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怼余秀华,这就能拯救白话诗吗

《在北师大课堂讲诗》（谭五昌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布会只是2018年北京图书交易会中数百场活动中的一场，却因著名诗人食指“炮轰”余秀华，引发热议。

对此，余秀华在微博中回应道：“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再过几年，哪里还有原始的农村啊。”

争议本属正常，耐人寻味的是：二人话语体系完全不同，俨然在两个平行空间中“对话”，几乎无法达成共识。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余秀华曾说：自己没读过食指的诗，对食指完全不了解。

食指是朦胧诗的开创者，据齐简在《诗的往事》中说：“郭路生（食指的笔名）的出现使诗歌的形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启发和激励了一批更为出色的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郭路生，称之为当代的第一人是毫不为过的。”

因为疾病，食指长期不为公众所知，被称为“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几乎所有朦胧诗初期代表诗人都从食指的创作中获得过营养，他的《相信未来》与北岛的《我不相信》之间构成微妙的精神联系。

回过头来读食指，会发现他的诗虽不华丽，却自有风度，其中的单纯与真诚将作为经典，永存于白话诗歌史中。

作为曾开风气之先者，食指当年饱受质疑，也曾被指为“成为历史的笑话”，为何他要将同样的标签转贴给余秀华？

需要说明的是，食指全部发言3分钟左右，主旨是表达对白话诗发展现状的担忧，认为应回归“大众性”与“民族性”。所谓“炮轰”余秀华，只是对她一段视频中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态度不满，并非对余的创作评判，不必过度解读。

在读者关注渐少、圈内人日益封闭的当下，食指不是居高临下地痛斥读者不关注文化，而是努力反省白话诗创作自身问题，体现了勇气与担当。只是类似声音太少，加之批评正被娱乐所异化，致食指的声音很难不被误会。

食指的激烈批评表达了他的焦虑，这焦虑从白话诗正式诞生第一天起，便横亘在几代创作者心中。

正如韩寒所说：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古诗的好在于他有格式，格式不是限制，就像车一定要开在指定路线的赛道里一样，才会有观众看……所以，古诗有存在的必要，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

韩寒嘲讽道：“因为它已经不是诗，但诗人还以为自己在写诗。”“这年头纸挺贵，好好的散文，写在一行里不好吗。”

这些话点中要害：白话诗作为文体，至今没有找到存在的理由。

文学不是哲学，在表达思想的同时，必须建立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才能成为艺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艺术源自舞蹈，原始人本是共同参与，后因人口增殖、场地不足，只好留下技术较好的舞者，其他人成为观众。而有了观众，艺术也就产生了。

艺术总以“更熟练的技艺”为前提，则白话诗的技艺何在？因过度强调“我手写我口”，它几乎是没门槛的——人人可以欣赏，人人可以品评，甚至人人可以创作。在今天，已无“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可能。

文体过度开放，难免产生两种结果：

其一是创作者自立法度，将未必属于诗的一些外部标准强拉进来，作为确认自己更高明的借口。为强迫读者接受此标准，不惜借助语言暴力、权力的加持。

其二是大众对这种隐含秩序不明就里，待之以冷漠。

随着社会走向多元化，白话诗读者越来越少，这本是其内部困境造成的结果，却常被误判为外部原因的产物，所以在圈内，指责创作者、指责读者、指责社会风气等颇为流行。

在各种光环包围中，食指仍是犀利的批评者，这让人敬佩，但他的批评并未超越圈内俗见，仍存巨大漏洞。人们有理由反问：“大众性”与“民族性”真的是解决方案吗？这种比较模糊的外部标准真能为白话诗续命？

余秀华的回应耐人寻味，她说自己没读过食指的诗，这很可能是一种提醒：食指应先读读自己的诗，再来谈“大众性”与“民族性”之类。

余秀华成名于“网络狂欢”，但从2006年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算起，诗坛先后出现过“羊羔体”、“咆哮体”、“乌青体”、“歌颂体”等，均属昙花一现，而余秀华的人气却越来越高。可见，没有创作支持，热度无法持久。

余秀华曾制造过噱头，但那是为展示创作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在余秀华最优秀的作品中，体现的恰恰是细节化的乡村生活，契合了“大众性”与“民族性”的要求，比如：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余秀华创作中不乏“它们说，飞得高有什么用呢/饿的时候/就会落下来”“每一个明天我都不确定是否还在/我的力气只够活着”等，都是“农民生活的痛苦”的写照，这也是她的诗中最感人的部分。

