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不可合一論
余東海
《澳門學刊》2017年11月
余東海：民間儒者
1. 前言（感興趣的讀者可關注本微信號後，在歷史文檔中閱讀。）
2. 三教合一的歷史追溯（感興趣的讀者可關注本微信號後，在歷史文檔中閱讀。）
3. 論儒學不可雜染佛道
，因為儒學是圓學。
北宋五子張載，在與二程講論道學之要後，精神飽滿、自信滿滿地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1]於是完全拋棄各種異端雜學，一心一意學儒。“吾道自足，何事旁求”這八個字值得深長思。吾道，孔孟之道、中庸之道也，儒學、理學也。，吾道自圓滿，不需要求助於異學外道，儒學是圓學故。
儒學不偏不倚，特別中正；無缺無漏，特別圓滿。她可以讓個體成德成聖，聖德無極限，好上加好，聖而不可測之謂神；，王道無止境，優而更優，，卻是宇宙文明的起步。大同理想實現之日，就是向太空全面進軍之時。
圓滿則無漏，儒學也可以稱為無漏之學。聖言沒有漏洞。說聖言有漏洞者，恰恰是自己學識有漏；儒經是無瑕之經，經言沒有糟粕。說儒經有糟粕者，恰恰是自己學術不精。
注意，聖言沒有漏洞，僅指聖言，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他們的每句話每個觀點，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和真理性，都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放之四海而皆準。其他儒言則未必，甚至賢人之言，也可能有偏差，如孔門子夏子貢諸賢，一些言論就不夠圓滿中正。
說聖學無漏，一是理論圓滿：徹上徹下，全體大用，徹裡徹外，內聖外王；二是理想圓滿：人格理想為聖人，從心所欲不逾矩，社會理想為大同，群龍無首，萬物咸甯，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可以通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實踐逐步抵達。
說聖學無漏，一指聖人之言無漏，挑不出毛病，挑出聖言毛病的，其實是自己有毛病；二指聖人人格無漏，境界無漏，聖境是天地之間最為中正完美的境界；三指聖人理想無漏。聖人指出的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既高明偉大又實實在在，只要沿著仁本主義道路不斷向前，就有望實現。
聖人是證入良知境界者，其言行無漏，是因為良知無漏。王陽明對聖言的推崇，對孔子的崇拜，是經過其良知驗證的。他說：“夫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2]
張載深知“吾道自足”，但還是不知不覺地受了佛道一點影響，在根源處多少“染於禪”。也就是說，他本無意於融匯佛老，卻不小心還是將兩家思想融匯了進來。明王廷相批評他：“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此似欠會通。……豈有事至目前而不恤者耶？若然，類禪定而無應矣。”[3]（《雅述》）這是另一個問題。
儒家染於佛道，輕則為別宗，意味著不夠正宗。自北宋至明清，一些儒生和理學家就有染於禪，包括北宋五子中周敦頤、張載兩位，於方法論、功夫論方面“主靜”，只能稱為理學別宗。
雜染佛道過重，道德觀、價值觀都會偏離中道，成為儒門雜家，簡稱雜儒，其學則為儒家雜學。雜染諸子百家是雜，雜染佛道也是雜。諸葛亮、王安石、蘇軾所雜不同，但都是雜儒，詳見拙作《儒門三大雜家》[4]。王安石變法問題重重，根本原因在於荊公新學，而新學調和儒釋，融匯諸子，就是典型的儒家雜學，詳見拙作《熙甯變法與荊公新學》[5]。
關於雜家，可分為沒重心的雜家和有重心的雜家。三家或多家兼修並重，但非儒非佛非道，不立足於任何一家，這是沒重心的雜家。側重於佛，為佛門雜家；側重於道，為道門雜家；側重於儒，為儒門雜家。
我自己就曾是儒門雜家，雜七雜八，雜染佛道特別嚴重。比如，“仁者無敵”一語出自《孟子》，意思是仁者沒人能敵，仁者不可戰勝，沒有人打得過。這是原義，本意。但我又引申出另外兩種意義來。
一曰仁者只有公敵沒有私敵，沒有個人仇恨。從個人角度可以講，仁者沒有敵人；二，有敵人，但主觀上不把敵人視為敵人，而是視為需要救治的病人；三、無論是否把敵人視為敵人，仁者都不會被人視為敵人，這自然就無敵了；四、敵者，對也。仁者活在無對、無諍、無分別的一元境界裡，沒有敵我，沒有善惡乃至彼此的分別，沒有敵對。僧粲大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揀擇就有分別，有分別就會有敵對。
上述理解都不符合儒家義理。這樣理解的話，道德立場、仁義標準就錯亂了，歷代聖賢君子都不是仁者了。聖賢君子，不一定沒有私仇；是敵人，就把敵人視為敵人，該怎麼應對懲罰怎麼應對懲罰。對於犯罪分子，可以義刑；對於君父大仇，可以義殺；對於入侵之外敵或害民之暴君，可以義戰。
