之物。

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说，诗人是商品时代苦苦坚持赠送礼品的人。小说家也在赠送，然而赠送并不是盲目的，只有那些懂得识别礼物，会在那个时刻停下来的人才会获赠。为此，小说家必须也愿意等候，尽管等候很苦，坚持仍是必要的。

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创造者，也是传递者，他递出的是全部。这当然仍旧是比喻，那就让由纳博科夫的比喻开始的疑问，以这一个比喻结束吧。（完）

李宏伟 四川江油人，现居北京。著有诗集《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长篇小说《平行蚀》《国王与抒情诗》《灰衣简史》、中篇小说集《假时间聚会》《暗经验》、对话集《深夜里交换秘密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