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王国平:“秃子”当道,剃头匠何为

主持语：

本期请了当下文坛著名作家黄咏梅、著名评论家杨光祖、著名文学编辑王国平谈“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这个话题。黄咏梅告诫作家对于批评文章同样也需要有判断力，很有新意。杨光祖从文学批评还不成熟、批评生态还不健全和作家根本不懂什么是批评等因素，解析中国大陆的作家牛气烘烘大言不惭、作家强势批评家弱势现象，犀利。王国平从画龙者与点睛者、运动员与教练员、设计师与工程师的角色界定二者关系，生动有趣。作家是审美价值的创造者，评论家是其审美价值高低的评判者。为了文学的繁盛，“就让他们一辈子相爱相杀下去吧”。

——刘川鄂

文./

一

我的同乡阿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作家的敌人》。在阿乙的笔下，站在批评家面前的“写作新鲜人”，是个矛盾体。“自以为是地弄出一堆文字”，急切地希望被盖棺论定，于是“搜刮各界人士，特别是业界人士对它的赞美（最好是仰视或跪拜式的，灵魂上来点战栗之类的）”，对荣耀极为饥渴，坐等游戏般的“加冕”，臆想自个儿独步士林的傲娇模样。可惜又脆弱得很，批评家不经意间翻翻打印出来的文稿，他们的整个身心都在发生着难以名状的化学反应。“年轻人就紧张地望过去，有时眼皮是抬起的，有时则低垂着，人陷入失落的情绪中。而嘴角呢，始终保持着羞惭的笑。”

人的颜面、尊严，都押上了。

这个时候的批评家，则是颜面光滑、尊严“爆棚”。被“写作新鲜人”这么供着，批评家脸不红、心不跳，“这会儿掸烟也掸出一种姿态来，就像是医生在用手指稳重地敲打体温计”。

好一个长袖善舞、波澜不惊。

批评家是有定力的，也是有资本的。稿子没有展开，处方就成竹在胸，“不是结构、情节出了问题，就是语言和思想显得过于不成熟”。这不是大而化之、无的放矢，而是屡试不爽的，“年轻人也差不多以自己的表现百分之百地证验了这一论断”。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一劳永逸哉，秘笈握在手，仗剑走天涯，吃喝不愁哈。

一旦有好苗子真正冒了出来，批评家“华丽转身”，以钢的韧性、铁的意志，坚决捍卫自己“领养和占有新人”的职责，“大喊大叫”，将“可怕的消息满大街地宣布”，口吐莲花，叽叽喳喳，“天才！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最为欠缺的天才诞生了！毋庸置疑！”

言下之意是，谁要是胆敢商榷、有所怀疑，那就是公开约架了：项庄舞剑，我辈舞刀。

明明是伤疤，也要凭借前卫的思想、魅惑的文字，将之命名为勋章。

人的颜面、尊严，也都押上了。

阿乙以哈哈镜的方式，将作家与批评家的畸形关系进行了异化阐释。作家和批评家都有着不正当的利益诉求，都是在肆意地出卖和让渡自己的“本”，作为文学中人的“本”，作为知识分子的“本”，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论语》开篇是“学而时习之”，第二则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如果“本”立不起来，自然产生不了“道”，表面看来郁郁葱葱、热热闹闹，但结的是空壳；或者产生的根本就不是“道”，基因突变了，地里长出来的不是庄稼，而是稗草、是污浊的水、是霾气沉沉的日子……

看过尚长荣老先生演出过京剧传统剧目《赠绨袍》。说是战国时魏国的范雎跟随须贾使齐，受到齐相礼遇。须贾心怀嫉妒，向魏相进谗。魏相脑袋发热，命人将范睢一顿毒打，弃之荒郊。范雎醒来，被秦使王稽救了，更名张禄。金子到哪里都是要发光的。秦昭襄王任命张禄为相，权倾一方。后来须贾受命使秦，拜见张禄，屡次受阻。张禄扮作穷人，到须贾住处求见。须贾蒙在鼓里，尚不知眼前的范睢即是苦苦不得见的张禄，端着架子，拿着腔调，爱理不理。适逢大雪，须贾怜故人身寒，赠以绨袍，打发了事。次日须贾拜见张禄，发现堂上坐着的恰是范睢，惊惧万分。范睢感念须贾赠送绨袍，就饶了他一命。

尽可能地释放善意，是人与人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秘诀”，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也不例外。

二

身为作家，阿乙把自己隐藏在小说里，通过“剧中人”向批评家吐槽，等于买了一份人身保险。没想到，一向以温润、明快、冲淡文字示人的汪曾祺，对批评家则是“当面锣、对面鼓”了。

