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09 06:30:34
编者案：在方言口语之中常常有一些词汇，我们用着觉得非常形象生动，但如果有人问我们这字怎么写呢，我们就都相顾愕然，觉得就是方言土语而已，没有对应的汉字。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比如小编的方言中用liao来表示用针缝接布料，这个liao字，其实应该写作“敹”，即针缝的动作。再比如方言中让张大嘴或张开眼，用za这个音，其实这个字写作“奓”。这种字词非常之多。章太炎此文非常有意思，以其深厚的小学功底，旁征博引，指出方言之中那些我们只知道用而不知道怎么写的字其实大有来历。他所要强调的两点也很有意思。他说白话文其实比文言要难，因为它还没有规范化，如果没有深厚的小学功力，识字（他说的识字是指精通三苍，尔雅，说文这类古文字经典）足够多，是不可能离开文言而另立系统的。他又说“余谓须有颜氏祖孙之学，方可信笔作白话文。” 也就是说必须有颜之推颜师古祖孙俩的古文字学问，才真正有能力可以写作白话文，如果“识字”还不够，就妄谈用白话写作，就是个笑话。他说的这两点，第一点是有些道理的。第二点其实可以看作他对那些大谈白话文运动，却没有什么旧学训练的新文化运动份子的某种揶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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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言，古人不分，《尚书》直言（见《七略》），而读应《尔雅》（见《汉书·艺文志》）。其所分者，非白话、文言之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尚书》二十九篇，口说者皆诘屈聱牙，叙事则不然。《尧典》、《顾命》，文理明白，《盘庚》、《康诰》、《酒诰》、《洛诰》、《召诰》之类，则艰涩难读。
古者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叙事之篇，史官从容润饰，时间宽裕，颇加斟酌；口说之辞，记于匆卒，一言既出，驷不及舌，记录者往往急不及择，无斟酌润饰之功。且作篆之迟，迟于真草，言速记迟，难免截去语助，此异于叙事者也。商周口语，不甚修饰，至春秋战国则不然。
春秋所录辞命之文，与战国时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甚见顺适。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者，不去语助，自然文从字顺矣。苏、张言文合一，出口成章。当时游说之士，殆无不然。
至汉，《汉书》载中山靖王入朝，闻乐涕泣，口对之辞，宛然赋体。可见言语修饰，雅擅辞令，于汉犹然。是以汉时有讥人不识字者，未闻有讥人文理不通者。赤眉之樊崇，蜀将之王平，识字无多，而文理仍通。
自晋以后，言文渐分，《世说新语》所载“阿堵”、“宁馨”，即当时白话，然所载尚无大异于文言，唯特殊者有异耳。隋末士人，尚能出口成章，当时谓之书语。文帝受周之禅，与旧友荣建绪商共享富贵，荣不可，去之，后入朝，帝问：“悔否？”荣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为不逊。”（见《隋书·荣毗传》）文帝不读书，故云“不解书语”。李密与宇文化及战时，其对化及之词，颇似一篇檄文，化及闻而默然，良久乃曰：“共尔作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耶？”（见《隋书·李密传》）可见士人口语，即为文章，隋唐尚然，其后乃渐衰耳。
《传灯录》记禅家之语，宋人学之而成语录，其语至今不甚可晓，至《水浒传》乃渐可解。由是白话、文言，不得不异其途辙。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此疑问也。白话亦多用成语，如“水落石出”、“与狐谋皮”之类，不得不作括弧，何尝尽是白话哉？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勇士”、“贤人”有别。
元时征求遗逸，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当时荐马端临之状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序》）今人称有本领者曰才士，或曰名士，如必改用白话，亦必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试问提倡白话之人，愿意承当否耶？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
昌黎谓：“凡作文字，宜略识字。” 学问如韩，只求略识字耳，识字如韩已不易，然仅曰“略识字”，盖文言只须如此也。余谓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识字之功，更宜过于昌黎。今世作白话文者，以施耐庵、曹雪芹为宗师，施、曹在当日，不过随意作小说耳，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亦非欲取而代之也。今人则欲取文言而代之矣！然而规模、格律，均未有定。果欲取文言而代之，则必成一统系，定一格律然后可，而识字之功，须加昌黎十倍矣。何者？以白话所用之语，不知当作何字者正多也。
