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20 07:11:05
本文原刊于《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公众号发布时，内容略有删改，并略去了校注、参考文献等信息。同时，因国际音标显示问题，转引时可能稍有失真。引用时请核对原文。
摘要：
文白异读是汉语共同语及很多方言都存在的字音又读现象，但作为一个特定的语音学术语，学界对于文白异读的性质、来源、类型以及在语言变化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尚有歧见。文章对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梳理，讨论了文读音的借入单位与方式、文白异读的词语分布与语体色彩、读书音与口语音是不是两套音系、文读音借入的动因与规模、文读音的来源、文白异读的系统性、新老派读音是不是文白异读等七个方面的问题，以期推进此问题的深入讨论。
○ 引言
约瑟夫·房德里耶斯（J.Vendryes）说：“使语言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不断发展的理想几乎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相反，相邻语言的影响在语言的发展中常常起重大的作用。这是因为语言的接触是历史的必然，而接触必然会引起渗透。”这也就是说，语言（方言）之间总是相互接触的，语言间的接触就会引发语言的变化。根据接触的形式和程度，语言（方言）之间可以产生三种结果：语言渗透、语言融合和语言混合。汉语里的文白异读现象就是语言接触的产物。
近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有关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问题。比如文白异读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文白异读会引起什么方式的音变，文白异读在历史音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层次属于什么性质的音韵层次，等等。因此陆续草就了一组文章，本文为其中自感思考较为系统、成熟的一篇，先行发表出来请同志们多多指正。
一 对于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既有认识
汉字中的某些字（词或语素）有又读，是汉语共同语和方言中都存在的现象，只是又读字的数量有多寡的不同。又读字音产生的情形很复杂，最常见的是别义又读，如普通话的“好”（xau/xau）、“饮”（in/in）、“长”（tʂaŋ/tʂʰaŋ）、“藏”（tsʰaŋ/tsaŋ）等等。另外还有讹读、自由变读、训读、连读音变导致的字音异读，等等。此外，学界还经常提及一种在不同的词语中读为不同的字音现象，这种又读被称为文白异读，比如北京话里的“剥削”“削苹果”里的“削”，前者读“ɕyə˥”，后者读“ɕiau˥”。
本文要讨论的又读即限于文白异读。
学界关于汉语方言里文白异读现象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认识到文白异读是方言里读书音（文言音）和说话音（白话音）的区别。上世纪早期，赵元任先生最早注意到方言里有文白不同读的现象。他（1928）给吴语的一些字音加注了“文”或“白”。他说：“在中国好些方言当中有些字读书或‘joai文’时是一种念法，说话时又是一种念法。”按丁邦新先生（2007）的解释，“joai文”里的“joai”就是“zhuǎi”，可能写作“跩”。“跩文”就是卖弄学问的意思。《汉语大词典》收“拽文”，释义为：“方言。掉文。卖弄口才辞藻。”《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记为“转文”，“转”读zhuǎi，释义为：“说话时不用口语，而用文言的字眼儿，以显示有学问。”我推想，“跩”“拽”“转”仅是字形不同，意义应无差别。赵先生还说，“文”“白”表现的是“文言”和“白话”的区别，即语体区别。他所列举的吴语的例字有“问mengʾ白/ vengʾ文”“望mangʾ白/vangʾ文”，等等。所谓“文言”就是书面语，赵先生的时代，当然主要指古文；白话，就是口头为基础的口头白话或白话文。根据赵先生的意思推论，文读音就是读文言或读书面语很强的文献时用的读音，白读就是说话或读白话文时用的读音。除此之外，他没有讨论到文/白读音的来源、依据及其音韵性质等问题。
罗常培先生承赵先生之后，先后记录了厦门话和临川话的文白读音。罗先生（1930）记录厦门音时特别提及：“各系方言的读书音跟说话音往往都有些不同，但是很少像厦门音系相差那么远的。厦门的字音跟话音几乎各成一个系统，所以本地人发音时特别要声明‘孔子白’怎么读，‘解说’怎么读。”罗先生还归纳出“同声异韵、同韵异声和声韵俱异”等不同类型的文白读音。罗常培（1940）就明确把这种又读称为“文白异读”：“凡两读的字均互注又音，但文白异读的不另注明。”
