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19 11:26:28
李劼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四川百年来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大师，至今无人超越。
1925年，在李劼人的积极倡议下，在乐山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嘉乐纸厂。李劼人任董事长一直到1952年实现公私合营，后任成都市副市长，在经营纸厂27年中，李劼人的大量工作、生活鲜为人知。但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如《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天魔舞》等就产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他的行迹与嘉乐纸厂密不可分，他的一生最长、也最为重要的时期跟嘉乐纸厂发生了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李劼人往事：1925-1952》就是一部真实反映李劼人人生重要时期的非虚构历史作品，也是一部考证扎实、叙事缜密并具有很强阅读价值的解密之书。
《李劼人往事：1925-1952》全书35万字，通过对档案史料的整理研究，大量未公开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将首次呈现，比较完整地再现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李劼人的写作、工作和生活，同时还详细生动地描述了民国社会和人物的诸多历史细节，书中史料之丰、涉猎之广、挖掘之深，让人惊叹。
下文为《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的序言文字。
2017年夏，我到乐山市档案馆查阅史料，第一次打开了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关于李劼人的东西，非常惊讶。大量珍贵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就在我的面前，甚至在小心翼翼地展开它们的时候，好像李劼人才刚刚离开不久，那些墨迹中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实际上就在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来完成这件事，而这就是我写李劼人的由来。
李劼人从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一职，时间长达27年之久，这里就封存了最原始、最丰富的档案史料。但由于资料庞杂，加之文件年代久远，辨识和梳理工作量很大，我必须花大量时间泡在里面。后来我才知道，这批档案史料的命运颇为曲折，它是在1990年代末嘉乐纸厂彻底破产后，从一个多年未开封的柜子里找到的，据说差点就卖给了收荒匠。而让我再度震惊的是，这些史料被发现后也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回音稀落，问者寥寥。
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次与历史的相遇。我当即放下手中的写作来专做此事，认为没有哪件事比之更重要、更迫切。我要感谢那个漫长的夏天，在无边无际的蝉鸣声中完成了李劼人经营嘉乐纸厂期间的档案查阅，这无疑是一次独身前往的历史寻访，而《李劼人往事：1925-1952》这部书呈现的几乎就是那个夏天的全部收获。
嘉乐纸厂董事长楼，李劼人曾长期在此办公。
关于李劼人先生的文学作品，我一直保持着敬意，毫无疑问，他是近现代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但直到2014年在菱窠参加了纪念李劼人诞辰123年的活动，也从未没有想到要与之发生任何关系，我坐在现场的一个角落里，就是个旁听者。但世间的事，多有难测之处，没有想到几年后我居然承担了这样一件工作，也许这就是因缘际会的神奇吧。
整理档案史料是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竟达两年多时间。一件一件地看，辨校、抄写、归类，常常是弄得两眼昏花、头晕脑胀。虽然不胜其苦，但我也要感谢这个有些煎熬的过程，因为在书中诸多的细节都是在其中发现的，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现了出来，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陆续在寻找书中的相关人物，虽然他们都已过世，但从李劼人、陈宛溪、舒新城、梁彬文、谢勖哉、杨新泉等后人和友朋处也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丰富和补证了不少史实。
等做完这些工作，才进入写作阶段，而时间又是一年。这中间经历了新冠疫情，足不出户的生活正好给了我安静的写作空间，由于前期的准备充分，写作过程比较顺利，洋洋三十余万字，一气呵成。当时商务印书馆丛晓眉女士来成都，正是金秋时节，临时起兴到菱窠参观。那天我们一直在聊天，漫步在小院中，记得是正好走到李劼人塑像前，她突然对我说，这本书就交给我们来出吧。2021年春节前，书稿顺利进入编辑流程，现在想来，又觉是种缘分。
谢公馆。1941年前后李劼人常在此主持董事会议。
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一是时间跨度长，二是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而这是之前的研究者们没有足够重视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史料藏于深山，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过去，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作品文本来展开的，鲜有对特殊环境下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家与作品之间深层而细微关系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不仅相当重要，也非常有趣，而我做了一件从源头引出活水的工作。
《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主要是以嘉乐纸厂的兴衰历史为线索，是基于扎实的一手史料来进行的非虚构写作，所以读者会发现李劼人的这段经历与他笔下的人物故事的关联，甚至能在蛛丝马迹中找到印证。这也决定了本书是非传记似的文学性书写，而是在大量新鲜的史料中找到叙事逻辑，用史料本身来推动故事的讲述。而讲述选择了比较直白和节制的方式，这样的效果保留了历史的端穆，却未必能取悦读者，如果用电影来比喻，我认为它更像是质朴的纪录片，而非偏重渲染的文艺片，这也是我需要在此赘言二三的。
李劼人一生颇为传奇，写作、经商、从政均有建树，这在同时期的作家中极为少见。他经商的时间最长，占据了人生的重要时光，而三者又密不可分，可谓是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他的写作有两个黄金时段，一个是从法国归来不久的几年，即1925年到1927年之间，他的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就写于此；一个是1935年到1937年之间，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两段加起来大概在十年左右，也就是说，李劼人真正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十年中，而这两段又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飞跃。如果要概括李劼人的文学，讲这十年足矣，而这十年中间正好横亘着一个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大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文学创造交汇到了一个点上，这是他的幸运。
