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05 10:32:08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是新红学的代表性成果，该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内容、观点上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呼应，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
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一事，因为如不把百二十回与八十回分清楚，《红楼梦》便无从谈起。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并述我个人对于八十回以后的揣测，附带讨论《红楼梦》底时与地这两个问题。下卷最主要的，是考证两种高本以外的续书。其余便是些杂论，作为附录。
由于学术个性与个人兴趣及关注点的不同，该书与《红楼梦考证》一文在研究对象、论述方式及行文风格等方面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与胡适纯粹历史性的考证不同，俞平伯的立足点在作品的艺术性，因此他的考证不仅注重内证，注重对本文的精细解读，而且也注意考证与艺术分析之间的有效联系。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红楼梦辨》的不少内容是胡适忽视或不愿涉及的，比如后四十回内容文字的优劣、作者态度、作品风格等重要问题，两人的著述由此形成互补。
《红楼梦底风格》为中卷中的一篇，就内容而言，主要是从文学角度来探讨《红楼梦》，即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探讨《红楼梦》在文学上的独特性，正如俞平伯所说的，“这篇全是从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对《红楼梦》的评价。他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应列第二等”。胡适也有类似的看法。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胡适、俞平伯一方面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不高，但另一方面又研究《红楼梦》，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
何以如此？胡适没有说明，俞平伯倒是在文中说出几条理由：一是《红楼梦》的思想“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二是“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三是“以全书体裁而论，亦微嫌其繁复冗长，有矛盾疏漏之处，较之精粹无疵的短篇小说自有区别”。
因为上述几条理由，所以“《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应该说这几条理由主观性较强，有可议之处，不能认同者也相当多。
稍后吴宓、李长之、李辰冬等用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红楼梦》，将其与英美文学进行横向比较，得出的则是不同的结论。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语境来看，俞平伯和胡适都是持进化论的观点，觉得中国文学较之外国文学落后，因而不肯给予太高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俞平伯的看法后来有所变化，在根据《红楼梦辨》修改而成的《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他删去了这些内容。
俞平伯说过《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位置“不很高”，列“第二等”后，随即又表示“极喜欢读《红楼梦》，更极佩服曹雪芹”，“雪芹却不失为第一等的天才”，“在现今我们中国文艺界中，《红楼梦》依然为第一等的作品”，对《红楼梦》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为忏悔而作，因而具有写实的风格，“《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
书中的人物，他认为“都是极平凡的”，“凡写书中人没有一个不适如其分际，没有一个过火的；写事写景亦然”，比如贾宝玉，作品既写其优点，也写出其缺点，其他人物也是如此。这些都打破了历来小说的窠臼，是曹雪芹的艺术创新。
对《红楼梦》一书的性质，他界定为“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且评价很高：“这半部绝妙的悲剧，为我们文艺界空前的杰作。”至于后四十回，他基本持肯定态度：“高鹗补书底动机，确是《红楼梦》底知音，未可厚非的”，认为后四十回延续了原作的悲剧。
俞平伯将《红楼梦》悲剧的特点概括为“怨而不怒”，并将其与《水浒传》等小说进行比较，认为能做到“怨而不怒”的小说，只有《红楼梦》。这一特点避免了作品的肤浅直露，加深了深厚的内涵。
上述这些观点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似乎很平常，但在索隐派红学盛行的当时，则显得特立独行，有着正面的导向作用。至于其价值及其在后世的影响，只要看看用阶级斗争图解《红楼梦》的时长和流行程度，就不难体现。
总的来看，包括本文在内的《红楼梦辨》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虽然在立论前提上与《红楼梦考证》有着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则是无法取代的。
以前人们往往把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称作考证派，这显然是有偏颇的，它忽视了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成就和意义。缺少俞平伯的新红学注定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公平的，在当下学界反思红学、渴望突破的期盼中，对俞平伯的强调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红楼梦辨》无疑是胡适之外另一种研究典范的样本，它将考证与艺术分析有机、有效的结合起来，考论兼备，可以说是对胡适研究方法的补充或修正。这种方法更为契合《红楼梦》研究的初衷和实际。
也正是因为俞氏可贵的艺术眼光，他才有可能及时发现自传说的疏误，并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也许是胡适影响太大的缘故，俞平伯的这一研究趋向未能在学界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积极的回应，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考据之学取代红学研究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红学史上的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