李荣（1957）则明确提出文白异读的不同是“专指同一个字文言音和白话音不同”。这一阶段，大致把文白异读看作因语体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读音。直到现在，这一认识依然维系着文白异读的基本内涵，郑张尚芳（2008）仍然说：“一个字读书音和口语音不同的成为‘文白异读’。”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认识到文白异读有不同的来源，是方言之间或共同语跟方言之间接触产生的。有人提出白读是方言固有的（也许更早期是外来的），文读是外来的；文读一般是受共同语或权威方言影响而产生的。比如，徐通锵（1991）说：“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近。”侯精一（1988）讨论平遥方言的文白异读时认为，平遥话里近于北京语音的一读叫文读，远于北京语音的一读叫白读。王福堂（2006）也说，口语音是白读，是方言原有的；读书音是文读音，是借自异方言的，亦即白读是自源的，文读是异源的。这种区别反映了文白异读语用上的雅/土不同的语体色彩。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识到文白异读涉及音类来源层次，文白异读具有系统性，文白读各成一套系统。徐通锵（1991）、陈忠敏（2003）、王洪君（2006）等都有论述。比如，徐通锵（1991）曾说：“文白异读的‘异’是音类的‘异’，应该把它纳入音变的范畴进行研究。”在此认识的前提下，学界提出了文读层和白读层的概念，兴起了方言语音历史层次分析法，把文白异读所引发的音变称为“叠置式音变”。比如，陈忠敏（2007）说：“‘文读音’、‘白读音’要跟‘文读层’、‘白读层’区别开来。前者的对立元是音节，后者的对立元是音类，即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更为重要的是前者是孤立的、毫无联系的一对一对字音，而后者是成系统的音韵对立”。他（2013）还认为语音层次的变异是音类系统的变异，不是一个一个字音的变异。层次变异一定是周边方言都具有的，不会只发生在某一个方言点上，一个方言点的变异不是层次，只算语音特征。语音层次研究的单位是音类，即声母或韵母或声调，或声韵调的多个方面。文白异读反映的是语音层次，文白异读最小的对立是音类。王洪君（2014）认为，文白异读一般不与音位层面发生关系，文读的借入一般不产生新音位。为了跟扩散式音变单位相区别，她还特别强调，文白异读的音变单位是词里的音类，不是整个词的形式。文白异读的读音形式常常以古音类为变化（借入）条件，符合某个古音类的字常常发生文白异读，这不是说古音类有超时界的魔力，而是因为本地方言跟权威方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共时的两个方言间的相异部分一定属于某个音类，所以本地方言需要借入的正是这些相异的部分的读音。上述认识，又将文白异读跟方言的历史音变联系起来了。
综观近百年来学界关于文白异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也取得了一些基本取得共识。今把比较一致的认识概括如下：
（1）文白异读是字（语素或者词）音的不同，这些不同的字音常常有词汇分布的限制，需跟具体的词语相结合，常常表现出语体的区别。
（2）文白异读是因语词的借用而产生的，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文读音一般是外来的，白读音是本地的。
（3）文白异读常常具有系统性，其异读的范围往往跟古音类有关，这样一来，文白异读反映了不同的字音层次。
我们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发现上述认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含混不清的地方。下面分七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二 关于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再思考
（一）文读音的借入单位与方式
我们要讨论的首要问题是文读音的借入单位及方式问题。这个问题又包含几个方面的小问题：从异源借入的文读是字音还是词音？文读音是如何进入方言的，即异源的读音如何进入某个方言的音系中？文读音改变（折合）了方言字音的什么成分？
