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程千帆先生在南京大学(南大往事之六)

1978年夏天，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受匡亚明校长的委托，到武汉大学接洽程千帆先生的调动事宜，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小渔村边的破屋里找到了程先生，当时程先生已六十五岁，当了十八年的右派分子，已办退休手续成了一名街道居民，尤为不幸的是其夫人沈祖棻因为车祸已于1977年6月27日去世。

叶子铭向程先生传达了匡校长的意见，并问他有什么条件。程先生激动地说：“我要工作，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什么条件？这就是条件。”叶子铭回答道：“这好办，你去吧，其他一切事我们包了。”

就这样，程先生于八月底来到南大，他和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都翻开了新的一页。

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随着罗根泽、胡小石、汪辟疆、陈中凡等名师相继去世或衰老，正缺一个学术带头人。程千帆调来以后，1979年至1981年培养了三名硕士生；1981年建立了古代文学博士点，这是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点，也是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全国首批博士点之一。为了有利于研究生转益多师，也为了提高教师水平，做到薪尽火传，后继有人，程千帆随即邀请四位副教授组成了学术梯队。

1984年程先生培养出了全国古代文学专业第一个博士生。同年，卞孝萱年逾花甲调入南大中文系，介绍人就是程先生，卞先生说：“我跟他只是文字之交，此前根本就不认识。”由于卞先生的调入，南大古代文学专业实力更强了，1987年被国家教委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学科，当时享此殊荣的只有北大、南大两家，而这也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程先生的带领下，南大古代文学专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色之一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程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开过校雠学。1952年实行教学改革，该课程被取消了。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谈道：“一九七八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又重新开了校雠学。

这门课程本来是为我们三位硕士生开的，但是系内系外，校内校外不少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当年程先生上这门课时的盛况，生动地说明了人文学科师生对文献学知识的渴求。

1982年国家教委委托南京大学主办培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经验交流会，程先生在会上提出了必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方案。此后全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普遍开设了古典文献学课程。程先生还和我花十多年时间合著了140万字的《校雠广义》，该书被有的书评誉为“校雠学重建的奠基之作”，曾获得过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仍被不少学校用作研究生教材。以文献学为基础有力地克服了学术研究空疏的弊病。

特色之二是提倡博通。程先生认为“在广泛的知识基础上，深入钻研某一领域，乃是古今学者取得成就的通途”。古代文学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追求‘专’，而忽视‘通’。”一个突出例子是将一部文学史分成几段，一位教师只能教其中的一段，比如研究隋唐五代的，别人问到陶渊明的问题，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陶渊明是属于魏晋南北朝的，同我没关系。问到欧阳修，又说：欧阳修是宋朝的，也同我没有关系。

程先生在《治学小言》中批评道：“对于某一门只知道一点点，其余一概不知道，这叫什么专家？这是个学风问题，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从前有一个笑话：一个将军打仗，被敌人射了一箭，射到肉里去了，请一个医生来看。这个医生就拿一把小锯子将箭齐肉锯断，说：好了。将军说：箭还在肉里没有拿出来呀！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情，我是外科。这样的学风就是‘锯箭疗法’。”

如果我们打开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几位老先生的著作，如《程千帆全集》、《卞孝萱文集》、《周勋初文集》就会发现，他们的学术研究都包括许多方面，即以程千帆为例，有文献学著作《校雠广义》，有史学著作《史通笺记》，有文艺理论著作《文论十笺》，有诗学著作《古诗靠索》、《被开拓的诗世界》，有文学史著作《两宋文学史》、《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还有文学创作《闲堂诗文合抄》、《桑榆忆往》。如果打开他的论文集《闲堂文薮》，就会发现所涉及的内容还有辞赋、小说、戏剧、传记等。

其特点就是既“博”且“通”，而“通”更加重要。郁贤皓指出：“‘通’字有两个涵义，一是说千帆先生对国学的各个领域都研究得非常深入、细致，无所不通。另一个方面是指千帆先生对经史子集传统国学内容和学术思想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如何做到“通”呢？程先生在《詹詹录》中指出：“要精读几部书，打下根底。黄季刚老师主要在八部书上下工夫：《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文选》、《文心雕龙》。每部书都非常精熟。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

因此他专门为博士生设计了专书研读课程，要求博士生攻读先秦两汉六种经典著作，外加《文心雕龙》和《文选》，每一部书都由一位导师具体指导。这对培养本专业博通的学风确实是大有帮助的。

北京大学陈平原说：“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关注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程先生反右前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就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著名的有陆耀东、吴志达、吴代芳、周勃，以及诗人韦其麟、晓雪等。来南京大学以后，又培养了九名硕士生、十名博士生。“程门弟子”成了学术界广为流传成的一个专有名词。

