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15 15:23:45
2012年10月中旬，因为某个通俗文学杂志在长沙举办湖南作者联谊会，蒲钰到了长沙。晚饭后，我们在竹塘西路一个茶馆喝茶。
“还是你们好。”蒲钰对我说，“那些人就只晓得聊女人，聊发财。”
蒲钰这么对我说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1998年初我第一次见到的他，甚至，他和1998年的那个几乎只知道写诗的蒲钰连身材都是一样的。
那一次，蒲钰又只呆了一天就回去了。
“龙溪书院24号要挂牌了。”他说，实际上离他牵头成立的这个书院的挂牌还有些天。06年那次，我记得他早早回去是说看到长沙街上的各种灯光他就晕。
2012年到现在，这6年里，蒲钰好像每年都会来长沙一两次，不管和老朋友们见没见面，他都是办完了事就回去。
他在湖南地图上鼻尖对应着的那个叫新晃的县城呆得越安逸，就越不喜欢来长沙了。
“要犁田了，我写篇稿子，稿费来了，我请人帮我犁田。”2003年左右，经常听到他类似的话，我以为他是非常地享受他在乡下写作的乐趣的。
后来，2012年10月那次因为对他的采访而有的长谈，我才知道他对朋友也是报喜不报忧的，很多艰辛，他都在肚子里埋着。
06年我因为采访“湘西匪事”系列，第一次到了他家，他家在一个半山腰上，显得非常地孤立。当时，他的半家族史的小说《脑袋开花》刚完成不久，他爷爷和父亲卖客的身份，我第一次听他和他父亲谈及。
后来的采访，我听了不少曾经是“土匪”的人谈及他们对卖客的恨，我这才理解他家当年和现在的处境。
07年以前，他背上被老乡贴了个没用的人的标签。他的家人和他一起顶着这个标签。
他顶着这个标签默默写着。
“对于一个写作者，我认为只要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就算成功了。”蒲钰说。
这么说来，他是成功的，他写出了一个英雄对自己英雄事迹的反思，写出了土匪家国情仇中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这么说来，他有理由继续乐呵呵地呆在湖南的鼻尖。
下文是他的口述。
去新晃出差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去龙溪口的龙溪书院看看。
龙溪书院在古镇龙溪口，我们2010年12月28日开始商量搞这个书院的事情。当时新晃县政府要打造夜郎文化，我们就想做点实事，搞个书院，展览我们新晃籍作家的一些书、书画作品、根雕等。
以前，新晃有个舞阳书院的，舞字左边要加个三点水，这个字，电脑打不出来，要造，我们怕注册的时候给别个带来麻烦，也觉得不方便传播，所以没叫舞阳书院了，实际上，如果恢复以前的舞阳书院可能还好些。
为什么不叫夜郎书院呢？主要是因为夜郎这个词，主要出现在学术界，我们当地，老百姓喊新晃龙口或者龙溪口，所以最后决定叫龙溪书院。
龙溪口是个老镇，因为贵州夜郎谷那边来的龙溪在这里汇入舞(加三点水)水，所以有这个名字，这里清朝时候商业非常发达，湖南、贵州很多商人在这里做生意，镇上还有条贵州街，是块飞地。据说，在民国以前，在新晃犯了事，跑到贵州街，新晃官府的人就不能马上追过去抓了。这条街，我准备写一个小说，用魔幻的手法写一家三代人的生活。
我们这些搞龙溪书院的，都是爱好文化的人，有退休的老干部，退休的老师，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看中了龙溪镇上民国时候的一个油号，一栋老房子，跟县政府一说，他们把那个房子批给我们了。
本来理事长和院长都是我。后来去注册的时候，，不行，理事长和院长必须是分开的，我还是想做院长些，理事长就给杨琦老师做了。杨老师他以前当过老师，，，他喜欢根雕，他的根雕做得很好，我们在书院里也放了他的根雕。
