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15 11:04:19
他以文字作丹青，描绘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田园景象。他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写下一个个温情的故事，洗涤着人们的心灵。《草房子》《青铜葵花》《蜻蜓眼》等是他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他为中国摘得了世界儿童文学领域最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他，就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曹文轩曾说，作家差不多就是一个“造房子”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为孩子们建造了一座座美妙的“精神家园”。2021年6月1日，根据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打造的“文学乐园”——草房子乐园，在他的家乡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开园。当天，曹文轩送上了特别“贺礼”，他将自己的“国际安徒生奖”奖牌和《草房子》创作手稿转交给草房子乐园文学馆并永久展陈。同时，还无偿赠予草房子乐园文学馆码洋80万元的各类书籍。他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草房子乐园，更深刻、更具体地理解他的文学作品，探究并体味阅读与写作、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生命的深刻辩证关系，从中获得启迪，获得不一样的成长。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曾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大奖等奖项。2016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教育家》：您强调儿童文学之于孩子的“精神塑形”功能，您希望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为孩子们涂上一抹什么样的人生底色？
曹文轩：我曾给儿童文学下过一个定义：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那么，这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究竟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一是正当、正确的道义观。人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必有道义作支持。而文学具有培养人之道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在对人性的改造与净化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文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儿童文学有着更为明确的担当。它要通过文学的方式，帮助孩子树立正当、正确的道义观，包括无私、正直、忠诚、诚实、向善、同情弱小、疾恶如仇，等等。事实上，所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对这些基本道义观的张扬。当然，它与道德说教毫无关系。在这里，道义并非点缀，也绝非是附加的主题，而是整个儿童文学的基石——这基石深埋于语言文字的地表，并不裸露、直白示人。
二是基本审美能力与优雅的审美情趣。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往往更关注它的思想价值，而忽略了它的审美价值。但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来看，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绝不亚于其思想价值，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超过思想价值的。因为一个再深刻的思想，时过境迁，都可能衰变为常识，但只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衰老，那就是美。审美功能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凭借一句美丽的诗、一个优美的意象、一个优雅的境界、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于一瞬间，将美注入人的灵魂与血液，从而优化和提升了人性的品质。儿童文学，则更是将美和审美视若生命。美，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当我们在形容一个美丽的世界时，常说“这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主体，而全部儿童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童话。
三是悲悯情怀。这无疑是优良人性之一。缺乏情感的人大概不能算是健全的人。我去过上百所中小学，在演讲中，反复阐述我对审美教育之价值的见解，同时，我也一样强调了情感教育的意义。我在许多学校留下了许多相同的题词：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审美教育、情感教育，都是教育。人性优良的基础，必须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奠定。悲悯情怀是儿童文学的基本情怀，是基因一般的品质。我们看到，文学作品往往是观摩课最青睐的文本。比如《呼兰河传》《边城》《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们会在阅读这些文字时被感动，悲悯情怀会油然而生，我们会在对文学作品的无休止的阅读中，成为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
《教育家》：您的作品已有近180种在国外出版，涉及37种语言，发行至78个国家和地区。您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跨越文化？
