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作 满族小说研究】 孙文起 | “侠义”与“侠情”:王度庐武侠小说的伦理建构

文章原载《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一期

摘 要: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对“侠义”与“侠情”有着独到的理解与阐释。“鹤—铁”系列作品通过主人公的情感纠葛，展现了传统武侠伦理的矛盾与冲突。作者用“平民”的视角切入叙事，旨在建立富有现实意义的“情义”世界。身为“旗人”的王度庐对于传统精神的没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有着切身的体会，其武侠小说也不能仅以消遣娱乐视之，作者对于传统武侠精神的思考富有现实意义，更应引起思想史的注意。

关键词：王度庐；武侠小说；伦理 

一、从王度庐的被发现与被理解谈起

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过程中，“通俗小说”与“通俗作家群”是不容忽视的存在。通俗小说创作继承了古典小说“人情”“侠义”“公案”“谴责”等众多题材类型，在叙事方法上，通俗小说作家对传统小说的借鉴，似乎更加得心应手。当然，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新的时代文化形势也促使现代“通俗小说”出现“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在语言形式、故事内容、叙事模式中找到线索。客观而言，民国后的“章回体”通俗小说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部分，而不是古典小说的现代延续。譬如，谙熟《红楼梦》的张恨水，尽管对传统“才子佳人”的故事深爱不已，却无法复制家族叙事的古典神韵。在“古典精神”渐行渐远的时代，通俗小说家对古代小说的取法——有的甚至是模仿——或可理解为对古典的眷恋，然而，在“往昔”的故事中，小说中的人已有了别样的精神内涵。

通俗文学家王度庐的武侠小说系列已广为读者接受，特别是《铁骑银瓶》《卧虎藏龙》等影视剧播映以后，市面上王度庐的武侠作品再次畅销起来，对于这位在解放后沉寂已久的作家，可谓身后幸事。学术界对王度庐的重视其实要早一些，期间经历不少曲折。由于王度庐的创作基本在1949年之前，再加之作者“文化旧人”的身份，、新形势下，必然处境尴尬，。，徐斯年先生准备撰写《王度庐评传》，却苦于材料匮乏。在《寻找王度庐老师》一文中，徐先生写道：“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 中，宫白羽、李寿民、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今不知何许人也”[1]。徐斯年想起母校有一位名叫王度庐的老师，但不确定是要找的人，后来写信问询，，“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1]。从徐斯年的回忆中，可见王度庐被世人遗忘太久。也可以说，文学史中的王度庐再次被发现是不幸之后的幸运，也是历史偶然性的体现。

清代学者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中曾感慨道“人情党盛而抑衰，孤学易摈而难辅”[2]。文学史在记忆与遗忘中书写着过去，也在试图重构对文学的认识。然正如《春江花月夜》的被发现与明代人“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有关，王度庐再次进入今人视野，亦与“通俗文学”登堂入室紧密牵连。从通俗小说发展的角度，王度庐重返文学史有着必然的一面，毕竟作者在现代武侠小说史中足可自成一家。然而，将王度庐的创作局限于武侠小说又是片面的，作者早期也创作过不少“言情小说”，如《琼楼春情》《落絮飘香》《冷剑凄芳》《翠陌归人》《朝露相恩》《海上红霞》《朱门绮梦》等。这些言情小说虽未像武侠系列一样为作者赢得声誉，但对王度庐“侠情小说”特色的形成却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跳出“通俗文学”的视域，王度庐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和历史价值更值得关注。在2009年，在王度庐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关纪新先生在《京旗作家王度庐》一文中，从清末民初旗人生活与京旗文化的角度，阐述王度庐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张菊玲女士《侠女玉娇龙说‘我是旗人’——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的清代旗人形象》也从旗籍作家的身份，探讨‘鹤—铁’系列小说的民族意识，以及“悲剧侠情”的艺术特色。学界已不再将这位在报刊上连载小说度日的小说家，仅仅作为民国通俗文学创作群体中的一员，而是在民族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层面，展现以王度庐为代表的“京旗”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在现代文学史的多维阐释中，“失踪”作家王度庐的形象逐渐清晰，逐渐丰满，也逐步在现代文学中取得了应有的位置。

