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洁就此道别了！”

77岁时，张洁曾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她的个人油画展。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办油画展，可她却说这是自己的“告别演出”——“张洁就此道别了！”也是在这次画展中，张洁在现场发言中提及：“我要说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已经找了律师立下遗嘱。我的遗嘱里面写了：在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发表纪念文章，不要写任何怀念我的文章，也不要纪念我。”

张洁无疑是当代中国重要的女作家，是1980年代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生命力旺盛，自1978年在“伤痕文学”大潮中以一篇《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初登文坛之后几十年间笔耕不辍。她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无字》，小说、散文、随笔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张洁文集》（4卷）《中国当代作家选集》《国际文学大奖得主自选文库》《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10多部，游记文学集《域外游记》《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等。

虽然77岁的张洁曾洒脱地说让大家不要纪念她，而她离世的消息仍旧在文学圈和文学爱好者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回忆道：“2月5号那天，在朋友家的墙上，我看到了张洁的一幅油画，是白色玫瑰，我们对着那幅画谈起张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谈到晚年的她依然有棱角，有锋芒，文字丝毫未被岁月磨损，是值得尊敬的写作者。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她已经逝世了。今天听到她逝世的消息，马上想到她当年写的那篇《就此别过》，其实，作家已经以她自己的方式做过告别了。”

谈到张洁的文学之路，张莉认为：“在我眼里，张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她对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她作品中那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精神深刻影响了一代代人，她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我想，对张洁最好的纪念是去读她的作品，她在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里，也在她的《方舟》《无字》《知在》里。”

批评家饶翔在追溯张洁的创作时写道：在新时期的女作家当中，张洁作品跨度之大，风格之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很难用寥寥数语予以概括。……一方面她是最早在“新时期”文坛奠定地位的作家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屡获国家级文学奖项。先后于1978年1979年和1983年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和《沉重的翅膀》又分别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在很长一段时期，她是唯一获得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国家级奖项的当代作家。考虑到这种奖项是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的认定，那么张洁无疑应该被视为相当主流的作家。

但另一方面，张洁几乎就是一路伴随着争议走过来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沉重的翅膀》（初版本）都曾引起激烈的论争。正如谢冕在当时就指出的，“她并非异端，但却是一个挑战。”张洁是以她的敏感和勇气试探着（或者说挑战着）主流的文学（政治）规范，以及性别规范的界限。进入1980年代后期，张洁的创作势头大为减缓、影响逐渐减弱，她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和遗忘了。这固然与文学潮流的更迭有关，但也与张洁越来越主动疏离中心话语和主流话语有关。

2005年，张洁凭借三卷本的长篇小说《无字》再度荣获茅盾文学奖，却颇耐人寻味。这样一部“忏情录”式的作品，其表达出的偶然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和悲剧的生命体验，尤其是第三部对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的书写，几乎就是对《沉重的翅膀》的一次反叛。时隔20年，两部作品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事实，一方面体现了评奖标准的某种松动，另一方面也照见出主导意识形态的变化。在《无字》之后，张洁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玫瑰的灰尘》《听彗星无声地滑行》 《四个烟筒》以及长篇小说《知在》后，彻底地远离了主流文坛，超越“此在”的生存，书写异域的故事。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也怀念道：非常难过！读过她几乎全部作品，最喜欢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就像这篇文章所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的作品和风范长存于她的读者心中。悼念！

《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谈及，自己阅读的第一篇张洁的作品就是《祖母绿》，“那时候我还特别小，识字都没多久，因为我母亲是一个文学青年，我们家订阅的《小说月报》中刊载有《祖母绿》，这是我童年的阅读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个作品。这其实是一部关于关于爱与牺牲的美人鱼式的故事，是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又充满牺牲精神的爱情故事。就像《祖母绿》说的，‘无穷思爱’，爱是她一生的母题。她笔下的理想主义爱情带着1980年代迷人的反世俗气息。她关于爱情的叙述是1980年代启蒙理想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她来理解和定义爱情。晚年她通过《无字》来解构1980年代的爱情和历史的神话。”

季亚娅认为，这种关于“爱与牺牲”的主题也贯穿到张洁后来的作品中，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故事中，女性特别坚强，同时也有高度理想主义式的精神洁癖，并通过牺牲完成从普通的情爱到大爱的转化，并上升到对人生、事业、民族层次的转化。“到后来，张洁写作中的这种女性痛苦的自省和将爱情本身高度理想化的精神也转化成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反抗，她在积极反思世俗里面的婚姻、男女关系，包括这个社会上怎么去看待知识女性。她有一个著名的作品叫《方舟》，这个小说就写了三个离异的单身女性，那么这个作品放到今天恐怕会被人读写成一个厌男症的这种叙述。”

季亚娅对于张洁写作中情感观念的转化总结道：“之前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甚至《祖母绿》里面关于理想男性的幻想，就是时代的给他的一个理想男性的幻想，那种不管是革命的还是改革的那种，还是忧国忧民的、充满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的男性形象在《方舟》中开始幻灭，男性幻灭的开始也是女性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浮现的开始。当这个男性开始画面的时候，可能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就开始女性称之为女性主体意识的那种开始出现，张洁不会去屈就或者迎合，她的文本也表现出特别尖锐、不妥协的那一面。一直到后来的《无字》中，不仅仅是爱情，关于历史的革命的所有的一切、所有曾经被赋予纯粹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都会走向幻灭，所以是很悲剧性的。”

将张洁置于1980年代的一批理想主义者中理解，1980年代中，有的理想是落在爱情上，有的可能是落在历史上，有的是落在关于人性的叙述上，大家都会经历一个不同程度的悲愤，到1990年代，人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另外一种和世界和解的方式。

“那么我还要说的是，仅仅从感情观的角度谈论张洁也是不够的，她当年的《沉重的翅膀》，饱含着那一代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精神，是超越女性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关于整个民族精神的。所以她不是一个私人写作意义上的女性书写者，她一直在呼唤一个理想主义的男性，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改变人类的大事，那一代作家确实是跟后来的日常生活流的写作者很不同的，她需要的是一个理想的男性，同时又能够理解和平等地尊重她的人格，而且她不允许这个男性有一点点不完美，这个应该是一些过于聪慧和敏感的人的悲剧。”季亚娅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