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4 10:31:41
谈起侦探，大家第一时间想的到是谁？有的人可能会联想到日本动漫《柯南》里面的工藤新一，“真相只有一个”是无数处于中二时期少男少女的口头禅；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狄仁杰与包拯包大人；但是更多的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那位住在英国贝克街221B的大侦探福尔摩斯了。自从柯南·道尔创造出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侦探形象，福尔摩斯这个充满魅力的角色很快便风靡全球，以至于不断被搬上银幕。那么，福尔摩斯究竟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他的到来又有哪些传奇故事？
一、福尔摩斯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侦探小说是西方启蒙时代的产物，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发表了自己的侦探小说处女作《莫格街谋杀案》，开创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基本范式。从严格意义上说，在20世纪之前，中国没有侦探小说，有的只是公案小说，诸如《狄公案》《施公案》等，都是公案小说。
19世纪80年代，医生阿瑟·柯南·道尔完成了自己侦探小说系列中的处女作——《血字的研究》，也就是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一篇。在随后的岁月中，柯南·道尔又以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形象为基础，创作了四篇长篇和五十多篇短篇小说，福尔摩斯这个形象也因此风靡全球，并且不断被搬上银幕，例如英国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以及英剧《神探夏洛克》，还有美剧《基本演绎法》等等，福尔摩斯热至今尚未降温。
那么，身处英国的福尔摩斯是怎么样飘洋过海来到的中国呢？福尔摩斯的东飘历程，其实也有一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感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犹如一个羞答答的大姑娘，被西方列强动用暴力手段拉进了全球化浪潮中。国门不复，昔日被视为猛水猛兽的东西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正如鲁迅说的，铁屋子里面终于开始有人觉醒并且开始呐喊了。
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之后，觉醒的浪潮愈发不可阻挡，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剖析自我，学习西方，其中就包括对旧小说的批判。中国古代一直有着禁书之风，那些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小说，诸如《金瓶梅》等，都在禁书之列，主张禁书的人认为百姓看了这些书就会“溺于邪慝，转相效慕，纠伙结盟，肆行淫暴”。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启蒙人士也加入到了批判旧小说的行列，他们将士风低迷，人心不振部分地归咎于旧小说的影响，正所谓“小说而善，可以救风俗之弊，小说而不善，亦足以为风俗之蟊贼”。梁启超也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同时，他们又认为西方小说“率皆为读者身心智慧之益，穷究物理，洞达世情，又复激昂奋发，刚健不阿”，正是吾国国民所需要的。在这种时代浪潮之下，我国开始兴起了一股引进翻译西方小说的热潮，侦探小说也混杂其中，被引进了中国。
当时为了扩大新小说对中国的影响，也为了容纳新小说的存在，各大报纸纷纷为新小说腾地。梁启超就专门创办了一个名为《新小说》的报纸，在他主管的《时务报》上也会连续刊登新小说。继《新小说》之后，还有《新新小说》《小说林》兴起，大报纸如《中外日报》《申报》《大公报》《神州报》等等都将刊登新小说作为促进销售的手段。
侦探小说作为西方一种方兴未艾的小说形式，自然在引进的名单中。就是在此时，福尔摩斯混同其他的一些小说人物一起飘洋过海来到中国。1896年，上海的《时务报》首先刊登了张坤德翻译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包括《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分身案）》、《呵尔唔斯缉盗被戕（今译最后一案）》四篇。呵尔唔斯就是福尔摩斯，这是中国首批翻译的关于福尔摩斯的小说，比当时日本翻译福尔摩斯还早了三年，彼时柯南·道尔刚在英国崭露头角，所以算起来我国接触福尔摩斯不可谓不早。
此时的福尔摩斯因为音译的原因尚不叫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还是在后来的翻译中才出现的。当然，网上也有段子说，福尔摩斯的原名“SHERLOCK HOLMES”，其中“HOLMES”应该以“霍”发音，而中文却翻译成了“福”。因此，有人猜测翻译者是不是福建人啊？刚好清末民初有一个著名的翻译家林纾是福建人，并且还翻译过福尔摩斯，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锅”扣在了林纾头上。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张坤德翻译的福尔摩斯小说一经在《时务报》上刊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梁启超说刊登了福尔摩斯小说的《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其反响可见一斑。