流傳這麼一句名言：“讓人舒服是頂級人格魅力”，這也是雜染的話，似是而非。論人格，聖賢君子最為頂級。但聖賢君子不會把讓人舒服視為頂級人格魅力，也不會過於在乎別人的態度和感覺，只問自己中不中正，不論他人舒不舒服。
、社會生活中，聖賢君子也未必讓人舒服，還往往讓人不舒服。《孟子·盡心下》記載，有個叫貉稽的人對孟子抱怨說：“稽大不理於口。”意謂我貉稽被人說了很多壞話。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6]孟子回答說：“沒有妨礙的。士君子厭惡這種多嘴多舌。《詩經》上說：‘憂慮重重壓在心，小人視我眼中釘。孔子就是這樣的人。又說：‘所以不消除別人的怨恨，也不會喪失自己的名聲。’說的是文王。”
周文王曾讓殷紂王不舒服，被囚羑里，周公曾讓管蔡和成王不舒服，飽受流言中傷，連大賢召公都對他產生誤會。孔子除了讓亂臣賊子懼，遭受桓魋、公伯寮、蒲人、匡人等危害，也讓不少高人、大人不舒服。老子斥他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莊子以寓言的方式譏嘲詆毀。如果依照“讓人舒服是頂級人格魅力”這樣的標準去衡量，文武周公孔孟的人格都非頂級、都有問題了。
注意，雜家也有優劣之別。上述四種雜家中，儒門雜家最優。也就是說，雜儒雖然遜於醇儒，但又遠遠高於其它各種雜家。
儒家雜染佛道，重到一定程度還會佛道化，立足點轉移到或道家去，那問題就更嚴重，。《二十四孝》就是儒家佛家化的典型，不僅雜染而已，立足點已非儒家，故其故事多失常甚至反常。
現行版本的二十四孝，是元朝郭居敬對歷代流傳的二十四孝增刪而成，二十四孝最早版本是出自五代的變文《二十四孝押座文》。故事來源有劉向的《孝子傳》，更有古代神怪小說和故事改編。例如，郭巨埋兒、臥冰求鯉出自干寶的《搜神記》，前者反常情，後者反常識，都違反儒家精神；鹿乳奉親故事出自《佛說睒子經》《六度集經》，主人公不同而已。
“埋兒奉母”最邪。因擔心三歲之子“分母之食”，居然要殺子，違常情，悖倫理，反孝道，莫此為甚。他們沒想到，母親得知孫子被埋，會傷心死。俗話說虎毒不食子，孟子言“無後為大”。縱然母親不傷心，奈列祖列宗何？奈天理人倫何？殺子比一般殺人更違天悖理。
儒家不戒殺，義刑義殺義戰都離不開殺戮，但絕不允許殺害無辜。這是儒家厲禁，沒有任何通融餘地。孟子、荀子都強調，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父母殺害無辜子女，也是犯罪。《白虎通》明確指出：“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7]三歲之子何辜，郭巨欲殺，喪心病狂，雖未殺成，其心可誅。郭巨埋兒的故事誤導世人匪淺，故必須端本正源。
戲彩娛親，恣蚊飽血，有違常情，都不著調；刻木事親，哭竹生筍，湧泉躍鯉，孝感動天，更不靠譜，怪力亂神，子不語也，無儒家範，有宗教味。
孝感動天，沒錯，感動禽獸感天動地都可能。但說感得“象耕鳥耘”，則無經典史籍依據，顯非事實。除非人力驅使，象鳥縱然感動，不能為人耕耘。又如哭竹生筍、刻木事親故事中的神跡記載，都不誠實，不儒家。
破冰驅蚊，辦法種種，臥冰求鯉，恣蚊飽血，用身體的熱量去融冰和喂蚊，最不可行，既違反常識，也違反聖訓，自傷其身，無益於事，如此行孝，實為不孝。《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孝之始也。”[8]
或說：“事實是一回事，理念是一回事；是否合乎常情是一回事，能否表達價值是一回事。”云，大謬。儒家是常道，理念價值，貴在中正，必須中正，不許反常。同時不許虛構，不語怪力亂神。若非事實或有乖常情，即使“表達的理念和價值可取”，吾儒不取也。
或以易經“神道設教”說為“二十四孝”中的宗教性神跡辯護，這是對易言的誤讀。“神道”的神不是指神祗，而是形容天道四時運行從無差錯。神道設教，意謂以天道教化天下。馬一浮說：“易言神道者，皆指用也。如言顯道神德行，謂其道至神耳。豈有聖人而假託鬼神之事以罔民哉？”[9]
天人感應、因果報應及心轉物都是正理。天人不二自有感應，因果不昧自有報應；心物不二，人之智慧和潛能無限，心能轉物，理所當然。但轉物、報應和感應都有一定規律在。天人感應說又稱災異說，《春秋》記載了大量災異之事。然災異現象有其自然性和合理性，與宗教神跡大不同。子不語怪力亂神，意謂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
儒家全面雜取佛道，還會宗教化，就像“三一教”。這是產生於明代中後期、盛行於明末清初的民間宗教，由福建莆田人林兆恩所創。林兆恩被稱為古代三教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僅繼承了歷史上三教合一的思想，而且對古代宗教進行改革，自己創立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宗教。
