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世言》作为与“三言”“二拍”比肩齐名的明代著名白话短篇小说集，自20世纪80年代由法籍学者陈庆浩在韩国汉城大学发现后，受到我国文化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格外关注，以至于一些从事明代文化史研究的专家说，将来谈论明朝文化演变尤其是评价明代文学地位，需在“三言”“二拍”的基础上再加“一型”了。
一部文学名著在故国本土湮灭沉寂近三百年，尔后竟然在海外重见天日，使国人唏嘘不已，感慨良多。联系到甲骨拓片流落异域、敦煌画卷散佚他邦，不得不让人生发联想：究竟还有多少中国古典经籍迄今仍遗落在域外？究竟还有多少中华文化精品至今尚在海外流离？
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众多先人的著述广博浩瀚、汗牛充栋，而其智慧之高超、思想之深邃、品性之独特、建树之超拔，均可谓世无匹敌。从甲骨到竹简到帛书到雕版到活字印刷，以及手抄、拓片等等，中华文化的载体所存难以计数。尽管从秦王嬴政的焚书坑儒，，封建社会文化浩劫接连不断，但依旧保存下来无数珍贵典籍文献，堪称文化珍品与瑰宝。遗憾的是，其中有些古籍经典至今仍被外国人所拥有所掌控。
从传统文化资源的源流来看，现在还有两大未尽知晓的文化场域：一是深埋地下未见天日的，一是久存域外难以归国的。深埋于地下的随着考古挖掘的渐次开展会逐步袒露于世，而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于海外的，不仅难以回归桑梓，数量也是不少。笔者在此只列举一点朝鲜方面的资料，仅在李朝时代，于奎章阁一处所藏汉文典籍多时高达18万部，其中《医方类聚》一书辑录药方5万多帖，大约950万字，方源来自中国唐、宋、元和明初刊行的153种医药书籍。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奎章阁所藏的18万部中国古籍，多为孤本和善本类的珍贵文献。
由此我们还可以想到，在日本、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还收藏有不计其数的汉文典籍，其中特别宝贵的无疑是敦煌文书。遥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小说史学家孙楷第在东京抄得中国小说史目录，刘半农在法国得到敦煌卷子，以及后来在俄罗斯发现新的《红楼梦》完整抄本，加之在韩国发现《型世言》，这些仅为冰山之一角的收获，就足以震惊和提示我国文化界，如果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寻找与开掘，无疑会有更多中国的孤本、古本、善本和绝版典籍进入国人视野，这对于我国文化以及各种专业史的研究与拓展，将会有难以估量的意义与价值。
我们知道，这些“流外汉文古代典籍”，在古代是拜中国帝王所惠赐，是中外官员、商人、移民往来迁徙过程中所携带所运送，是来华外国官员、僧侣、教徒、留学人员等有计划的购买和搜集；在清末民初特别是近代，则多是借助侵略战争进行公然掠夺和真假旅行家、冒险家的窃取偷盗。所以，一方面这些“流外古籍”大多绝非假冒伪劣的赝品，另一方面则是分散而不集中、凌乱而不系统、隐秘而不彰显，甚至可能一些未曾为世人所寓目，不知这些典籍是否存在。
因此，不妨作一设想，到有关国家搜集整理一份“散佚域外汉文典籍目录”，不啻为一件极具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战略举措，不失为一件极为有助于民族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善事。放置这一项目的内容不论，仅就这份目录而言就可成为中华文化上的奇观，足以使人们更充分地了解掌握中华文明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科技史、建筑史、学术史、文化史、艺术史、医学史、药学史、出版史等等。
如果再假以时日，梳理出版一部类似“散佚域外汉文典籍辑存”，就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壮举，就会成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文化整体面目的一桩盛事。假如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出土的简帛文书，促使我国史学家们萌生了完善丰富一部中国古代史的想法和愿望，以便对部分“疑史”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澄清、纠偏与还原，那么从域外汉籍中我们就可以对中古史、近古史，即对唐、宋、元三代的一些文化史实，进一步加以估价和书写，比如编撰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即可写得更丰满更深厚更客观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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