现代通俗小说作家往往善于“买珠还椟”，借助旧有小说题材类型，翻陈出新。就读者直观感受而言，民国的言情小说也罢，武侠小说也罢，总能感到古典小说的影响无处不在，又能不时发现新变。譬如，王度庐的“鹤—铁”武侠系列以前清为时代背景，讲述江南鹤、李慕白、玉娇龙等武侠人物的爱恨情仇。作者构建了一个在旧时代、旧秩序背景下的武侠世界，其中有《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的“侠义”与“柔情”，依稀可以看到“公案”“人情”小说的影子。然而，后人在评价王度庐武侠小说时，又常以“悲情武侠”“平民视角”论之。所谓王度庐武侠小说“轻武”而“重情”，或者说王度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拉近了武侠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其实体现了王度庐武侠小说的新变。这种新变存在于作者对“侠义”与“侠情”的认识，体现了作者对武侠世界的伦理重构。

 “伦理”一般指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并非从西方舶来，《礼记·乐记》有云“乐者，通伦理者也”[3]，其中，“伦理”泛指世间事物的道理，当然也包括人伦。现代意义上的“伦理”通常用以评价道德的好坏，而古人说的“伦理”非常明确，即“天地君亲师”。所谓“美教化，厚人伦”，就是优化社会关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世人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向来存在偏见，过于强调其市俗功利的一面，而忽视其对于现实伦理的“用世”价值。事实上，正如许多古典小说创作者面临的情况一样，通俗小说的作者常会有身份的困惑，因此在现实中刻意回避作品的社会意义。王度庐在青岛教书期间，曾遇到学生探问武侠小说创作心得，王却规劝其用心学校功课，少看武侠言情一类的“闲书”。而与王度庐同为北派武侠大家的宫白羽，曾因生活所迫创作武侠小说，致使其与鲁迅断交。在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左翼”文学的主流话语语境下，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创作，虽能获得经济上的实惠，却无法掌握文学话语权，。

通俗小说家有没有社会理想呢？王度庐曾在《宝剑金钗》单行本出版之际，曾撰写一篇《自序》，其中可见作者对武侠小说“侠义”与“侠情”的期待：

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春秋战国 秦汉之际，一时豪俊，如重交之管鲍，仗义之杵臼程婴，好客之四公子，纾人急难之郭解朱家，莫不烈烈有侠士风范，为世人之所倾慕。迨于后世，古道渐衰，人情险诈，奸猾并起，才智之士又争赴仕途，遂使一脉侠风荡然寡存，惟于江湖闾里之间，有时尚可求到，然亦微矣！余谓任侠为中国旧有之精神，正如日本之武士道，欧洲中世纪之骑士。倘能拾摭旧闻，不涉神怪，不诲盗淫，著成一书，虽未必便挽颓风，然寒窗苦寂，持卷快谈，亦足以浮一大白也。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此《宝剑金钗》之所由作也[4]。

（王度庐的小说《宝剑金钗》）

在这段序言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是“任侠”与“爱情”二字，这是王度庐武侠小说的两大要素。然除此之外，犹有几处文字值得思忖。如作者感慨“古道渐衰，人情险诈”；“情场爱迹”，“大都财色相欺”。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伦理败坏的真实反映。作者重倡武侠精神，称“任侠为中国旧有之精神”，乃是要用“侠义”锻造民族精神，以“英雄肝胆”升华“儿女之思”。王度庐武侠小说不同于以往侠义旧题之处，在于侠情与侠义的交融。

当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在武侠世界中的“铁骨柔情”，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作者的伦理理想，或者说是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武侠世界。这里不是古典道德文明的乌托邦，武侠中的人同样面临“情”与“义”的纠葛和考验。作者将现实中的伦理冲突，置放于特定的武侠世界，而武侠英雄人物的塑造，则寄托了作者的伦理探索。然而，探索通常充满了未知和无奈，所以，在王度庐的笔下，有的英雄人物终成眷属，如韩文佩与雪瓶，有的则充满了悲情，如罗小虎与玉娇龙。