林國平教授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三一教是一種以陽明心學為基礎，以儒家的綱常人倫為立本，以道教的修身煉性為入門，以的虛空為極則，以世間法與出世法一體化為立身處世的準則，以歸儒崇孔為宗旨的三教同歸於心的思想體系。[10]
綜上所述可見，對於儒學來說，雜染並非好事。在理義上，原則上，儒家貴純不貴雜，杜甫《客至》詩曰：“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我曾經借來答覆一位儒生的入門請求。舊醅可形容儒學，中華故物；亦可形容吾學，自心陳釀。吾學純淨，故無兼味也。
貴純也是孔孟的主張。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11]《孟子·盡心下》引用孔子之言：“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12]
孔子說厭惡似是而非的東西：厭惡莠草，是怕它淆亂禾苗；厭惡巧言諂媚，是怕它淆亂了義；厭惡嘴舌尖利，是怕它淆亂信實；厭惡鄭國音樂，是怕它淆亂雅樂；厭惡紫色,是怕它淆亂了大紅色；厭惡鄉原,是怕他淆亂了道德。君子是要恢復常道罷了。常道得正，人民就會振作起來；人民振作起來，就不會有邪惡了。
論事論理最怕似是而非。王夫之說：“無一時之宜，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托，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13]佞人利口，歪理邪說，之所以能夠愚弄世人或成就大惡，就是因為似是而非，不乏一時之宜，可以謬托大義。
世衰道微，大經不正，常道毀壞，邪慝紛起，佞之亂義，利口之亂信，鄉原之亂德，皆似是而非，如莠之亂苗，鄭聲之亂樂，紫之亂朱。君子於此，唯有反經。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是非善惡明白清晰，雖有鄉愿之類，不能惑人矣。
，對於異族異國的文明，對於別人的好東西，能夠從善如流，海納百川。但是，必須允執厥中，也就是必須堅持中道的立場觀點方法不動搖，堅持學術上和根源處的純淨，這裡貴純不貴雜，避免一切雜染。
我說過，儒家於學問，有兩貴一不貴：貴博、貴純、不貴雜。《中庸》學習五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把博學放在第一位，這是貴博；博學之後，繼之以審問慎思，獲得明辨功夫，然後才可篤行，才能不受人惑。這就意味著惟精惟一，理義精純，允執厥中，立場堅定，從心所欲不逾矩。
[1] [北宋]呂大臨 撰：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橫渠易說》之附《横渠先生行状》，第202頁。
[2][明]王守仁 撰：《王陽明全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貫出版社，2011年9月，第85頁。
[3] 轉引 姜广辉著:《走出理学》，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4] 余東海 著：《儒门三大杂家》，天涯社區：http://bbs.tianya.cn/post-no01-516539-1.shtml，1917年5月19日。
[5] 《熙甯變法與荊公新學》一文收入拙著《宋儒和理学》，待出版。
[6] 中華教育研究會編訂：《經典育讀全書——孟子》，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6月，第221頁。
[7][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六，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4年8月，第216頁。
[8] 王財貴 主編：《孝弟三百千》，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頁。
[9] 轉引 刘梦溪 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10] 林國平 著：《林兆恩与三一教》，360doc網：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404/01/9543986_200638488.shtml, 2017年5月20日。
[11] 王財貴 主編：《學庸論語》，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83-184頁。
[12] 李學勤 主編：《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406頁。
[13][明]王夫之 著：《船山遗书》第六册，北京：中国书店，2016年3月第1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