然而，这部书却更多讲到了李劼人的遗憾。因为他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但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就被迫中断了；到1952年，嘉乐纸厂实行公私合营，他就去当了成都市副市长，就更没有时间和心境去从事文学写作了，这确是让人唏嘘的事。但他究竟没有忘记文学，仍然把文学当成其安身立命的依据，到了晚年，他还在酝酿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给林如稷的信中写道：“我老早就有一个愿望，打算在《大波》写完，准备写下一部长篇（现尚未定，到底循序而进，接着写袁氏叛国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暂取名为《急湍之下》的好呢？还是大跳一步，写《天魔舞》即从抗战紧急时候的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这是李劼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这部书稿的写作计划，而此时他已七十高龄。
1962年8月1日，李劼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给舒新城的女儿舒泽淞的信中写道：“在将此三部曲写完后，拟另起炉灶，写一部反映民国二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代的东西，名字尚未拟定，暂时名之为《急湍之下》。到底拟写几本，亦未定。预计总不能少于五十万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李劼人就去世了，写作此书的计划也就成为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
显然，晚年的李劼人还想让自己的文学生命得以延续，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完成自己的夙愿，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在他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用作了经商和从政，他的挚友魏时珍认为是耽误了不少时日，为之惋惜。“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魏时珍《未料强悍身先死》）
未写出“不能少于五十万字”的《急湍之下》，也许是李劼人最大的遗憾。但是，这样的遗憾，非他自己所能左右，也非李劼人所独有。纵有如椽巨笔，在时代大转换之际，无论是名噪一时，还是泯没于尘，或是悄悄藏在床底，重现于今世，作品的命运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李劼人是否真的如魏时珍所说的在人生选择上稍有退让，就一定有更大的文学成就呢？
那么，这本书或许就是一种解答，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遗憾”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的，让人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李劼人。这些年中，关于李劼人在文学史上被严重遮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远离文化中心，惯用方言写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义色彩重……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传播不畅的原因，在长期受苏联创作模式影响下的文学评价体系中，它们永远都是另类，不会受到重视。而现在的人们逐渐发现，其作品流淌着现代文学的优秀基因，是中国比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写作，他应有盛誉远在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之上。舒新城当年曾说他的小说“为民国以来第一部佳著”，也许就看到了这点，如果真要重写文学史，李劼人的“被发现”几乎是必然的。
但《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并没有讨论这些话题，也非本书所重，接下来的事情应该交给专家学者们去做更深入的探讨。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寻找李劼人先生笔下遗失的故事，以及那一些早已沉睡的人物，因为我相信这本书在使用新史料的丰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对李劼人研究将不无助益。所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乐山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才促成了散落的人物和故事的重聚。
我曾想，如果李劼人按他所愿完成了“十部联络小说”，他一定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而其中的一部必定会写到嘉乐纸厂这段，对于栖身工商业多年的他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题材，也是他人生无法绕过的漫长时光。但这个设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在时隔近六十年之后，特别是在他诞辰130周年之际，用这本书来纪念李劼人先生，却多少是个弥补。当然，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份岁月的苍凉而已。
本文为龚静染所著《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的序言，由商务印书馆授权发布）
李劼人(1891—1962)，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现代具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
李劼人一生颇为传奇，写作、经商、从政均有建树，这在同时期的作家中极为少见。他经商的时间最长，占据了人生的重要时光，而三者又密不可分，可谓是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本书从李劼人早年在《四川群报》当主笔讲起，包括留学法国、筹办纸厂、开“小雅”饭馆、遭遇绑票案，抗战期间工业内迁、“文协”在成都成立分会、乐山遭遇轰炸、嘉乐纸厂谋求发展，以及抗战结束后四川工商业面临的巨大变化，以嘉乐纸厂的兴衰历史为线索，寻找李劼人先生笔下遗失的故事。
李劼人的写作有两个黄金时段，一个是1925年到1927年；一个是1935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就被迫中断了。没有完成更多的作品也许是李劼人最大的遗憾。本书或许就是一种解答，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遗憾”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的，让人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李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