1899年，上海素印书屋将张坤德翻译的四篇福尔摩斯小说以及另外一篇不知译者的小说合成一本书《新印包探案》，该书一经发行就受到了广泛欢迎。此后，中国翻译、刊登与出版与福尔摩斯有关的小说形成一股浪潮。1901年，黄鼎、张在新合译《泰西说部丛书之一》，其中就包括《宝石案》《红发会》《毒蛇案》等在内的七篇福尔摩斯小说，此时二人将福尔摩斯译为“休洛克·福而摩司”，但是黄鼎、张在新都不是福建人，因此林纾是那个将“霍”翻成“福”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林纾翻译福尔摩斯要等到1907年，此时的林纾将福尔摩斯的名字翻译成了“歇洛克·福尔摩斯”，但在这之前，也就是1903年-1906年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出版的一系列福尔摩斯小说就已经开始采用“福尔摩斯”了，从那以后，“福尔摩斯”这个名字也就一直沿用了下去，但到底是谁这样翻译的，已经无从考据。
关于福尔摩斯的小说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就备受翻译者与读者的青睐，不少著名的翻译家与学者，如林纾、刘半农、程小青等，都翻译过福尔摩斯的小说，到了1916年5月，由程小青等人合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案件44件，成为五四运动前最好的福尔摩斯小说版本。到1936年，《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已经重印了20版，可见受欢迎之程度。
1927年，程小青又用白话文重译了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54篇，给书取名为《福尔摩斯探索大全集》。福尔摩斯自此成为了当时在华最为流行的小说人物，柯南·道尔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无怪恽铁樵会说:“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 为 《茶花女遗事》《茄因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是也。”“欧美现代小说名家, 最著者为柯南·达利。”
福尔摩斯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其实与当时的新小说热潮息息相关，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西方侦探小说也成为了我国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大力引进西方侦探小说，与此同时，一批深受福尔摩斯小说影响的学者开始了模仿之作，这也就进入了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仿写阶段。
福尔摩斯也就在此时不再局限于书本，而是真真切切地东飘来到中国，并且还在中国办了案！
当时有两个学者，一位名为陈景韩，一位名为包天笑。两人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报人和小说家。他们看过福尔摩斯之后，同样以福尔摩斯为主角，各自撰写了两篇关于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陈景韩以冷血为笔名撰写了《歇洛克来华第一案》和《歇洛克来华第三案》，包天笑则撰写了《歇洛克来华第二案》和《歇洛克来华第四案》。
陈景韩与包天笑虽然同样以福尔摩斯为主角撰写了小说，但两人写的多是滑稽侦探小说，与原作既有联系又有莫大区别，读来虽妙趣横生，但又充满讽刺与告诫意味。
例如陈景韩写的《歇洛克来华第一案》，讲的是福尔摩斯刚到上海后不久，就有一人登门拜访，此人知道福尔摩斯善于从细节中窥得真相，于是便让福尔摩斯看看他昨天一整天都干了什么。只见福尔摩斯颔首片刻，便将那人昨日打牌、抽鸦片、嫖娼之事全盘托出，那人拍手称绝，但他又对福尔摩斯说，他也可以像福尔摩斯一样窥得关于福尔摩斯的真相。
福尔摩斯大为好奇，让那人一吐为快，只见那人说福尔摩斯有四肢五官、能说会饮、能食能呼，福尔摩斯不解，问那人你说的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嘛？结果那人哈哈一笑，反问福尔摩斯，难道你说的不也是现在上海人人人都会做的嘛？随后扬长而去，只留下福尔摩斯膛目结舌。
紧接着，包天笑又接着陈景韩开的头写了《歇洛克来华第二案》，此案基本是摹写陈景韩写的第一案。
《歇洛克来华第二案》讲的是福尔摩斯送走那人不久，又有一个身着西装、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青年上门拜访，青年同样想试试福尔摩斯，让福尔摩斯猜猜他是干什么的。福尔摩斯根据青年身上的细节判断这个青年是从日本回国的有志之士，担心时局，忙于运动，忧心国事。
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英国无一败绩的福尔摩斯又败了。原来这青年不是什么忧心国事的有志之士，而是一从日本过来对时局失望透顶的堕落少年，那些让福尔摩斯误判的细节都是他游园、打牌、留下的，福尔摩斯再次膛目结舌。
此后的《歇洛克来华第三案》和《歇洛克来华第四案》皆与鸦片有关，第三案讲的是福尔摩斯想要吗啡，却误买到了鸦片，第四案说福尔摩斯协助上海警察追查枪支，却没想到误将鸦片枪当作了枪支。
总而言之，陈景韩和包天笑所借用的福尔摩斯形象与原作大相径庭，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想借福尔摩斯这个鼎鼎大名的侦探去讽刺时局，鞭挞那些抽鸦片、打麻将和的堕落之辈。也因此，福尔摩斯在中国屡战屡败。