程先生在遗嘱的最后还专门提到：“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这些极为优秀的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现在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标准，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迫于评职称、评奖、评估、申报科研项目等活动的压力，教师们往往将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工作放在第二位。但是程先生却一再强调“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记得1979年9月18日，我们三位研究生第一次叩开了程先生的家门，初次见面，先生就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谈话结束时，还送给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我想这八个字正是程先生治学与为人的经验总结与写照。

程先生对我们的思想品格一直都很关注，如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程先生送给张三夕一幅华君武的漫画。张三夕说：“这幅漫画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先生把它工工整整地贴在一个硬纸板上。画上是一只猫神气活现地把尾巴翘得高高的，画的标题是：‘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临行前，先生送这幅漫画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先生用这种委婉而艺术的方式教诲我要谦虚不要骄傲。”

程先生指导学生非常注意传授治学方法，曾谈到“在专业课程方面，培养方案规定要设置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两种。我们的体会是，专业基础课更偏重于方法论的传授和训练；就研究生的长远利益来说，这方面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培养研究生获取知识的能力，程先生除校雠学外，还开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他特地向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要了三本《语文工具书使用法》送给我们。

记得在1979年9月20日，也就是我们入学的第三天，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摞卡片，专门同我们谈了治学方法的问题。为了让我们少走弯路，他还为我们开了一个《专业文献选读书目》。他要求我们写读书笔记，并且还为我们精批细改。进入论文写作阶段，他还给我们一份《习作论文简例》，以及《校对符号及其用法》。程先生在传授治学方法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了。

再就是对研究生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程先生曾说过：“不准写错别字，凡是发现一个错别字，我就用红笔打一个大‘×’，有一寸长，小了怕他们看不见；当然，语法不通我也要给他改。严格的训练行不行得通，关键就在于导师怕不怕麻烦。因为你要发现错字，就得非常仔细地看，否则错字往往就被忽略了。再如，凡是引书，一定要注明卷数、版本，这也是基本训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如果学生引出个什么材料，来历不明，我就给他勾出来，打一个大‘？’，问他从那里引来的？有个学生写了一篇论文，一上来就说，‘恍惚记得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过’，那我当然要给他退回去。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他们就会慢慢地觉得做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以说我们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是程先生改出来的，后来我们指导研究生也照此办理，认认真真地为学生批改作业与论文。

还有不断地对学生施加友善的压力。如他的老研究生吴志达1957年被发配到乡下劳动，二十年没写东西，改革开放后，想开唐人传奇的课，程先生于1978年9月4日写信鼓励道：“唐人小说，过去研究者不多，大有开拓余地，努力为之，必有成果。尝记一旧诗云：南去炎州火作山，北来河朔雪盈鞍。炎天雪海寻常过，未觉人间万事难。”并把关于唐人传奇的资料都寄给了他。吴志达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个讲稿，程先生将其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

1982年10月，程先生又对吴志达说：“再花几年功夫，写一部《中国文言小说史》吧，在学术界树起自己的形象。”并托人带给他一幅条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该书199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显然也是程先生推荐的。

 而就在1994年春天，吴志达刚校完该书清样，程先生就写信让他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的主编，并且将宋人方子通的绝句写成条幅赠给他：“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该书于2000年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反响。王瑶称赞“程千帆很会带学生”，可谓名不虚传。

我觉得程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总结出了一些学术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程先生在《闲堂自述》中说：“在诗歌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艺术分析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

第一个并重就是他于1996年10月在学术报告中提出来的“两点论”：“我们工作的目的，研究的最高希望就是文艺学和文献学两者的精密结合。”1999年11月31日，我领着三位博士生拜访程先生，程先生再次强调了两点论：“要学好文学，一方面要注重文学理论，一方面要注重材料；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文艺学，一方面要注意文献学。文艺学能使我们看问题看得深，文献学能使我们看问题很具体、很扎实。”

例如他的《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程先生首先在大量阅读唐人边塞诗的基础上，发现“在某些诗篇（其中包括了若干篇边塞诗的代表作品）里所出现的地名，常常有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况。”然后通过精确的文献考证，证明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接着再结合古今中外文艺理论中的相关论述，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结论。如“唐代诗人之所以不顾地理形势的实际，使其作品中的地名出现互不关合的方位，或过于辽远的距离的情况，很显然是为了要更其突出地表现边塞这个主题”。“总的说来，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负载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点，作者们是做到了的”。

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文艺理论中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典型环境、性格之间的关系问题，程先生在这方面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细节一般应当是真实的，但它也是可以虚构的。在真实的细节无助于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更高级、更集中、更富于典型性的情况下，作家们保留虚构‘反常’的，或者‘错误’的细节的权利，以便保证它在整体上达到这个目的。”