武侠的世界往往影射了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建构也普遍存在于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对于王度庐这位颇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家而言，伦理建构体现了作者对武侠精神的理解，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从伦理的角度，或许能够成为解读王度庐武侠小说新的路径。

二、侠义与侠情的伦理纠葛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曾对近代包括侠义在内的通俗小说发展历程有过宏观的描述，其曰：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5] 

在这段文字中，鲁迅提到了《儿女英雄传》与《三侠五义》。后者可为传统“侠义”小说的典范，而前者则融合了“人情”小说的因素，为后世武侠小说开辟新途。王度庐武侠小说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儿女英雄传》，王度庐也多次在著述中提及这部小说（《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也是旗人）。后人称赞王度庐是“情侠”，大抵是因为“鹤—铁”武侠系列加入很多“世情”或“人情”的因素，可见，王度庐对于前清新派“侠义”小说的借鉴与继承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侠情”小说的繁荣是晚清通俗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义”与“情”是维系伦理关系的基本因素。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义”与“情”也主要表现为相互契合的状态。所谓“侠情”最初指由“侠义”引起的情感力量，而这种充满道义色彩的情感又会对“侠”的行为起到强化或约束的作用。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正是将“情”建立在“义”的基础上，何玉凤、安骥、张金凤皆是在侠义的基础上产生感情，而情又成为侠义行为动力和保障。尽管后人对其中“二女侍一夫”的结局颇有微辞，但是，故事主体却符合侠义伦理，也无可厚非。

值得注意的是，“义”与“情”同样会造成武侠世界的伦理冲突，特别是当“儿女之情”成为小说的主题，便会对武侠之“义”——即旧有武侠世界的伦理秩序造成冲击。王度庐将这种冲突摆上前台，并要让“情”成为“侠义”世界不稳定的因素。

《鹤惊昆仑》，又题《舞鹤鸣鸾记》。作为“鹤—铁”武侠系列的第一部，《鹤惊昆仑》塑造了江小鹤、鲍阿鸾、鲍振飞、江志升、徐麟、伍金彪等众侠形象，故事曲折动人，是王度庐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开始描绘了较为稳定而有序的武侠世界。鲍振飞作为武艺高强的老拳师，有真本事，又是“昆仑派”当家人，手下弟子众多，镖局生意遍布川陕，“六十岁时，挣得家资也够了，便将镖店交给他的儿子和徒弟们经营，他回到家中来享福”[6]，过着较为安详的晚年生活。当然，鲍振飞的“山头”也不时会遭遇麻烦，如镖局在汉中的分店遭贼人抢劫，鲍振飞的长子鲍志云赔了银子受了伤。然而，这些“不顺”，是镖局生意的一部分，也是武林的常态，并不足以颠覆武侠世界的秩序。鲍振飞与众弟子仍保持着典范式的江湖师徒关系：“鲍振飞虽是这村里最有名的人，但住的宅子并不大，家中也没有用著仆人和长工，给他做事的全都是些徒弟”；“从他学艺的人也不必送甚么贽礼，天天来练，五年之后，准保学成通身武艺”[6]。

清代之后，镖局成为武林帮派的经济依靠和组织形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镖局中的师徒关系不仅是武艺的传授与继承，而且具有经济上的契约性质。这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建立在所谓“侠义”的基础之上，师徒双方以天然的默契，维护组织内部的安定。所以，鲍振飞要给徒弟立规矩：“第一不准杀伤无辜，第二不准好色，第三不准偷财盗物，第四不准欺凌孤寡，第五不准藐视师长，第六不准违背道义。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一项，因为鲍老拳师最相信‘万恶淫为首’这一句话。”[6]