曹文轩：首先，作为小说家，你必须写一些结结实实的、角度非同寻常甚至刁钻古怪的、美妙绝伦的故事。语言固然重要，但在小说创作中，不要把语言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因为经得住翻译的一定是故事。它能够反映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体现时代的变迁。其次，文学作品要直抵人性的层面，要有足够的审美价值，才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我有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人性始终没有变。在这个世界上，白种人也好，黄种人也好，黑种人也好，就人性而言都是一样的。我一贯主张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写中国故事。必须写中国故事，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在伦敦、巴黎、柏林等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它只能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但一定要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回看这些故事，唯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有可能走向远方。
《草房子》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叫油麻地的村子里一群孩子的童年故事，可今天的孩子依然能看得泪水盈眶。《草房子》从出版到今天，各种版本共500次印刷，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韩文等，无论是十来岁的孩子还是已过不惑之年的大人，无论哪个国家的读者，阅读起来都没有任何障碍，就因为它写的是人类的基本主题、人类的基本情感、人类的基本人性。
《教育家》：今年5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作为校内实体机构正式成立，您担任所长。文学讲习所在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方面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文学讲习所您有什么样的期许？
曹文轩：成立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20年前我就提出来了。一方面，是为了消除一个误解——“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另一方面，是为了顺应全世界兴起的创意写作潮流。
从北大中文系自身的发展历史而言，教授作家引导学生成立文学社团从而形成某种文学流派，这本就是北大开创的传统，也是现代文学时期高校普遍采用的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讲课：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吴组缃、林庚……
大学对于作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除了能在理性上给予人足够的力量，让理性之光照亮自身的生活矿藏，激发出必要的艺术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它酿造了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所必要的冷静氛围，为培养作家和作家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机会、一种可能。纳博科夫在谈到“大学与作家的关系”时，非常在意一种气息——学府气息。他认为当代作家极需要得到这种气息。这种肃穆而纯净的气息，将有助于作家洗涤在生活的滚滚洪流中所滋生的浮躁气息，使作家与生活拉开必要距离，更有助于分析生活。
除了文学创作上的意义，我以为作家在大学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他们的研究，会使学术研究出现另一种路数，从而使学术研究更加立体、更加丰富。鲁迅的学问，是一个作家的学问，或者说，他如果不是一个作家，也许就做不出那样一种学问。不是说作家的学问好，而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与纯粹的学者做的学问，可交相辉映。
《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文学理论研究者这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曹文轩：的确，这两种身份看似是矛盾的，因为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具象的、感性的，一种是抽象的、理性的。但这对我而言，我曾说过“简单得就像看电视换频道一样”，而且它们之间一定是存在正面影响的。鲁迅当年在北大当老师、做学者，同时也是作家，他也在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中困惑过，但他本人恰恰是将二者结合得美妙绝伦的实例与典范。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献，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绕不过去的著作。
另外，理性的东西对文学创作是大有裨益的。走了这么多年，我深深地体会到理性对一个作家来讲是多么重要。我很感谢自己15年的哲学阅读史，在特殊的年代只能看马恩哲学及其相关书籍，培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然后一路下来，读到科恩等人的科学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这些都对我影响巨大。不要小看一两千字的童话书，那背后其实是哲学在潜移默化里给我的力量。当然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当你进行创作时，一定要把这些痕迹抹得干干净净，不能在你的文学作品里去显示理性对你所发生的作用。
《教育家》：您一直非常强调阅读的作用，能谈谈在您身上阅读和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吗？
曹文轩：阅读是写作的前提，写作是阅读的结果。就我个人而言，为什么今天还能写作，是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在我的时间表上，一直是三分写作、七分读书。我的阅读量非常大，读书非常杂。我的床头永远堆着书，可能一会儿看看民国的京剧，一会儿看看《德国的科学》，一会儿看看印度的《奥义书》。各种知识交汇在一起会使人的感受力得到升华。比如《资本论》里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公元1世纪的作家普鲁塔克提出的哲学难题“忒修斯之船”，都可以给我带来写作的灵感。