根据学界的认识，文白读音区别的基本单位是字音。这一认识基本符合事实。按说，一个方言借用共同语（或另一个方言）的词，应该以词为单位，但是，汉语的词无论是单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都是由一个字（语素）或两个字或多个字构成的，因此，借入的词不管有几个字，其读音的差异就表现在一个一个的字音上。一个字（语素）音作为文读进入方言系统时，一般要跟特定的词语相结合。方言借用外来词语时，作为单音词的字（成词语素）或作为多音词里的字（语素）都可能产生文读。当一个有了文白异读的字在没有任何语境即单说时，是白读还是文读，则视个人的文化程度而定，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中，白读用得会多些。如泉州话：
表1 泉州话文白异读例字（林华东2008）
泉州话的这几个字的文白读音，都跟特定的词相配，文读音跟共同语接近。又如湖北咸宁方言的文白异读：
表2 咸宁方言的文白异读例字（王宏佳2008）
咸宁话的这几个字，文读有词语限制，单说的时候，一般用白读。
汉语的单音词（一个字）是本源性的，我们看到的文白读音常常跟字音紧密结合，很多文白异读就直接表现在字音（语素音）上，也就是说，文白异读总是反映在字音层面。例如漳州方言：
表3 漳州方言文白异读例字（马重奇1996）
至于一个多音节（字）词中的字是否都有文白读的不同，那要具体地看这个词里的每一个字是否需要文读。比如，北京话里，“着落”“剥落”里的“落”就全用文读（luo），而“角落”“落脚”里的“落”用文读（luo），“角”和“脚”则用白读（tɕiau）。另外，在很多方言里，一个字的文读和白读常常有词语的限定，不能互换，如厦门话的“气”字，在“气候”“气质”“气喘”“气味”等词里读文读音kʰi，在“喘气”“气力”“吐气”等词里读白读kʰui。但是，也有的词语中的字，并没有文白的限制，可以互换，如厦门话的“臭气”“三八气”里的“气”读kʰi或kʰui皆可。
作为外来的文读音进入到一个方言音系里时，就要把这个读音折合成方言读音。从已知的事实看，文读音折合成方言的读音，一般要遵循“语音相似性”原则（allophones，一个音位的音位变体必须有某种音位上的相似性）。语音相似性原则支配外来字音的折合路径，一般会以“就同变异”的方式，把外来读音中的差别大的语音成分（某音位）折合成接近本方言的音位（声母/韵母/声韵/声调，改变声调的较少，声韵调全改变的更少见）。事实上，无论是哪个语音成分的改变，都会导致字音音节归属的改变。我们观察到的文白异读的不同的读音形式，是我们分析出来的，在实际借入（音译）的时候，是不自觉地朝向最接近的音值（音位）折合，这是译音的通例，译音的人不是语音学专家。比如：潮阳话的“红”字:
表4 潮阳话“红”字的文白异读（张盛裕1979）
刘勋宁（2003）提出文读音的折合类似译音，即外来的字音要最大程度接近本地方言的读音。音译是一种词语借用的翻译方式。按照冯志伟（2012）的说法，译音（transcription）是把给定语言中的发音用转换语言的符号系统标记出来的过程，译音并不是严格地可逆的。杨耐思（1991）针对外来词的音译说，汉族同各兄弟民族有过许许多多的双向译音。这种双向译音，往往只取近似的音相对，也就是译方拿自己跟被译方相近似的音去对译，结果不期然而然地把被译方的音纳入译方的音系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强人就我”的译音通例。潘炳信（2000）从音位学角度讨论了英语的汉语音译词问题，他提出，英语专有名词音译为汉语时，要遵循声音相似的翻译方法，首先就要标出此名的发音；第二步，将此名的发音转换成汉语语音；第三步，用汉字标出这些音。音译的手段有“声音照搬”“声音改造”等形式，他还勾勒了求得“语音相似”的一些方法。
根据汉语音译“强人就我”和“就同变异”的译音通例，方言的文读就是“强人就我”的结果。从方言文读与白读的差异看，有人概括出了许多不同，如声母不同、韵母不同、声调不同、声韵不同，声韵调都不同，等等。无论是何种成分的不同，文读要改变的是来源语与方言语音成分差异大的部分，把差距大的折合成接近方言的读音。如泉州方言：
表5 泉州方言“学”字的文白异读（林华东2008）
表5内泉州方言“学”的文读音，显然跟中古共同语读音近似，应是音译来的读音。
新产生的文读音一般是本方言音位系统所允许的读音。一个方言的文读音就是某一字音由白读A音节读成了B音节，B音节与借入的共同语或方言读音近似。无论A音节还是B音节都是该方言本有的。文白异读不涉及方言的音系改变问题，仅是相似性归并。如毕节方言：
表6 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例字（李蓝1991）
毕节话的这两个字的文读都是该方言原有的，文读的音节都有自己的语素范围，不是因为有了文读音才产生的。
（二）文白异读的词语分布与语体色彩问题
张振兴（1989）说：“文白异读是词汇层次不同在语音上的表现。在具体的词语里，某个字是文读还是白读是固定的，不能任意更换，就词汇分类说，异读的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认识符合方言文白异读的基本事实，以笔者母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为例，可以证明：