书院是11年的12月20号正式注册的。时间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年，搞得我都不想搞了。那一年总是跑各个部门，要么这个领导不在，要么那个领导刚刚出去。最大的障碍是验资，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求有注册资金3万，我们去银行开户，银行说你们连个单位都没有，怎么开户？不能开。就僵在那里了。后来找县里领导打了招呼，先开了个临时账户，杨老师拿了3万块钱存在那个账上，，总算把事情搞完了。
我们搞这个，纯粹是热爱，我是没有工作的，没拿县里的工资，我这个新晃县作协主席，是纯粹靠我的稿费吃饭的，政府不养县一级作协的。
从06年底开始，我在新晃县城生活了12年了。
我刚到新晃的时候，是深圳的一个叫摩亚的朋友，资助了5000块钱。他是在深圳搞房地产广告的，是我在湖南大学时候的同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那个时候准备转行做图书，他找我要我把书写好了给他去出版。
这5000块钱，2000块钱交了房租，800多块钱交了我女儿的学费，牵了根网线，再买了些锅碗瓢盆等，就差不多花掉4000了。
那个时候，是我最苦的时候。
“一定要去城里，不然我就会死。”我说。所以我到了新晃县城。
到新晃县城之前，我给外面的杂志写稿子，都是靠邮寄，但是，我们那个地方交通太不方便了，而且，我发觉，邮寄稿子已经很不合时了，外面都是电子邮件给编辑稿子了。
湖南鼻尖上的新晃七坳。蒲钰的老家。
我在我的文章里说我家乡是十里八寨。
实际上十里八寨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说法。我们那里，有八个寨子离乡里都是八里路。
我家在新晃米贝乡碧李桥村一个叫七坳的地方。以前碧李桥属于芷江五区的碧涌乡，1955年才划归新晃。
七坳离最近的寨子比足寨有两里路。七坳的山腰上就住了我和我小哥还有我叔叔三户人家，山顶上还有几户姓杨的人家。
我家是爷爷那代从比足搬到七坳的。
我爷爷叫蒲祖流，也就是我的小说《脑袋开花》主人公蒲地流的原型。
我爷爷、我父亲、我曾祖母都会武功。我家世代是竿子营的飞兵，飞兵就是有轻功的兵，他们从小脚上要绑沙袋的。
1950年，47军来剿匪，我爷爷和父亲都帮助剿匪，我父亲那年18岁，是某47军某部二连士兵，我爷爷是自卫队的。因为帮着解放军，所以，我们一家被称为卖客，卖客是受孤立和歧视的。
我爷爷是1960年死的，饿死的，1959年的时候，他带头反对乡里收粮过多，被人抓了起来。在牢里，他扒光了自己的眉毛，后来说他有麻风病，放了他出来，在寨子外边单独搭了个棚子，1960年的时候，他身子弱，挨不了饿，死了。
后来，我父亲跟我讲，其实土匪就在开始和最后坏。开始只几个人的时候，要生存、发展，就要抢；队伍大了，就不抢了，收点保护费，相当于收税；到快要灭亡的时候，要活命，又坏了。
我爷爷和父亲做卖客的时候，就是土匪快灭亡的时候。
十里八寨土匪很多，其实很多土匪都是被迫的，只有自己当了土匪才不会被土匪欺负。所以，我们一家在十里八寨都是受到孤立的，现在还有土匪的后人很恨我们。
蒲钰的爷爷的剿匪立功奖状。
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讲过他和爷爷剿匪的故事，后来，到2005年除夕，守岁，我父亲讲了个通天亮。
我们是围着我家的火炉铺边烧火边讲的。十里八寨的妇女有正月初一到井里挑水的习俗，她们都抢着到井里舀头瓢水，舀到头瓢水的，说是新年有好运，肥猪满圈。那晚，我只离开过火炉铺一次，二十三点五十四分我陪母亲去井里挑水。