鲍振飞的六条“戒令”可谓是传统“侠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千百年来侠客群体得以延续并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根本。只是小说特别提到鲍振飞痛恨“好色”，其“大弟子常志高，因为恋著一个江湖卖艺的妇人，被他知道了，立刻就逼著志高自己斩断了一只胳臂。他的四弟子蒋志耀，因为在看杜戏的时候调戏了一个妇人，叫他看见，立刻就将左眼刷下。他的第二十三弟子胡志凯，因为与盟嫂有私”[6]，被迫自缢。上述例子说明鲍振飞确实无法容忍弟子滥情。就事论事，这本无问题。《水浒传》经常宣扬好汉当以“打熬气力”为尚，沉迷酒色，必然会“掏空身体”，落个外强中干的空壳。然除了“修身”方面的原因，反对“滥情”也是在防范“儿女之情”对于“武侠之义”的侵犯。所谓“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这种思想不但盛行于传统侠义故事之中，而且几乎成为侠义叙事的潜在意识规范。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这种思想正确与否，至少从维护“侠义”道德的角度，“儿女之情”最可能引发武侠世界的伦理纠葛。

小说的故事发展也正好印证了上述所论。鲍振飞得意弟子江志升喜欢上一个颇有风情的有夫之妇，二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并口出狂言要与师父鲍振飞断绝关系。江志升的行为违背了“侠义”，也破坏了师徒伦理。“昆仑派”上下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情，鲍振飞动用“家法”打死江志升。江志升的儿子江小鹤在得知真相后，欲行刺鲍振飞，却屡遭不顺，后辗转逃亡川、陕、河南，结识形形色色的武林中人，开始了漫长而崎岖的复仇之路。

江小鹤与鲍阿鸾的爱情是这部小说的亮点，两位年轻人的悲剧爱情同样缠绕着伦理纠葛。鲍阿鸾是鲍振飞的孙女，鲍振飞又是江小鹤的杀父仇人。江小鹤为父报仇要杀“师祖”，却与“师祖”的孙女相爱。这种充满了伦理冲突的感情必然要遭到不幸，当江小鹤随阿鸾的灵柩归乡，“秋风萧萧，微雨滴在面上使人发寒”，“眼前是一片蒙蒙，甚么东西也看不见，路也辨别不清”[6]，留给自己的无限的伤感，而不是大仇得报的快慰。

（王度庐小说《鹤惊昆仑》）

“情”在小说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复仇的故事因“情”而起，又以“悲情”结局。“情”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道义”伦理，却也使得小说在平淡的叙事中曲折婉转扣人心弦。也许有人认为江志升的“情”是“滥情”，是不道德的。但事实上，作者对于江志升形象的刻画，与犯“淫戒”的常志高、蒋志耀等人还是作了区别。江志升的行为或可理解为是一种“任性”，是对“侠义”道德的挑战。江小鹤则是一个充满“侠情”的人，他和阿鸾之间的感情干净磊落，是“真性”“真情”的体现，虽不成眷属，却也值得尊重。江小鹤对“情”的追求，是“侠情”的体现，也是对伦理秩序的挑战。

作者本心上是在支持这种挑战。首先，鲍振飞“戒淫”并非完全出于“公义”，而很大程度上抱有“私情”：“鲍老师父生性固执，对待门徒极为严酷，这是谁都知道的。闻说在他年轻时，曾因妻子不贞，被他手刃了”，“所以，他生平最恨人贪淫好色。在收徒弟时，第一先提出这一条，如若犯了，便要被他置于死地”[6]。可见，“戒淫”源于鲍振飞心中的痛。其次，鲍振飞看似是一个严格的师父，一个颇有威望的江湖中人，然鲍振飞乃至其兄弟、儿子、弟子多不能与“侠义”二字相匹配。从鲍振飞之子鲍志霖屡屡加害江小鹤，到龙氏兄弟袭击徐麟家眷，“昆仑派”上下行事并不磊落，正如鲍振飞的儿媳所说：“你们师兄弟还说别人是强盗，其实你们比强盗还狠！”“你们这些，将来准遭不了好报！”[6]类似描写鲍家伪善的细节还很多，可见作者对虚伪的“侠义”伦理持负面态度，而承担“侠义”重构任务只能由年轻的江小鹤来完成。

作者的这种思想立场直接决定了小说的立意和叙事发展。从“侠义”的角度，鲍振飞“宣戒”在前，江志升以身试法，而且目无尊长，打伤同门，理应受到惩罚。然而，小说的主题是“为父报仇”，江小鹤的不断成长，对爱情的追求也消弭了江志升行为的负面效应，甚至使江志升的“任性”成为“侠情”的表现。因此，江小鹤的“侠情”瓦解了虚伪的“侠义”，揭露所谓“道义”面具下旧式帮会在道德伦理上的破碎与荒谬，用“真性”“真情”诠释了侠义古道的真谛。尽管其中的“侠情”往往充满了悲剧色彩，却更能获得读者的喝彩。