他对汤显祖评点本《董西厢》大为欣赏，赞誉不断。顺道还立起一个参照物，打趣一下当时的评论文字：“现在的评论家的文章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噜苏！”

1982年3月27日，他给正在写毕业论文的汪家明去信，肯定他“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一个作者”，因为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秤，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按说这种方法一般评论家都是掌握的，“但是他们缺乏胆识”，不仅对活人不敢诊断，甚至对死人也不敢直言，“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

少胆识吧，胆子还大。《林斤澜的矮凳桥》，算是一篇评论文字。一上来就给评论家一个下马威，“我很佩服评论家，觉得他们都是胆子很大的人。”语带锋芒，不满情绪在膨胀，“他们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作家自己目瞪口呆。我有时有点怀疑。”

忍不住要亮剑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没有钻到人家肚子里去，怎么知道人家的作品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987年1月写的。当年9月，在美国的一个座谈会上，他说基本上不看那些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第二年写的《小说陈言》，他毫无忌惮地痛陈文艺批评的弊病：“我深感目前的文艺理论家不是在谈文艺，而是在谈他们自己也不懂的哲学，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哲学’是抄来的。”

1989年写就的《七十抒怀》，他还公开表态，“说实在的，我觉得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理由还是觉得他们过于自负了：“像我写的小说《鸡鸭名家》里的陆长庚一样，一眼就看出这只鸭是几斤几两，这个作家该打几分。我觉得写评论是非常冒险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样准？”

1993年，他甚至质问文艺批评的正当性，“都是写东西的人，干吗要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品头论足？”

生命不息，吐槽不止。揶揄，戏谑，冷嘲……感觉对于文学批评，多数时候汪曾祺是歪着脖子、斜着眼睛看的。他说沈从文教导为文一是“要贴到人物写”，二是“千万不要冷嘲”。他似乎始终严格执行前一则的精神要求，而在面对批评家时已然把后一则彻底抛却了。

陕北汉子路遥的火力更大更猛。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对评论也是一通牢骚：“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开门见山，不打哈哈。阐述理由，滔滔不绝，字与字之间充满了愤怒，“真刀真枪”干上了：“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拥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措辞已经很硬气了，有点不留情面，但还不过瘾，接着吐槽不休：“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

作家对评论家的工作多有微词，可以视为一个共性的话题。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自传《我的疯狂世纪》透露，大学毕业时，他本来可以在文学研究所谋得一个位置，展示自己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能力。但一想到自己的余生都要花在研究“谁写了什么”或者“写作方法”上时，“我就感到恐惧”，还是“希望自己写些什么”。似乎可以说，伊凡·克里玛的文学观就是“惟有写者留其名”。

这就有点“妖魔化”文学批评的意思了。

一个作家的写作不是凭空而来的。坐在书房敲打电脑键盘的手指尖是流不出真正文字的。好的写作，有着古、今、中、外各方资源的集中熔铸与锻造，再经由个人的吸收能力发酵和个性化气质灌溉，最终落定为或长或短、或优或劣的篇章。当代批评家就在供给着属于“今”的理论资源。创作是需要理论奠基的，也是需要理论导引与促进的。“古”之理论资源固然光芒万丈，但替代不了“今”之资源的活力，以及跟现实、时代对接的烟火气。尽管创作者不必把理论经常挂在嘴边，但理论范畴的“一二三四”，还是沉潜在作家的内心深处，是隐性的存在，支援着创作者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隐性的存在不是不存在，不等于“无”，只是存在的方式方法比较特殊而已，是挣脱不了的。生下来就会走路只是传说，“生而为文”也不过是美丽的说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一川说，当我们今天高度礼赞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巨大成就时，切莫忘记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等一批小说批评家（或小说评点家）通过“评点”而对小说成就的卓越艺术发现和精辟美学评价。

当然，批评家群体不乏“滥竽充数”之辈，批评家在开展批评工作时难免失手、看走眼了，再说文学现场历来都是嘈杂的，有时杂音、噪音更响亮，分贝值更可观，传播得也更远，把真正有效的声音给掩盖了，但由此对批评家群体的价值进行彻底否决，则是非理性在驱动。只要把时光拉长个一寸，哪怕是半寸，就大体能看得更明白一些。

要说文学批评这工作也不太好干。余光中写有《批评家》：

他们说批评家是理发师：

他把多余的剪光，

然后把余下的加以整理，

用香膏沐得闪亮。

，

那情形应该是这样；

但如果进店的多半是秃子，

我同情理发这一行。

没办法，更多时候，天然的“秃子”当道，满街跑。剃头匠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执刀四顾心茫然”，在凌空想象与说“古”回忆之中，聊以自慰。