父亲讲爷爷的事情，没有避讳，讲他五六岁的时候看到过爷爷和一个寡妇偷情。
挑完水回来继续听父亲讲。讲到下半夜，下雪了。初一早上，厚厚的雪堆到我家的柴门上。
十里八寨的男人大年初一有清早上山捡柴的习俗，柴和财谐音，守完岁的男人要捡到干柴才能回家睡觉。
卯时到了，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上山捡柴。太阳从对面的小山坳跑出来，我们就朝小山坳走。
，有老虎，老虎是一些拿着老虎伞的东北汉子收走的。老虎伞就是有很多铁钩子的伞，老虎扑过来，把伞往虎口一顶，撑开，那些铁钩就勾住了老虎的嘴巴，老虎就像牵牛一样牵走了。
，那些树砍了，了。很多山上的大树都砍了。
前一天下午，我就晓得父亲会去小山上捡柴，就偷偷放了三根干柴在那里。到了小山坳，父亲看到了那三根干柴，说今年运气好，然后捡起其中一根，把柴上的雪抖干净，吩咐我和弟弟也各捡了一根。
在七坳，我们父子就这样生活着。
我父亲有八个孩子。我排行老七，下面有个弟弟，上面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14岁以前，我基本上不会讲汉话。
我爷爷、父亲是苗族，我母亲是侗族，周边大多数是侗族，小学老师讲课也是用侗话教。
我开始讲汉话，是到通道的播阳镇。
我父亲的二连，大部分都是朝鲜族的，抗美援朝时，他们都去了朝鲜，二连在芷江五区的三个士兵回家了。我父亲回家后，学了木匠。我们七兄弟后来也都学了木匠。
我有三个哥哥在通道做木匠，后来落户去了通道。还有个，在离通道很近的黔东南的黎平。
我是初三的时候去的通道。
通道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小说中写到很多习俗都是通道的。比如，写侗族姑娘十三岁后，她们的父母就会把她们的门闩给下了。这都是真的，他们很开放、大胆的。有一回，不记得是什么节，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七八个个姑娘手牵手拦住，非要我对山歌才让我过。我不会对，也很害羞，就蹲在那里。她们拦了十多分钟后，看我实在是不会对，就放我走了。
我走上文学这条道路，也是因为到了通道。
我高中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大我两岁的姑娘，她在信用社上班。
有一次，我不知道她怎么了，问我如果有一天她离开我，跟别人走了，我会怎样。我说送她一本书，一本写我和她交往的书。
我当时是随意说的。
1991年9月，我到了长沙大学读书，才读了一个月，接到她的信，说她要结婚了，我当时就懵了，什么都不管了，从学校回到通道。
但是，她还是和别人结婚了。她结婚前那天，我写了我第一首诗《失意的许诺》。
诗的最后两句是“许诺伴随流水/埋进了千百年的沉默”。我开始是为她一个人写，后来，写着写着就不是给她一个人了，而是给所有的女性，再后来就不只是给女性写了，也不只是写诗了。
到1994年，我又到了长沙，成人高考考到了湖南大学。97年毕业后，母亲身体不好，回家照顾母亲一年多时间。98年底回到长沙，住在湖大和师大之间的凤凰岭，认识了一帮写诗的、搞自由撰稿的朋友。
到1999年3月11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长沙混不下去了，就去了东莞。
那个时候东莞刚刚搞开发不久。我印象很深的是，到处都是笼子一样的铁栏杆，铁栏杆后面是厂房和晾着衣服的生活区。
我有点恐惧，每天早上吃了个馒头出门去转，马路边很多桌子，桌子上立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招聘，很多年轻人围着牌子在那里填资料，填好资料，负责招聘的人手一挥，就来了辆中巴，这些人都上车拉到很远的厂区去了。