三、伦理冲突下的叙事转变

金圣叹曾评论《水浒传》结构“精严”，即所谓“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7]。 所谓“法度”本用于文章评点，对于小说而言，则主要指叙事结构以及情节处理。晚清的小说家对小说叙事已有不少认识，如刘鹗、吴趼人在谈到各自小说创作时，均以“冷”“热”相间说明小说叙事的张弛有度。传统小说在叙事技法上的理论总结，是叙事文学创作积累的结果。所谓叙事文学则包括史传、文章、小说、戏曲，上述文体均要涉及“事”。从如何讲述事件到成规模有秩序地叙事，文、史两家面对的问题是一致的。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将古今文章分为四大类，“叙事”居其一。“叙事”又有记一人之事与记一国之事的区别。前者线索较为简单，后者则呈现线索交织的状态，正如史传中的“互文”。小说发展也呈现出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从志怪、传奇再到章回小说，叙事在不断复杂化，也越发需要一定的技巧去驾驭。叙事复杂化并非单纯地增加小说容量，或是在原有故事基础上添枝加叶。叙事线索的增加更能体现小说创作的难度，其中也必要经过精严的构思设计。

如果将近现代武侠小说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第一批武侠小说仍带有较为明显的“话本”小说印迹，小说的主要人物围绕中心人物展开，而叙事又以人物为单元展开，小说众线索的间距是不难体察到的。而到了《儿女英雄传》，小说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叙事中心多样化，尽管何玉凤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但安骥与张金凤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副中心，两条重要线索相互缠绕，结合得较为紧密。如抛开故事思想性不论，《儿女英雄传》显然是要突破一人之事的叙事模式，将分离状态下的人物故事，置于更为复杂庞大的线索体系，尽管这种改变算不上成功，却是对传统武侠小说叙事创新的有益尝试。

民国后的武侠小说充分借鉴了“人情”“公案”“谴责”等旧有小说题材，与王度庐同时并称的几位武侠小说大家，如“还珠楼主”、宫白羽、朱贞木在各自的小说创作中提高叙事品质，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武侠小说早已具有不同以往的传播环境和接受群体，现代报刊业的发展客观上刺激了小说叙事的转变，阅读消费成为大众生活内容之一。而为了博取读者的青睐，小说家自然要让故事更加吸引人。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在当时深受读者的喜爱，固然与作者的文学素养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王度庐作品的故事主题及叙事风格适于复杂叙事的展开。正如前文所述，“侠情”是王度庐武侠系的风格特色，作者因此获得“情侠”的美誉。然正是“儿女之情”最能引起凄恻缠绵的故事，也更容易将小说叙事带入千回百转的“胜境”。

王度庐的小说以情取胜，由儿女之情出发的武侠伦理冲突则是推动小说情节展开的基本动力。《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卧虎藏龙》等作品，在叙事上最常见的便是一种“双核”结构，“双核”的主体分别是男女主人公，由男女双方的爱情纠葛引发诸多故事。“双核”在叙事中的地位可能会有主有次，譬如，《鹤惊昆仑》中的江小鹤的故事占主体，鲍阿鸾在小说后半部分和结尾处“戏份”较多。《宝剑金钗》则在男女主人公的基础上引入孟思昭，形成李、俞、孟的三角关系。但若以爱情分之，李、俞可为一对，俞、孟又可为一对。两组爱情故事性质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基础上的自由相爱，后者则基于旧式的伦理契约，契约双方均是要信守那一纸承诺。李、孟均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诚。李、俞之间的真挚感情自不用说，孟对俞的爱慕以及后来俞对于孟的感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道义”。李和俞以及俞和孟，分别构成了小说故事的“双核”，在小说叙事中形成互动促进的关系。