今通行之白话中，鄙语固多，古语亦不少，以十分分之，常语占其五，鄙语、古语复各占其半。古书中不常用之字，反存于白话，此事边方为多，而通都大邑，亦非全无古语。夫所谓白话者，依何方之话为准乎？如曰首都，则昔在北而今在南，南京、北京，语言不同。不仅此也，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
《史记·陈涉世家》“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伙颐、沉沉，皆当时鄙俗之语，不书，则无以形容陈客之艳羡。欲使声口毕肖，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学，如何成得白话文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
“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如“必子之言夫”，即白话之“罢”字，轻唇转而为重唇也。“矣”转而为“哩”，《说文》吕声之字，或从里声，相或作梩，可证其例。“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不应用“呀唉罢哩”也。
又如抑扬之词，“肆”训“甚”，《诗·崧高》“其风肆好”，即其风甚好。今江浙语称“甚冷”、“甚热”曰“冷得势”、“热得势”，其实乃“肆”字也。古语有声转之例，“肆”转而为“杀”，《夏小正》“狸子肇肆”，“肆”，杀也。今人言“杀似”、“杀好”、“忒杀”，“杀”皆“甚”意。
又今天津语谓甚好，曰“好得况”。“况”亦古音古字，《诗·出车》“仆夫况瘁”，“况”亦“甚”也。又如赞叹之词，南京人见可惊者，开口大呼曰“乖乖了不得”，“乖乖”即“傀傀”。《说文》：“傀，伟也。”四川胥史录供，造张目哆口卷舌而不发声之字曰“ ”，“
又如形容异状之词，今江浙人称行步两足不能相过曰“垫脚走”，“垫”应作“絷”。春秋卫侯之兄絷，“絷”《穀梁》作“辄”。《说（文）》为两足不能相过，“絷”从“执”声，故变而为垫音也。今语喉破发声不亮曰“沙”。《礼记·内则》“鸟皫色而沙鸣”。若严格言之，字应作“嘶”。《汉书·王莽传》：“莽大声而嘶”。“嘶”正字，“沙”假借字也。今南方呼曲背曰“呵腰”，北方曰“哈腰”，实即“亚”字。《说文》：“亚”象人局背形。音变而为“哈”，又变则为“呵”矣。
又如动作加人之词，今上江称追奔曰“捻”，实当作“蹑”，声转而为“捻”矣。吊挂之“吊”，与吊丧意无关，《一切经音义》引《方言》：“弔，悬也。” 窗钩亦曰“了”，“，杀也。” 其字后人亦作“戡”，“西伯戡黎”，旧正作“如此之类，白话不定统系格律即已，如须定统系，明格律，则非写正不可，故曰欲作白话文者，识字应过于昌黎也。
要之，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且今人同一句话，而南与北殊，都与鄙异，听似一字，实非一字，此非精通小学者断不能辨。如通语言“不”，江南、浙江曰“弗”，《公羊》僖二十六年传注：“弗者，不之深也。”“弗”、“不”有异矣。有无之“无”，江南一带曰“无不”。“无”古音如“模”，变为是音，而通语则言“没”，实即《论语·阳货》“末之也已”之“末”，“无”与“末”又异矣。又，北人言“去”，如“开之去声”，实乃“朅”字，与通语曰“去”者义同而字异。又如“打”字，欧阳永叔《归田录》历举其不可解之处，“朾”本音宅耕切，不知何以变为“打”字，作德下切，且“打铁”、“打钉”，称打则可，今制一物件曰“打”，每一动作辄曰“打”，如“打坐”、“打拱”，“打”于何有？欧公颇以为非。余谓宅耕切之“打”字，依音理不能变作德下切，今扬州鄙人呼此音如“鼎”，江南、浙西转如“党”，此实“打”之音变也，而通语作德下切者，乃别一字。按“挝”字，《说文》作“”，乃舌上音，古无舌上，唯有舌头，故“挝”音变为德下切，正字当作“ ”，声转则为“笪”。《说文》：“笪，笞也。”音当割切，又转而为“挞”，皆一语之变也。至于“打量”之“打”，字应作“是故不详识字，动笔即错，其所作之白话文，乃全无格律之物。欲使白话登于文苑，则识字之功宜何如？
古人深通俗语者，皆研精小学之士。颜之推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见地下小光，问左右是何物？一蜀竖就视，云是豆逼耳。皆不知阿谓。取来，乃小豆也。蜀土呼豆为“逼”，时莫之解。之推云：《三苍》、《说文》，皆有“皂”字，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见《颜氏家训·劝学》篇）其孙师古作《匡谬正俗》，人问：砺刀使利曰略刃，何故？师古曰：“《尔雅》：略，利也。故砺刀曰略刃。”以颜氏祖孙小学之功如此，方能尽通鄙语，其功且过昌黎百倍。余谓须有颜氏祖孙之学，方可信笔作白话文。余自揣小学之功，尚未及颜氏祖孙，故不敢贸然为之，今有人误读“为缔为绤”作“为希为谷”，而悍然敢提倡白话文者，盖亦忘其颜之厚矣。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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