表7 沂南方言的文白异读例字
表7内的3个字，笔者母方言的文读音是受普通话的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文读音，是把普通话的读音折合成了本方言的读音。文读音改变了白读音的韵母类别，声母、声调没变，其音节归属发生了转换。特别要说明的是，有文读音的字也不是一定要文读，实际上，好多人仍用白读来念，比如“每时每刻”的“刻”也可读成“kʰe213”，“格调”的“格”也可以读成“ke213”，这不会引起理解上的歧义。
张盛裕（1979）针对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早就指出：文白异读在习惯上都各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大体上是文读多用在文言色彩比较浓的语词里，或读书识字时用，白读多用在口语里。不过，文（文言音）白（白话音）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文言音不等于读书音，有的字文言音在口语里也常用，白话音不等于说话音，有的字的白话音也用在比较文的词语里。比如“草囝药草药、草猴螳螂、食短路草比喻只顾眼前利益”等词中的“草”字用的是文言音tsʰau，“揭露、揭示、揭晓”中的“揭”字用的是白话kiaʔ。熊正辉（1985）也论及到南昌方言的文读音也是日常口语里说话的音。比如“青”字，文读是ʨʰin，白读是ʨʰiaŋ。这两种读音都用于日常口语，“蔬菜”叫做“青菜ʨʰiaŋ tsʰai，“橄榄”叫做“青果”ʨʰin kuo。南昌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儿，无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都是这样说话。
在一些方言中，某些同形词因文白读音的不同，而意义不同，这跟语体就没有关系。比如介休方言（张益梅1988）：
下白水xa45 suei523进入水中 下文水ɕia 45 suei 523被杀的猪羊等的内脏
先生白ɕiɛ̃11/13saŋ13/45阴阳先生 先生文ɕiɛ̃11/13səŋ13/45医生或教师
还有一些单音词，其文白读跟句子表达相关，表示的意思也有区别，比如介休方言的“清”字（张益梅1988），白读音是tsʰei13，文读音是tɕʰiə̃13，其意义有别：
（1）面糊太清白，不粘。（不稠）
（2）这种油清文，多打上几斤吧!（清澈见底）。
再举一个介休方言的例子。“想”在介休方言的文读是ɕiɛ̃523，白读是ɕyə523，其用法如下：
（1）小孩儿想白妈。（思念）
（2）你姓甚来？我一下就想文不起来了。（回忆）
从介休方言的“清”字、“想”字的文白读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这些单音词的文白异读并没有语体的区别，其文读音不过是模仿异源（主要是共同语）的读音而成的。
综上，根据现代方言的实际情况看，文读和白读不一定都有语体的区别，也不一定都有词语分布的限制，有的仅仅是本源的读音和外来折合而成的读音的不同。外来的读音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转文。比如笔者母方言的“客车”仅是新借的（或者说新学的）词，因为自己方言里原来没有，只好借用。白读的词，也不一定就不是转文，有的可能感觉起来更像书面语，如上举潮阳方言的“揭露”“揭示”“揭晓”里的“揭”字用的是白话kiaʔ，文言意蕴更浓。因此，文白读音跟转文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因为文读常常伴随文教传播而来，感觉起来似乎是“转文”罢了。有的文读并非是因借用词语而折合外来的读音而成，仅仅是某个本有的词与共同语或权威方言的读音差距过大，从而通过模仿就可以形成文读，如介休方言的“清”和“想”的文读。
（三）读书音与口语音是不是两个音系问题
文白异读的两种读音在一个方言里是什么关系呢？按一般的理解，读书音是读书时的字音，口语音是说话时的字音，读书和说话各用不同的字音。问题是，读书音跟口语音有什么不同和联系呢？
罗常培（1959）比较早地论述过读书音和口语音区别。他在研究元代汉语语音时说，，“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细析罗先生关于元代音系的研究过程，可以发现，他所说的读书音是指官话音，口语音是方言。从他举的例证来看，，即普通官话，也即共同语；而《中原音韵》音是口语音，是现实应用的活的音系。通过分析《蒙古字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就会发现这是两个距离很远的音系，不是一个音系共有的系统：《蒙古字韵》保留了全浊声母、入声（是否含塞音尾可以讨论），《中原音韵》则没有全浊声母，也没有入声。我们不能够认为元代的这两个音系是元代共同语里的文读音和口语音的关系，更不能理解为当时人们口头上可以操用两套共同语。把《蒙古字韵》看成是脱离口头的书面的音系，才能够解释两者的不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确认元代共同语的性质。1918）所说的“虽时时争执于纸上”的远离口语的文献书面音系。