我早就意识到，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拥有生活的海洋，其实是很难维系捕捞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捕捞。他如果要使创作的香火延续不断，必须同时拥有两片海——生活的海洋和知识的海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的海洋可能更加重要，没有这片海，生活的海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最多也就是一片空海，是无法发生捕捞的。知识海洋不仅让我们发现了生活海洋，它本身也可供我们捕捞。一个单词、一个短句、一个观念、一个隐藏在他人作品中未被作者感觉到的动机，都可能是难得的捕捞之物。这种从书本中获得惊喜的情景，我已无数次地体验了。所以，我必须拥有两片海洋，我要驾着我的小船，自由地出入于这两片海洋，只有这样，我才能使我的一生成为捕捞的一生。
《教育家》：您在《回忆我的语文老师》中写道：“特别要感激的是我的语文老师……这位女性是我心目中最高贵、最美丽的人。”
曹文轩：这位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的高才生，是“文革”期间下放到我们那里的。当时来自无锡、苏州多所名校的名师集中到穷乡僻壤的一所学校里教书，对我们来说真的堪称“盛宴”。当说到那段历史时期的时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涌现的是停课闹革命、是文化荒漠，但我的历史记忆不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受到的最好的教育恰恰是在那段时间。
虽然当时的语文课本非常政治化，但我的老师是把它当语文课来讲的。我记得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把两只手轻轻地悬在讲台上，她没有带粉笔，没有带备课笔记，也没有带语文教材，是空手走上来的。她望着我们，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什么叫‘语文’？”然后她用了两节课的时间，给我们阐释什么叫“语文”。其间，天开始下雨，她将脸朝向窗外，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年四季的雨是不一样的。春天是春天的雨，夏天是夏天的雨，秋天是秋天的雨，冬天是冬天的雨。”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天里的雨也是不一样的，上午的雨与早晨的雨不一样，下午的雨与上午的雨也不一样，晚上的雨与夜里的雨也不一样。”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雨落在草丛中和落在水塘里，那个样子和发出来的声音都不是一样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所有人把脑袋转向了窗口，外面有一大片荷花塘，千条万条银色的雨丝纷纷飘落在那片很大很大的荷花塘里。这就是我的语文老师。虽然她长得并不好看，但她是一位气质非常雅致的女性。后来她离开我们去读书了，考到了现代文学史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先生的门下。
《教育家》：您曾写道：“语文和语文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是一所学校的品质的建构者和体现者。”您认为新时代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哪些素养？您怎样看待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曹文轩：在我的心目中，语文是一切学科的学科。一位数学家若没有非常好的语文能力，想成为那种划时代的、具有纪念碑式意义的大数学家，是绝无可能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哲学家也一样。因为语文能力牵涉到思维能力以及认识世界之后的表达能力。
语文老师首先应该拥有非常好的语文能力。语文能力来自哪里？除了专业知识的培育，还来自广泛的阅读。我曾多次讲过，如果一名语文教师仅限于堂内阅读，哪怕这种阅读特别精细甚至烂熟于心，他也不能对语文文本做出理想的解读，因为他需要一种发现文本的眼力，而这种眼力来自堂外阅读。语文是一座山头，攻破这座山头的力量，并不在这座山头，而是来自其他山头。周边的山头屯兵百万，你必须广泛调集其他山头的力量，才能把语文这座山头拿下来。学生学习也一样，一个学生如果只将语文堂内阅读当成阅读的全部，想学好语文是不可能的，就算把语文课本全背下来也没用。
另外，讲文学课，我们务必不能只停留在对作品的人文性解读上，还要回到艺术层面对作品进行解读。现在，凡选到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都是经典，或者说是具有经典性的作品。既然是经典和经典性的作品，必有一个前提：它们具有高度的文学性，或者说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语文老师解读一篇文学作品，应以欣赏一件艺术品的姿态进行，并以这一姿态去影响学生，使他们也能在面对一篇文学作品时呈现出一副欣赏姿态，成为一个有情趣的文学欣赏者。但遗憾的是，因为我们在此之前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没有这个意识，又因为我们对艺术性范畴的知识掌握不够丰富，即使在艺术层面上进行解读，也显得有点勉强，不是蜻蜓点水，就是机械性套用。
我总记得一次去某座城市的一所学校给孩子们讲写作，其间说到了契诃夫的经典短篇《凡卡》。我就问现场的孩子们：“有谁现在愿意和我谈谈《凡卡》的？”正好赶上他们刚刚学完这篇课文，一个小男孩将手高高举起，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慷慨陈词：“《凡卡》写了俄罗斯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控诉了沙皇俄国的残酷统治……”这个男孩口才绝佳，滔滔不绝，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掌声。听下来，这个孩子的所有言辞，都是关于《凡卡》的思想意义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品主题。他说得对吗？当然对。但，这毕竟是一篇小说，是一篇文学作品，对它的解读不能仅有这些。于是我问他：“你还能从其他方面说说吗？”男孩忸怩了很久，说：“没有了。”
那天报告厅的后几排坐着一个区的语文老师。我问了两个问题：如果将凡卡在皮匠店里做学徒的苦难经历，由凡卡给爷爷写信倾诉出来，改为由作家本人直接叙述出来，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篇叫《凡卡》的经典短篇吗？凡卡投到信箱中的那封信是一封没有地址的信，那信封上只有一行“乡下爷爷收”的字样，如果文中没有这个著名细节，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一篇叫《凡卡》的经典短篇？以上两个隶属于“艺术”的问题，是这篇小说的“眼”和“魂”，如果没有讲到，我们能说完成了对这篇小说的解读吗？恐怕不能。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12月刊第2期，原标题《曹文轩：用文学为儿童“造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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