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在上个世纪初大量涌进中国市场，不仅得益于当时引进新小说的浪潮，还得益于当时城市化进程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小说是西方启蒙时代的产物，背景多以城市为中心，里面所涉及到的声光物电等知识十分契合上个世纪初我国已经开始的维新浪潮。同时，侦探小说本身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情节安排，十分具有吸引力与可读性，而猎奇始终是人的本性之一，因此侦探小说也就显得极具诱惑力。
前已言及，西方侦探小说的引进是我国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一阶段，仿写是第二阶段，紧接着我国的侦探小说便进入了自我创作时期。但这三个阶段同时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前后联系，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中国的侦探小说刚起步时，深受西方侦探小说与本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侦探小说既得益于这二者，又长期受限于二者。从1896年张德坤翻译了四篇福尔摩斯小说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国侦探小说都受外国侦探小说的影响。例如，1908年署名张其讱的《两头蛇》，其实模仿了柯南·道尔的《斑点带子案》，同年又有一篇名为《窃书》的侦探小说，模仿的是爱伦·坡的《被窃之信》。
中国侦探小说起步对西方侦探小说的依赖，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时人们对侦探小说所涉及到的法学、医学、伦理学、心理学、化学、物理学的无知，无法构建出符合西方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情节。同时，具有巨大粘性的本土文化也使当时的作家群体在创作上踌躇不前。当时有一位名为吴趼人的作家搜集了侦探故事34个，编为《中国侦探案》，还有一位名为周桂笙的作家编了一本《上海侦探案》，但二书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我国传统的公案小说。
中国的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区别在于，公案小说是“判官断案”，而侦探小说是“侦探断案”，前者属公，后者属私。虽然吴趼人对《中国侦探案》这本书充满了信心，但依然不免限于泥淖。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当时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确实进入了一个黄金期，到了20年代，中国文坛还出现了一个侦探小说群，包括程小青、孙了红、刘半农、陈景韩等，其中程小青又被誉为“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
中国侦探小说也是在众多侦探小说家的努力下，既吸收了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的优点，也挣脱开了二者的束缚，实现了真正的蜕变。本土化了的中国侦探小说，既保留了西方侦探小说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情节，又融进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多喜欢站在无产者角度上，聚焦社会底层，反映社会问题，“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等都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同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
以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为例，虽然霍桑这个侦探形象很大一部分是对福尔摩斯的描摹，霍桑同样是一个充满智慧、勇敢细心的侦探形象，甚至于二者具有相同的爱好——爱拉小提琴，有的人也说霍桑其实就是福尔摩斯英名的缩写。但相比之下，福尔摩斯是“科学怪人”“冷峻的超人”，而霍桑是“热情的凡人”，喜欢行侠仗义，还喜欢学做清官，是一个极具平民意识、利他主义、奉献精神的人。例如霍桑在《案中案》中直言，一个人如果不为人们做几件事，就碌碌无为地死去，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种话估计福尔摩斯是万万不会说出口的。
认真阅读这本小说之后，就会发现，霍桑其实已经挣脱开了福尔摩斯这个幽灵的束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本土化侦探！
福尔摩斯的中国之旅其实就是中国侦探小说发展之旅。得益于清末民初的维新风气，福尔摩斯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而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也开启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历程。中国作家们开始模仿和自我创作，从这角度来看福尔摩斯，他不仅仅是一名侦探，还是一个被多方利用的“启蒙者”，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范式，而中国侦探小说也在西方与本土的观望中，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也因此有了之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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