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20 11:55:47
将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等放在一起对读，不仅可以掌握阅读欣赏《红楼梦》的方法，而且还可以了解《红楼梦》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情况及其经典化过程。
过去谈到红学史，往往以胡适、俞平伯等人开创的新红学为主线，就新红学的成就及影响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过于强调和突出往往会人为遮蔽一些其他的红学风景。比如从王国维到吴宓、李长之、李辰冬等人借助西方理论构建《红楼梦》思想艺术研究体系的这条线索。
事实上，我们现在研究《红楼梦》，对新红学主要接受其基本学术观点比如《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是续书、《红楼梦》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等，方法层面则主要借鉴其对作者、版本考辨的思路。因新红学对《红楼梦》思想艺术这一层面涉及较少，人们在这方面的探讨受其影响实际上并不大，与王国维、吴宓等人的研究反倒是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尽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则是受西方文艺、学术思想及学术制度的直接影响建立起来的，尽管其中存在一些弊端，比如以西方理论律中国文学作品及现象。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研究体系与规范，那就是立足中国的实际，借助西方的理论，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借助这种框架探讨中国文学作家作品及相关现象。也许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但至少在目前还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这种体系和范式。
通过阅读王国维、吴宓等人研究《红楼梦》的相关著述，可以看到这一学术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尽管《红楼梦》面世之后，一纸风行，有众多的咏红诗词、评点及专书，但这些都未被当时的学术研究体系所接纳，真正赋予《红楼梦》现代文学经典地位、奠定现代红学研究范式的是王国维，他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借助叔本华的理论解读《红楼梦》，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大悲剧，并探讨悲剧形成的根源。借助这种分析，王国维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赋予《红楼梦》以文学经典的地位，他将《红楼梦》放在了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
言下之意，即便是用西方理论律之，《红楼梦》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尽管这种方法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但在当时的学术文化语境下，该文有其重要的开创奠基意义。
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与王国维的研究一脉相承，与后者形成互补。王国维重点在思想层面的解读，吴宓则更多从文学层面赋予《红楼梦》以文学经典地位。文章开宗明义，指出《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
该文列举美国哈佛大学英文教员DR.G.H.MAGNADIER提出的判断小说杰构的六个标准，然后逐一对标，认为《红楼梦》完全符合这六个标准，因而是小说杰构，具体情况如下：
在“宗旨正大”方面，“《石头记》之宗旨，由小及大，约有四层，每层中各有郑重申明之义，而可以书中之一人显示之”，这四个层面为个人、社会、国家和世运，分别由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和刘姥姥来体现。
在“范围宽广”方面，《红楼梦》“包罗万象。虽写贾府，而实足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全副情景”。
在“结构谨严”方面，《红楼梦》与相关的四条标准“均有合。读者自明，不须例证也”。
在“事实繁多”方面，《红楼梦》“芜词空论，删除净尽。描画人物，均于其言谈举止，喜怒哀乐之形于外者见之”。
在“情景逼真”方面，“《石头记》叙事，情景至为真切，而当极复杂纷乱之境，尤能层次井然，照应周密，各人自见其身分”。
在“人物生动”方面，“《石头记》中人物，栩栩如生，而均合乎人情；其性行体貌等，各各不同，而贤愚贵贱，自合其本人之身分。且一人前后言行相符，无矛盾之处。人数既众，于是有反映，两两相形，以见别异”。
总的结论是，按照西方小说评价的六个标准来衡量，“《石头记》实兼此六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吴宓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评价远比胡适、俞平伯要高。何以如何，这是值得深思的。
从表面上来看，该文的思路相当简单，是典型的以西方文艺理论来套中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了解该文的写作背景，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该文写于1920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此时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还没有动笔，新红学还在酝酿之中。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学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受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借助西方文艺思想及西方学术范式，逐渐摆脱评点等传统表述方式，步入现代学术研究。
要评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赋予其经典地位，势必需要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自然是欧美文学特别是以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为代表的欧洲文学。
从该文可以看到吴宓的这种尝试，他评价《红楼梦》用的不是中国标准，而是欧美文艺理论，也就是说，他是在用当时国际通行的文学标准来衡量《红楼梦》，衡量的结果是《红楼梦》不仅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而且比很多欧美小说更为优秀。在文中他列出大量英、法等国的文学作品与《红楼梦》进行从六个层面进行横向对比，因而其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
这一结论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在当时则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问题，而是借助西方文艺理论这个参照系，建立了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体系，给《红楼梦》这类优秀作品以文学经典地位。
将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对读可以看到，从王国维、吴宓到李长之、李辰冬，经过不断探索和尝试，不断丰富和充实，一起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思想艺术的研究体系和范式，这些与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一起构成了现代红学研究。
从构建现代红学体系这个角度，不难看出吴宓《红楼梦新谈》一文的重要意义。当然，任何一个体系在建立之后，都有一个完善和调整的过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人指出王国维、吴宓当年的研究存在问题，这很正常，这正是学术进步、后出转精的一个体现。
从《红楼梦》的阅读欣赏来看，我们未必再像过去一样去生搬硬套，但借助西方文艺理论，我们可以获得不少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此没有必要一概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