尽管《宝剑金钗》是要塑造“情侠”李慕白，但我们很难评判李、俞、孟三个人物在叙事中孰轻孰重。由三人所组成的若干关系组合构成了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李慕白的这条线索在故事中始终处于显性的存在，从李、俞戏剧般地相遇，到两人千里同行，作者投入大量主观力量，将两个原本不可能在一起的人阴错阳差地联系在一起。李、俞的相爱过程是小说吸引人的主要因素，但却也触发了伦理冲突。原因很显然，俞秀莲与孟思昭有过婚约。也许在今人看来，俞、孟两人的婚约并非不可逾越，也不一定会受到道义的谴责。然而，作者却有意加剧这种冲突。在小说的第四十章，孟思昭仗义出手，搭救李、俞，身受重伤后打算对李慕白开诚布公，将往事本末和盘托出，却因李慕白首先道出自己对俞秀莲的爱慕而只能咽下心中：

他（孟思昭）就想：“李慕白早先曾向秀莲比武求婚，后来又帮助他父女杀退仇人，并为俞老镖头打点过官司；俞老镖头死在半路，也是李慕白帮助给葬理的。虽然李慕白是个光明正大的人，不能与秀莲有甚么暧昧之事，但他们在路上相处多日，彼此必有羡慕之情，只因为我孟思昭一人，使他们不能彼此接近。秀莲对于李慕白的恩义不能报答，内心不知要怎样伤感；李慕白是因为在秀莲身上失了意，所以他才志气颓靡，才发生迷恋谢翠纤，以及坐牢得病种种事情。”[4]

上述文字将小说潜藏的另一条线索托出水面，孟思昭和俞秀莲本有婚约，在现实生活中是受伦理规范保护的，即便是江湖中人，也要遵守类似的约定。然而，孟思昭并没有将伦理契约凌驾于“人情”之上，在他看来，李慕白和俞秀莲在一起更合情理，反倒是自己的身份成为阻碍好友幸福的障碍：

孟思昭如此一想，就觉得自己十分惭愧，十分伤心，暗中责问自己说：“我虽然自幼与秀莲订婚，但我们却未曾见过一面。我在家中不见容于父兄，得罪了豪绅，闯下了大祸，不敢出面见人。如今做著刷马的贱役，自身衣食都不能维持，我又哪一点配与秀莲姑娘成为夫妇呢？反观李慕白，不但他人才出众，武艺高强，而且在京中又有很大名声，认识许多好友。秀莲若嫁了他，也不辱没了她的才貌，我何必在其中作梗呢！”[4] 

以上两段文字充分体现出孟思昭内心的挣扎，作者的立场态度很值得回味。

假如孟思昭对俞秀莲并无感情，那么，两人的交集便仅仅是因为先前长辈定下的婚约，故事便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事实并不是如此，孟思昭虽然与俞秀莲接触很少，更谈不上了解，但孟思昭对俞秀莲是倾心的。如此一来，李、俞之间的爱情则陷入另一个伦理冲突——兄弟争爱。这一假设并没有发生，孟思昭用大段的独白为李慕白的行为作了充分的辩解，本来可能会阻碍李、俞两人的爱情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故事矛盾冲突看似化解了，至少在当事人的层面是如此。从读者的角度，这段独白无疑成就了孟思昭。这样一个重义气、通情理，有君子大度的侠客形象更富有人性魅力，后人甚至将其与唐传奇的虬髯客作比。从作者的角度，孟思昭用至高至纯的友爱成全李慕白和俞秀莲，则是对旧有伦理规范的重新诠释。

孟思昭的善意行为无疑成为推动故事演进的关键，作者通篇立意亦在于此。也许读者会质疑故事的结局，认为李慕白和俞秀莲的不娶不嫁是有感于孟思昭情义，从而将故事的主旨拉回到伦理旧义。事实上，孟思昭的谦让已经赋予“侠情”“侠义”新的内涵，即所谓“情”“义”的行为应建立在任真和无私的基础上，而不是要死板地恪守伦理教条，李慕白和俞秀莲所敬仰的也应该是这种精神。

