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英雄】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金庸是武侠小说界当之无愧的大师。首先是由于金庸的读者量为天下第一。金庸小说上世纪50年代一出世就热，从港台、东南亚到80年代以来的神州大地，可以说热了半个世纪；从空间上看，有华人处，便有金庸小说，地域之广超过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用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的话说，“金庸小说的读者群体广泛，老至耄耋之年，少至总角之辈，，下至平民百姓，全世界‘凡有华人处,均有金庸书’,且历经四十余年而风靡不衰,确实是当代文坛的一大景观。”
    金庸小说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除了人们阅读尺度的放松外，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金庸小说在旧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做了全面的提升，使武侠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焕然一新。小说中重点塑造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并把他们置于一个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以历史在真实烘托人物的精神内涵。始终贯彻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宗旨，继承了《史记》、《水浒传》所歌颂的侠义精神，拓展了侠义精神的内涵，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界，从而并把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一、与传统侠义精神的关系
    “侠义”二字，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游侠列传》的价值，不只是记述了朱家、剧孟、郭解等侠客的事迹，连同《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朱亥，也成为后世侠客的典范。
    这里，司马迁从道德观上肯定了游侠的正义性，为游侠辩护。尽管司马迁也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但紧接着就称颂了游侠行侠仗义、舍己救人的行为和诚信和谦让的美德。再联系《太史公自序》中的"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可见司马迁实际上是肯定游侠具有仁、义、诚信、谦让之德，而这些美德，又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不过，传统的侠义精神往往是轻生命，重信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侠义精神仍未脱离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框架，侠士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传统的封建道德，正义中透射出浓厚的忠君或报恩思想。就这一点而论，旧的武侠小说在表现行侠仗义的同时，又成为了封建社会的载道文学。
     金庸的小说在旧武侠小说的灰烬中腾空而起，有如凤凰涅槃，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水浒传》所歌颂的侠义精神，金庸的侠义精神既张扬了侠士的自由个性，又不完全受那种“ 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限制，塑造出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始终贯彻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宗旨，从而把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第一、金庸小说中的侠精神 
    “侠”可以说是金庸的小说着力塑造的重点，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金庸写道：“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的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其实，这也是金庸着力塑造的几个侠义形象。
    郭靖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有人称他是“完美的近乎于假”的英雄。郭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家国仇恨，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金庸说“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的很稳。”只要是关乎民族大义、国家存亡的大原则，他是从来不含糊的。他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人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包括与拖雷结拜，与华筝订婚，替成吉思汗西征等等。但是当蒙古覆灭金国之后，又欲吞并大宋的时候，他是毅然帮助宋朝的将领抵抗蒙古南侵。在《神雕侠侣》中，他与黄蓉共守襄阳，鞠躬尽瘁；在《倚天屠龙记》中，襄阳城破，他夫妇二人双双自尽殉国。直到这里，郭靖“大侠”的形象终于是塑造完成了。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被引为经典，他本身也是在实践着这句话。他对杨过说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

    以郭靖的武功，在城破之日自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最终他选择自尽，正是在履行自己的那句座右铭。为国家、为百姓、不惜牺牲自己，这是 “侠”的精神。郭靖赴难，就是如此，所以无愧于江湖上人称“郭大侠”。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评价道：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 在道德上应该有更大的肯定。
    “侠”还应具有的品格是仁和义，在郭靖身上，这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射雕英雄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密室中疗伤，为不让人知晓，黄蓉欲杀傻姑灭口，书中写道：
    “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之间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的神色，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心想：我杀傻姑不打紧，靖哥哥好了之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又想：跟我吵闹倒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心中却老是记恨，那可无味的很了。罢罢罢，咱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
    这里从黄蓉的心理活动展示了郭靖平时的做人准则“坏人可以饶恕，好人决不能错杀。”侠只能损己利人，而不能损人利己。傻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女，为了自己的安危杀之灭口，这等事郭靖杀了头也作不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仰皆是。
      还有对于欧阳锋，郭靖三番几次的相救，他却反生相害之心，但最终到了危机的关头，他还是相救了。洪七公说的好：“乘人之危，岂是我辈侠义道所为。”郭靖一生秉承的正是洪七公的这句话。最后在小说尾声，他还是三擒三纵了欧阳锋。“忠恕之道，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是儒家的观点，无怪有些研究文章把郭靖称为“儒侠”。
    可以这么说，郭靖身上体现的是金庸对于“侠义”的理想，是侠义精神的化身。 “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
      《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王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这正是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的提升。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金庸小说中的“义”内涵 
       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萧峰出生于契丹武士之家，未满周岁时到外婆家去，在雁门关外遭中原武林高手劫杀，母亲惨死，父亲投崖，他被汉人乔氏夫妇收养，故又称乔峰。他在汉人的养育下成长，从小就痛恨契丹人，后来他为丐帮立下七大功劳，被立为帮主，而"丐帮一直暗助大宋抗御外敌，保国护民" ，乔峰自然也以契丹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当他在雁门关亲眼目睹宋军残杀契丹平民、甚至马踏婴儿时，立即挺身而出，将那些大宋官兵杀尽，纵声长啸。当他终于明白自己本是契丹人之后，心中苦恼之极，但终于解开了心中的郁结，他对阿珠说："我一向只知道契丹人凶恶残暴，虐害汉人，但今日亲眼见到大宋官兵残杀契丹的老弱妇孺，我……我……阿珠，我是契丹人，从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 后来他官居辽国的南院大王，手握雄兵数十万，却不愿领兵伐宋，因为他明白："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 当他求少林寺老僧解救父亲时，那老僧说道："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如此大仁大义，不论有何吩咐，老衲无有不从。" 最后，他迫使耶律洪基当众折箭发誓："于我一生之中，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 而他自己旋即身亡。英雄往矣，浩气长存。萧峰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实践了孔子和孟子所倡导的，舍生取义，达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所以，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正是从“正义”二字出发，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便有机地、完全地联系到一起了。正义是侠义的交集，是共通的地方。金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     

         前文说过“侠”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义”也正是以着一切为前提的。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赋予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以全新的内涵，使其升华到人性精神光辉的高度，也使这样的侠义精神拥有更多的道德、正面的光彩。加上金庸的妙笔生花，读来不觉枯燥，反觉真挚感人。
            总之，武侠小说的精神基础是“侠义”，金庸小说对侠义精神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和延伸。从金庸这里开始，武侠小说不单是以武为本，追求武功的千变万化，而是转变为对侠义内涵的深层阐释。


         三、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与时代的关系
       1、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统一的和谐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尽管历史上有过多次汉族与某些兄弟民族的战争，但广大民众总是盼望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每一次民族战争的结果，也总是从反面教育了民众，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王昭君之所以留芳千古，并非由于她的美丽，而是因为她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赢得了六十多年的和平。文成公主之所以永垂青史，是由于她与松赞干布联姻，促进了唐王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推动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萧峰这位大侠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代表了中国各民族人民厌恶战乱、渴望和平的普遍意愿，体现了民族要团结、国家要安定统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倡导见义勇为的社会公德
       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后记》中说："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严家炎先生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列举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大街上勇斗歹徒而受伤的记者倒在血泊之中，无人援手；劫匪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公然抢劫，无人反抗；餐馆里被盗的顾客不敢指证，致使抓小偷的人反被小偷暴打，多处负伤。严先生说："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到1983年，报刊上报道的这类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一个多么突出的社会现象。"然而，从1983年到现在，见义勇为者孤身奋战、围观者甚多却无人相助的事情仍然屡见不鲜。此类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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