由于古代文学偏重于文学理论研究与社会背景研究，所以程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并重实际上强调了作品的重要性。如他在《答〈文学遗产〉问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中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对文学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了它们的外在部分，而忽略了其内在部分。”他在《从迷雾中走出来》一文中说：“作品是从事研究的根本材料，没有作品做基础，史与论都无从说起。可是我们却长期忽视这个问题，读得少，论得多。因此养成一种不踏实的学风。”他在《关于治学方法》一文中还明确指出：“搞文艺理论的同志，一定要念作品。没有作品的话，理论从哪儿来？理论是从作品总结出经验来，又指导后来的作品的。”

因此他主张直接从作品中总结出文艺理论来。如他在《读诗举例》、《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中，通过大量诗歌作品专门分析了“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指出“一多对立（对比、并举），不仅作为哲学范畴而为古典诗人所认识，并且也作为美学范畴、艺术手段而被他们所认识、所采用”。“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作品中的出现，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在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整齐与不整齐之间达成一种更巧妙、更新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反映生活。”由此可见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对于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也是适用的。

关于第三个并重，其代表作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程先生首先以文献学为基础，将收录与评价《春江花月夜》的资料作了竭泽而渔式的搜索，编成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再通过深入研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属于初唐四杰一派”，“所以它在文学史上，也在长时期中与四杰共命运，随四杰而升沉。”“四杰的地位提高了，则属于四杰一派的作品也必然被重视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李攀龙《古今诗删》以下，众多的选本中都出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理由所在。这篇诗是王、杨、卢、骆之体，故其历史命运曾随四杰而升沉。这是我们理解它的起点。当明珠美玉被人们偶然发现，发出夺目的光彩之后，他就不容易再被埋没了。”

法国丹纳《艺术哲学》说过：“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两者可谓不谋而合，不过程先生分析得更具体、更细致、更深入。

再就是，程先生对治学方法作了全面而自觉的探索，正如沈祖棻在《古典诗歌论丛》的《后记》中所说：“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法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最基本的方法是考证。所谓考证就是寻找可靠材料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程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他在1979年5月12日致函上海古籍出版社说：“唐人杂记，差不多全部看过，蒐采过。遗漏的材料不敢说没有，但不会多。”正如傅璇琮所说：“这是近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科举史研究的极有科学价值的著作，它的出版使这些领域的研究得以向前扩展了一大步。”

经常使用的还有比较研究方法，如《相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等，从题目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详加分析了。

实际上程先生在诗学研究中是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与各种方法的，他在《答人问治诗》中说：“我曾经利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解决诗歌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如所撰《韩诗〈李花赠张十一暑〉篇发微》就是运用物理学知识解决问题的例子。韩诗中有“江陵城西二月花，花不见桃惟见李”两句，宋代诗人杨万里说：“桃、李岁岁同时并开，而退之有‘花不见桃惟见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李，桃皆暗而李独明，乃悟其妙。”还写了一首诗：“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看来杨万里亲眼见到了“花不见桃惟见李”的现象，却始终未能理解。

程先生利用光学原理分析了这首诗。光线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组成，全部反射则为白色。其余六色被吸收，只有红色被反射则为红色。红为部分反射之单色光，故反射力弱，因此显得暗；而白为全体反射之复色光，故反射力强，因此显得亮。傍晚时分，光线较弱便出现了“花不见桃惟见李”现象。看来程先生在诗学研究方面也可谓殚思竭虑了。

程先生在《闲堂自述》的最后感叹道：“所为远不及所当为，所得远不及其所欲得。”程先生的遗憾一部分由他的学生弥补了，记得我们在写硕士论文之前，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八个选题，其中包括“大历诗人研究”、“唐诗中的妇女形象”、“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宋诗宋注研究”、“朱熹文学成就研究”等。其原则是有一定难度，角度新，无人做过；要广泛占有资料，经过努力能够完成。

程先生还对每个选题做了具体指导，如：“唐诗中的妇女形象，可分阶级篇、服饰篇、上层妇女、女道士、尼姑、商人妇等的社会地位。看唐人传奇，用作旁证。把妇女服饰摘录下来考证。注意马列论妇女，注意唐人妇女画像。白居易《母别子》对多妻制的揭露，《长恨歌》对爱情专一加以肯定”等。显然，有些题目是程先生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这些题目后来都由研究生完成了。研究生在完成这些学位论文的同时，学术研究水平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程先生1989年12月12日在写给校领导的退休报告中说：“我是1978年秋以一个65岁的街道居民的身份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来工作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没有南京大学的聘请，我也许就老死空山。”南京大学给了程先生二十年的学术生命，而程先生东下后无日无夜地工作，也带领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进入了全国高校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