王度庐的小说语言是平淡的，情节结构也波澜不惊，然而，平静的叙事下却暗含着激流涌动，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往往是小说情节曲折动人之处。“侠情”与“侠义”体现了作者对武侠的理解，不仅《宝剑金钗》中的李慕白、孟思昭是如此，《卧虎藏龙》中的罗小虎、玉娇龙以及《铁骑银瓶》中的韩铁芳、春雪瓶也不同于往昔的武侠小说。后人试图用“重情”解释这种现象，然而，“情”的背后却是作者对伦理道义的思考，反映在文本中，便是多情的主人公冲破旧有伦理的窠臼，在情与义的冲突中，在新旧伦理观念的纠葛中，开始命运的漂流。故事由此鳞次展开，线索也随着矛盾中心点的推移纵横交错。作者所追求的高尚而自由的情感，使得《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卧虎藏龙》等系列作品，在现代社会也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四、 “旗人”眼中的武侠道义

王度庐是古龙最为欣赏的武侠小说家之一，然而，古龙也曾这样评价王度庐：“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可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也是王度庐。”古龙之所以不能原谅王度庐，自有其道理：“每一部成功的小说里，一定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主角，王度庐的小说里，写的最成功的一个男人，就是李慕白。王度庐的小说里，写的最失败的一个，也是李慕白。”[8]其实，古龙认为李慕白写的失败，并非指艺术塑造，而是说王度庐将小说人物“写活”了，把李慕白“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以致于“李慕白已经脱离了王度庐的控制”[8]。也许古龙感觉李慕白塑有些瞻前顾后，不够任性洒脱，但同为武侠作家的他却不能否认小说中李慕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充满现实存在感的形象。

将原本处于神秘世界中的武侠人物拉回平凡的生活视野，这是王度庐武侠小说的主要特色。前人对此也有过不少评析，在此不一一赘述。笔者认为，王度庐武侠小说的现实感主要与作家对武侠“道义”的理解有关，而这其中又融入了作为“旗人”的王度庐对新时代背景下伦理调整与伦理冲突的思考。

清亡之后，很多“旗人”家庭陷入困顿，然相比糟糕的物质生活，“旗人”精神上的痛苦更难以言说。，他们心中的亡国之痛无法正常表达，多数国人也无法理解。尤其是在民初时期，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曾经一度盛行，“在旗”的身份不但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无端的攻击。于是，“旗人”后裔纷纷选择沉默，有的甚至掩饰“在旗”的身份。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有如此多的文化名人——如老舍、启功、唐珪璋——他们的身份竟然是旗人。平心而论，“旗人”尤其是“京旗”，他们在文化、艺术上的“先天”优势是不容否认的，在思想见识方面也要高于普通民众，、文化底蕴造就的，、经济境况的变化而改变。“旗人”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往往有着较为深刻认识，这一点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而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机面前，“旗人”亦能抱有义胆和血气，这是我们民族历史所不应忽视的。

（王度庐和其家人，中年男子为王度庐）

文学史对王度庐的身份认识是从武侠小说开始，事实上，正如民国时期许多报刊作家一样，王度庐职业投稿人的身份遮蔽了后人对于其思想的认识。不可否认，王度庐在北平、青岛等地的创作主要目的是维持生活，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王度庐在民国时期写过不少散文，其中，《团圞月照破碎国家》有感东三省陷落，义愤填膺，文字之中激扬着炽热的民族情感，，对于民族大义亦怀有一腔热血。《伦理与中国》《道德》等文章则对人情渐薄、道德堕落的现实进行批判。关纪新先生在《京旗作家王度庐》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这几篇文章，认为其“表达了接近于‘新儒学’的精神选择”。王度庐对近代以来伦理危机的思考颇有超前性，他认为“人类要打算谋求共同生活，非有道德从中维护不可”[9]。这里的“道德”主要是指现实中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作者并非要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复古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正如前文摘引王度庐《宝剑金钗自序》，作者有感现实之中尔虞我诈，鲜有真情存在，故以武侠小说讽喻之，便是看到了现实社会人伦道德的不足。王度庐有感于社会风气的败坏而提出“人伦的中国”，其问题的发起点是现实，归宿点也是现实，因此并不会像“学衡派”那样一味地埋头“国故”，“克己复礼”，而是带着现实思考去创作。 