对于这些，食指为何视而不见？可能有两种因素在作怪：其一是男性文化的狂妄；其二是对个人叙述的漠视。

先说男性文化的狂妄。

自余秀华出道以来，圈内的否定与圈外的热捧便一直相映成趣。沈浩波曾评论说：“无论是从其诗歌的整体水平看，还是审视其中的局部的语言、内在情感与精神，都没有太多可观之处。再客观一点说，余秀华的诗歌已经进入了专业的诗歌写作状态，语言基础也不错，具备写出好作品的能力，但对诗歌本身的浸淫还不深，对诗歌的理解也还比较浅。”

这显然又自行建构的标准，白话诗原本否定形式，则诗的高低能否用“局部的语言、内在情感与精神”来评判？这些大词的定义非常模糊，其实是循环论证，除了炫耀自己懂这些怪词之外，意义有限。

难道“浸淫”更深、“理解”更深才是好诗？如果诗也要划分出专业的“写作状态”，那么李白能否算专业？专业人才能“我手写我口”，当初何必搞白话诗？这种钻牛角尖的“专业”诗，真就是好诗吗？

白话诗缺乏公共法则，遂使“私搭乱建”横行，它们名义上是为他人服务，其实是在给自己圈地，反而强化了既有偏见。

于是，男性文化将自身的审美趣味强加给女性作者，人为规定出什么是重要话题，什么不值一提。总之，只要余秀华不谈人类的永恒生存困境、不谈哲学、不关注苍生之类，就是“把苦难煲成了鸡汤”，就是业余入门级，这其实非常粗暴。

有了这种粗暴心态，则“我的力气只够活着”也就不算“农民生活的痛苦”了。

再说对个人叙述的漠视。

食指作为曾经的反叛者，其创作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为此付出过巨大代价。从逻辑上说，他应该明白个人叙述风格与“大众性”与“民族性”并无矛盾，他应该珍重余秀华的个人叙述风格，为何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一方面，可能食指没有认真读过余秀华的作品；另一方面，受时代与教育的影响，食指内心存在两套话语体系，彼此很难统一，这就是诗坛上著名的“两个食指”现象。

食指写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样的名句，但他也写过：

我来了

沿着革命道路

我迈开大步———

跨越历史的长河

翻过时代的山峰

我自豪地

占据了人们

精神世界的

大地长空

这种要占据人们“精神世界的大地长空”的自豪，即哲学上所说的“自失”，通过宏大理由诱使自我主动消融，成为其一部分，从而获得永恒、神圣等幻觉。

这种自我否定严重限制了食指的才华，正如学者刘志荣先生所说：“食指几乎没有产生一整套与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截然对立的对时代的想象，也因此，他在理智上并不能超出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一旦涉及到比较宏大的对时代的想象时，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时代共名的窠臼。”

诗歌强调自我，而时代号召否定自我，这种两难撕裂了食指，使他未能达到其他朦胧诗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这提醒我们：作为诗人，应该真诚与幼稚，但不应因此放弃自我的抵抗，更不能要求别人也如此。

中国社会正走向多元化，难免出现各种声音，只要不歪曲，不夸大，应平静面对不同声音，也包括对余秀华的、未必正确的批评。食指本可以沉默，他发声，是为了白话诗的明天，这种呼吁与反思必有其价值，即使他还开不出解药。

然而，也应警惕“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这样的话语方式，它将历史拟人化，使它成为终极的评判者。

历史是超复杂系统，虽保留下来很多记录，但整体上看，数据较少，特别是缺乏高质量的数据，以目前的数据水平，很难总结出更多规律。人们所说的“历史规律”，常常是直观的、经验性的、未必正确的总结，依此行事，难免犯错。

面对历史，我们应有起码的科学态度。毕竟它还不是足够清晰，用它来支持判断必须慎而又慎，否则，个人错觉与“历史规律”互相激荡，很可能走上“信心满满地去犯错”的歧途。

对历史负责，不等于说只有自己的方式才是对历史负责，别人的方式就是对历史不负责，过于匆忙下判断，未免霸道，而这种霸道会以伤害的方式自我复制，永无止期。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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