我大学时的同学、一起写诗的吴枫林两年前也这么拉去过。我转了十多天，就是不想进厂。有一天，我和老表一起转，他走着走着，一回头没看见我了，我从下水道的井口里掉下去了。
那个时候东莞还很多草地，晚上，我亲眼看到过，有些才到东莞没找到工作的女孩子，在草地边东看看西看看，看没人注意就飞快地钻进草丛里躺下一动不动，她们不敢动，怕被坏人发现，她们晚上就这样睡觉。
吴枫林知道我到了东莞后，要来看我，我在信上画了个地图，告诉他我住的每天6块钱的小招待所在哪里。
他接到信后就从深圳赶过来了，他说你不能进厂，我们两个至少有一个要坚持写作，这样，我每个月给你300，一直到你能够靠稿费生活为止。他当时的工资也就一个月千多块钱。他让我在东莞写打工仔的生活。
我在那个小招待所住了十天后觉得划不来，就在一个荔枝林边上租了个破房子。那真是个破房子，土墙的，农村的厕所一样的，里面什么都没得，就几个凳子架起几块板子当床。枫林来看我，我们搞了几斤冬瓜、几斤肥肉，做火锅。
枫林给我的钱，租房外，买了二三十块钱的信纸，当时投稿全都是寄的稿子。我每天都至少寄一封投稿信出去。我算好了，一个信封最多只能寄七张稿子，多了就超重，要多贴邮票，少了，划不来，我都算好不多不少寄七张。
那个时候，沿海城市很多发打工文学的杂志，而且，每篇稿子后面都会刊登作者的地址。很多读者给我写信。我为了省钱，把那些邮票小心剪下来。那些邮票，总有些是一样的，总有些邮戳只盖了一半或没到一半的，我把盖了邮戳的那部分剪掉，和另一张没盖到的那部分拼起来，做新的邮票用。
寄给本地的信，我就把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写反后丢到邮筒。东莞本地的编辑收到这样的退回来的信，知道是我写的。
那时候一些小报的稿费只有两三块钱。我给他们的稿子赚的稿费用来买邮票和信纸寄给大的报刊。那段时间，我觉得是耻辱，连个邮票都买不起。现在我还有几十张这样没用出去的邮票在老家收藏了起来。
在那个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后，和我老表一起在府城区的新村3号胡同租了个房子，300块钱。他和女朋友住一间，我住一间。
我那一间，经常供在周边打工的或来找人的人休息，条件是必须给我讲一个爱情故事。当时，那些杂志最好发的，就是爱情故事。
我房间里的书桌，有一个人长，板子是可以揭开的。有一次，一个老乡晚上在我那里讲故事，楼下有拿警棍敲门的声音，他说他没暂住证，要躲一下，就揭开板子躲了进去。我办了暂住证，他们上来后，看到我是个写东西的，也没说什么，走了。
在东莞我最大的娱乐是搬个凳子在一些小卡拉OK外面听那些打工仔唱歌，咆哮，发泄。
到9月，我还不能靠稿费养活自己，长沙这边有个朋友办一个民间刊物，喊了几次让我回来，我就回了长沙。
枫林一共支持了我6个月。
这次回长沙，搞了半年后，2000年3月，广州一个叫《北江情》的侨刊请我做编辑，我就去了广州。
在长沙的时候，我老婆和我通了次电话。我老婆喜欢看书，看到好的文章会抄下来。她在虎门一个超市卖货。首先和我联系的是她的同事，她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了一阵后，说有个美女要和我说说话，我就说好啊，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那个时候她们的工资只有几百块钱一个月，打电话好像要一块钱一分钟，每个月都要给我打几十块钱电话。
我在广州的时候住在上步村。在上步村我们继续通信通电话，我们一直没聊到爱情，但离爱情差不多了，有那种感觉。
我去见我老婆的那天是3月31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特意避开的4月1号。我在老婆超市对面的小宾馆住了下来。她下班后，和两个同事过来看我。