王度庐的武侠小说讲述的都是“老故事”，如“鹤—铁”系列中的江小鹤、李慕白、玉娇龙等人物故事，皆是以“前清”为时代背景。然而，作者在踵武相接的伦理冲突中却悄无声息地解构旧有伦理关系，如江小鹤与鲍振飞的师徒关系，李慕白与孟诏思的兄弟之情，皆在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得到新的诠释。这种解构与重构的发轫点，是将“武林”这个对于普通颇有神秘色彩的世界拉回现实生活，而“武林”重返人间的方式，便是加入广泛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伦理矛盾。假如抛开小说中武林人士的“侠客”身份，他们面对现实欲求的种种反应——当然包括爱情——则与普通人并无不同。从侠客们所陷入的种种纠葛中，又可看到大众现实生活的影子。现代读者会感觉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充满生活感和平民色彩，有的甚至认为王度庐并不是在讲述武侠的故事，而是在写“人情”小说。事实上，李慕白的故事反映了平凡人生的欲求和苦恼，古龙抱怨对李慕白的情节设计，说到底，是认为侠客的故事不够“武侠”，或者说是李慕白的形象并不符合古龙理想中的“武侠”。然而，正是李慕白的“平凡”，才使得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独具特色深入人心。作者试图反思旧有的武侠小说，将那种脱离现实，与凡人生活相去甚远的武侠世界一一解构，又在充满人情的故事中重新诠释“侠义”的道德价值。这是作者的创作理想，也符合新的时代环境下读者对武侠小说的期望，王度庐武侠小说在当时广受民众欢迎，便是最好的印证。

在民国的武侠小说家中，王度庐可谓独树一帜，浓郁的“人情”色彩构建了独具风格的武侠世界，平凡人的视角也开启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模式。然而横亘在眼前的问题：王度庐为何选择极具生活质感的叙事方式？我们可以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历和个性气质去解释这个问题，毕竟创作者的个体因素赋予文学史多彩的一面。当然，从作者的“旗人”身份探讨上述问题，也可有不少收获。民族文学研究者对此颇有心得，如关纪新先生便认为王度庐具有“通俗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双重身份。事实上，“旗人”是一种身份标识，在文学的世界里，林林总总的作品展现了特定群体的精神世界。而作为“遗民”的“旗人”，他们面对社会变革的真实感受实在被忽略太久，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历史和文学的缺憾。理解一个民族，自要打开民族的心灵世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李鸿章曾感叹中华古国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说毫不夸张。社会变革带来的冲击，首先体现在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而在精神层面，“易代”之际的思想碰撞，会带来新时代的新奇，更会留下激情澎湃后的失落与彷徨。陈寅恪曾说王国维投湖，殉的是“传统”之道，此说已经广泛得到后人赞同。王国维虽非“旗人”，但他的心态却在民初颇具代表习性。其实，，作为“遗民”的“旗人”对于传统精神的没落有着切身的感受。因此，同为满族作者的老舍在《断魂枪》中塑造了末世英雄沙子龙，誓死不传绝技，他维护的是传统武侠精神的尊严。而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则是通过瓦解旧有的武侠伦理秩序，呼唤富有现实色彩的“侠情”与“侠义”。相比老舍，王度庐的小说更是要在现实中有所为。 

小说源于作者的生活体验，也反映作者的现实困惑。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文学创作主体的阶层身份和思想认知，决定了文学发展的分流整合。通俗文学史发现了王度庐，王度庐小说也具有典型的通俗文学创作特征，然正如范伯群先生《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所认为的那样，近代以来的通俗文学应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框架。王度庐的武侠小说也不能仅以消遣娱乐视之，作者对于传统武侠精神的思考富有现实意义，更应引起思想史的注意。

参考文献：

[1] 徐斯年.寻找王度庐老师（代序）[M].//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

[2]（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王度庐.宝剑金钗[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王度庐.鹤惊昆仑[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7]（明）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4.

[8]古龙.写当年武坛风云人物于酒后[M].台湾：万盛出版社，1981.

[9]柳今.伦理与中国[N].小小日报，1930-4-22.

编辑：张艳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