据说现在有不少的批评家都撂下书本练书法，原因肯定是多维的，但主要的一个，恐怕就是文坛太喧嚣、文事太寂寥。

三

作家可以是自己文学世界的“国王”，批评家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用李健吾的话说，“有它自己的宇宙”。他们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就像到餐厅享受美味的食客永远不认识厨师一样。

当然，处于两个世界的作家与批评家，也可以友善地发出温暖的光，把彼此的天空照亮，又不至于相互灼伤。

作家可能是画龙的人，批评家可能是点睛的人。作家可能是披金戴银的运动员，批评家可能是一辈子没有上过真正赛场的教练员。

批评家可能是只懂涂涂画画的设计师，作家可能是细细把一砖一瓦伺候的工程师。

想起了画家齐白石和批评家陈师曾。1917年，为躲避乡下匪乱，年过五旬的齐白石进京，冷逸画风起不了波澜，卖画生涯陷于困顿。陈师曾偶见其作品，大为赞赏，求得机缘，两人结识。齐白石为人称道的“衰年变法”，陈师曾的“旁敲侧击”居头功。《石壶画语录》中有记述：“齐白石早年画美人，人称‘齐美人’。陈师曾见后道：‘你天性疏放，笔下出丑相，怎能画美人！应当学大笔写意画，以丑为美。’陈师曾从友人处借得二十幅吴昌硕精品，给齐白石学。”齐白石重新有了起跳的基石，画风大变，开启又一扇艺术之门。

想起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兹拉·庞德和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

艾略特的《荒原》原稿有八百多行。后来落到了埃兹拉·庞德的手里，庞德毫不客气，大刀阔斧，以“刀客”的凌厉之势，生生将八百多行，删至现在的434行。并发动自己的资源，将诗作推荐给出版机构。估计艾略特起初心里也不舒服，就像有人叫嚣的，“改我一字，男盗女娼”。不过真理还是更偏向人家这一边，最终还是服了，《荒原》的开篇就是——“献给埃兹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几乎可以肯定，假如没有庞德独到的眼光和真诚的助力，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大厦就缺了一根柱子。

想起了作家陈忠实和批评家李星。

1991年早春三月，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当日，在一个会场上，李星绕道过来跟陈忠实耳语：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是敦促，是鞭策，是激将，也可视为“当头棒喝”，甚至是“公然挑衅”。第二年春节，陈忠实将《白鹿原》正式稿的复印件交给了李星，“李星对一部或一篇小说的判断，在我的意识里已经形成一种举足轻重的信赖。”两人再度相见时，李星黑煞着脸，睁圆两只眼睛紧盯着，陈忠实头皮发紧，心往下坠，慌惶难控。哪知道李星击了一下掌，声音几乎是失控的，“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陈忠实“发愣又发蒙”，心头发热，全身发热，干站着，不言语。在《一个人的声音》里，他写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话语，“给我铸成永久的记忆”。李星的言行，让他“体味到一种同代人之间弥足珍贵的友谊”。都是因为关键时刻有敲打，关键时刻有声援。

作家和批评家，关系应该像两口子。甜蜜，腻歪，骑在墙头等红杏，红杏烂漫惹君欢，月朦胧，花影重，你侬我侬，惹得星星醉眼迷离，兀自半空卖萌。这是美妙的时刻，人生的华丽时节。但与花前月下并行的，还有柴米油盐，还有磕磕绊绊，免不了要闹个别扭，大冲小突，偶尔还要分房住个几日，甚至上纲上线，立下字据，翻箱倒柜找结婚证。稍事冷静，还是把怒气暂时搁置，“你耕田来我织布”，或者“你洗碗来我刷屏”……想想又不太对劲，这也太欺负人了，新的情绪在酝酿、在升腾、往上涌，渐次加码，眼瞅着又到了临界点，一件芝麻小事即可引爆新一轮的“战火纷飞”。这就是所谓的“相爱相杀”，也恰是生活的日常。

也就是说，两口子，相敬如宾，恩爱有加，从不拌嘴，这不太好。整天吵架，大动干戈，磨刀霍霍，这也不太好。

当然，目标要一致，把家庭弄好，把日子过好。——就像作家和批评家，都要想着怎么把文学搞好。

作家和批评家，欲迎还拒，欲说还休，风雨来袭罢，白云又悠悠，且看落叶顺水向东流。

责任编辑：何子英

《长江文艺》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