我确定要和我老婆谈恋爱之前，我给她画过一张图，告诉她长沙在哪里，怀化在哪里，新晃在哪里，米贝乡在哪里，碧李桥在哪里，比足寨在哪里，七坳在哪里，我家的木房子是什么样的，甚至，我家旁边的猪圈我都画上了。我说我家就是这样子。她不信，以为我骗她的，后来，怀化有个书商说让我写个校园小说，给我两万块钱，我为了安心写这个小说决定辞职回家，我老婆那个时候已经和我在一起了，她也要跟我回去。新晃到米贝要翻过雷公山等几座大山，到米贝后，我老婆相信我没有骗她了，哭了。
我前面说了，我也会做木匠活。03年，我们那里封山，为了给女儿蒲澍赚奶粉钱，我上山砍树做了12个猪吃食的木盆让母亲去卖，7块钱一个，母亲卖掉11个，还有个被林管站的在街上没收了。卖木盆的钱买了南山奶粉。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6点40起来，给女儿蒲澍和老婆用豆浆机打豆浆，同时用电高压锅煮粥。到7点了，喊蒲澍起来，蒲澍起床的时候，豆浆就好了，给她和老婆每人灌一瓶豆浆。给蒲澍2块钱，让她在外面买包子吃。她讲她每天早上买了4个包子，实际上我晓得她没全买包子，她要省些钱买学校附近的垃圾食品。粥是老婆吃的，我吃粥吃不饱，我要下一大碗面条，搞个鸡蛋。她们走后，我开始写稿子，写到11点，又要给女儿搞饭吃了。以前要给老婆送饭，现在让她在她卖手机的那个店子附近吃盒饭。中饭后，我会睡两个小时，然后，下午就上网和网友们聊天，发微博。
我早两年买的房子在晃山路，和龙溪书院隔着舞(加三点水)水，走路20分钟的样子。
我现在给我写竿子兵的小说做最后的修改。从06年开始，我就不再写别的东西了，接受一个朋友的建议，把注意力放在我熟悉的湘西。
我的第一个写湘西的小说，就是写我爷爷和我父亲的。06年4月到06年7月28，非常快地写完了。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短时间完成的小说。写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怀疑我当时得了绝症，要死了。
我其实是肾结石，但我不知道，老婆在深圳打工，我谁都没告诉，我都写好遗书了。遗书其实只要最后两句话才是遗言，前面是《脑袋开花》的提纲，最后两句，一是希望她帮我完成小说，二是把蒲澍带好。
我之所以一定要写湘西，因为很多人存在误会，包括我父亲，他当年对土匪都有一定的误会。后来我写《我还活着》，讲土匪抗美援朝的事，这个小说的男主人公90多岁了，现在还在，他老婆也就是小说中的梅花，比她大八岁，前今年才去世。他们两个也是十里八寨的，他们没有小孩，八九十岁了还一起赶集，在集子上慢慢喝酒、吃花生，唱歌。像他这样，老婆比自己大的土匪很多，因为，1950年后，有个土匪的身份，除了讨寡妇，没人会嫁给你。我们寨子里有个抗美援朝回来的土匪，一直打光棍，村里老人笑话他不该回来，应该留在朝鲜，他说那不行，他不当人种。
我觉得，湘西的土匪，很多都是地方武装。像我父亲说的那样，他们就开始和最后要灭亡了才坏，平常时候，很多土匪也下地干活，孝敬老人。
如果06年，我不到新晃县城，我这一辈子可能就完了。到县城后，我学会了上网，把自己的稿子贴到天涯论坛，新浪和搜狐。07年，我的《青春手枪》获新浪原创文学大赛银奖，这个奖救了我。
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或者说依赖，每个长篇的开头都必须到我老家那间我从小就住的房间去写，写了两三千字了，才回县城。我只有在家里才能完全安静，听到心跳，知道最合适的句子是怎样的。
蒲钰诗集，201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