罗先生的说法影响很大，他的关于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区别的认识，后来被很多人都承续了。比如黎新第（1995）说：“（近代）共同语有书面语和口语两个层次。与此相应，其语音也可以有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区分。共同语读书音即所谓文读，在官话形成之前指当时正统韵书所体现的读音，官话形成之后即指官话音。共同语口语音即所谓白读，它是历史上权威或优势方言的读音，在官话方言形成之前指前官话方言的语音，官话方言形成之后即指官话方音。”也许李新魁（1980）看到了罗先生的说法与现实方言中的情况不合，他改变了认识：“汉语的共同语一直存在两套读音的标准，书面语的标准音就是历代相传的读书音，……而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的河洛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两者在语音系统上没有大的出入，只是在某些具体的字音上，口语的说法与书面语的读法不完全一致。”李先生的说法存在着矛盾。既然读书音和口语音在语音系统上区别不大，仅是某些字音的读法不同，那怎么会形成两套读音标准呢？
根据方言的实际，邵荣芬（1982）指出文白异读是一个音系中共存的字音异读，不是游离的两种音系，有文白异读的字所处的音位系统是一致的，只是所属的音类（或音节）不同罢了。
我国历史上虽然言文不一致，笔头脱离口头，但任何人读书时所操用的音系不应该脱离自己的口语音系。吕叔湘（1963）曾说过：“直到六七十年以前，我国社会上通用的书面语是文言，书房里教的自然也是文言。社会上通用的口语是方言，这是用不着老师教的。普通话？老师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教学生说普通话（有的老师一辈子也没说过甚至没听见过一句普通话）。”这对我们理解读书音和口语音有启发意义。
我们用福州话的文白异读做例证就可以说明文白是共用一套音系（音位系统）：福州方言有15个声母，不计鼻辅音韵母m̩、n̩、ŋ̩̩̩̩̩̩̩̩̩̩̩，有46个韵母，有7个声调。福州话的文白异读大多数有语词、语体上的区别，可分为声母异读、韵母异读、声调异读、声母/韵母异读、声调/韵母异读、声调/声母异读、声韵调异读七种类型。福州话众多的异读字，无论文读还是白读，都在15个声母、46个韵母、7个声调范围内调整。如“别”字，白读的韵母是ɛiʔ，与“获划”的白读同韵母；文读的韵母是ieʔ，与“缺削”的白读同韵母，白读不过是改变了“别”字所属韵母的类别。即使有出位的音类，也是极少数（æʔ/yɔ只用于文读）的。更重要的是，福州话的文白异读并不是系统性的、成批量的同音类的字（语素）都产生异读，而是视表达的需要。如“乐落烙”3个字的白读是loʔ，文读是luoʔ。而同样读oʔ韵母的“镯桌阁搁”就没有uoʔ韵母的文读。又如，“薄泊箔”等字，白读是poʔ，其中的“薄”产生了文读音pouʔ，而其他的字就没有文读。这并非说“镯桌阁搁”“泊箔”等字没有语体上的区别，只是没有受外来读音的影响罢了。
因此，文读不是独立的一套表达体系，也不存在脱离白读的文读音系。赵元任先生所说的“joai文”，恐怕也就是这样一个范围。文白字音的不同，也仅仅是因为词语的来源不同或模仿异源读法而导致的字音不同。文白异读主要是词汇层面的问题引起的，语音层面的区别是因词汇来源不同或模仿别的方言（共同语）的词的读音而连带产生的。
综上，文白异读虽然经常跟一定的词语相结合，然而文读不限于读书，白读也不限于口头，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因为这两种读法共用一套音系，很少有超出白读音位系统的文读。文白异读仅是字音层面的区别，不应涉及音位系统。即使像闽南方言这样存在大面积文白异读的方言，文读也不超出其音位总量，如厦门方言的文白异读涉及了其全部17个声母和7个声调，但是，文读音只出现在78个韵母中的50个，仅占韵母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
作者简介：张玉来，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系主任，汉语史研究所主任，《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主编。
链接：http://chin.nju.edu.cn/grzy2_17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