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30 10:10:11
年轻的情侣本来只想偷些零钱，车主的意外现身却让一场偷盗变成了劫持；
字幕组里，隔着网络互生暧昧的组员，乐此不疲地玩着角色扮演，谁知，真实的世界里，交集也即将发生；
这些看似光怪陆离的故事汇聚于周婉京的小说《取出疯石》之中。
它们情节奇诡、人物立体、思想清晰，又带着跨文化、跨地域的韵味，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属于文学“新人类”的书写方式，构成了一幅极具特色的边缘人物生活图。
与很多当代作家热衷于写乡村和小镇故事不同，周婉京的目光投向城市，她写城市里生活的边缘人，这些人就是你、我、我们的朋友、邻居，是和我们一样各有悲喜的普通人。文化视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艺术与生活趣味的不同，让作家的关注始终在宏达叙事之外,落在具体的人物身上。故事里的角色有温度、有厚度，他们所展现的生活立体又鲜活。
周婉京故事里出现的角色，往往只生活在当下，在当下与其他角色或者故事中的“我”产生联结与羁绊。专注于情节的构建，而不是无关的议论与发散，她不会任由回忆和思绪弥散开去，这样一种滚滚向前的书写，让周婉京的写作显得老练、利落、痛快，让我们在阅读中收获一种智性的愉悦。
西川评价，周婉京的小说是“中国人跨大洋、跨文化书写”，她的学者、艺术评论人身份及海外生活经历，使得很多故事都涉及艺术圈与海外生活，尤其是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在这些故事里，主角们过着非典型的美国式生活，同时也过着非典型的中国式生活，这种奇特的“错位”是周婉京小说的巨大魅力之一。
书写个人，写着写着，个人却变得无关紧要；写爱情，却从不设置死去活来的桥段，爱情大多成了牵引故事的线索。周婉京的写作是如此特别：一方面是写实的，她总能用犀利的目光锁定微妙细节，继而用非常有节奏感的叙事将其还原；另一方面，她的小说里有无数令人惊叹的巧合，这些巧合又让叙事一路朝着超现实狂奔，最终将故事推向难以想象的结局……
周婉京令我感到意外。她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但16岁就到了香港，后入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学习电影，之后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视觉艺术，但她的博士学位却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拿到的，其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康德的“天才观”,这得是有多深的思想功夫才能胜任的活呀。
大学哲学系里一般女学生不多。周婉京后来又去了美国的布朗大学，还是做哲学研究，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她才回到国内。她能说英语、德语、法语等，也学过拉丁文。她虽然从小受到英语文化、美国分析哲学的熏陶，但又关心当代法国哲学：她可以跟你聊福柯的监狱、词与物和性史。高智力无疑。
像她这样的年轻人从国外回到国内，如果不能适应国内的文化、社会、政治气氛和环境，那或许会遇上些麻烦。老辈海归们的情况是，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他们读书回来以后基本上再无机会出国。
所以国外生活就成为他们一生的记忆和骄傲，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不适感（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不适感有可能发展为对文化、风俗、社会生活的批判态度。但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国际旅行和国际信息交流比40年前、80年前容易得多。生活在城市中的周婉京这一代年轻人显然不同于老辈海归知识分子。
她回到北京后进入了一所美术学院教书。2020年11月她在《HI艺术》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好上加好”的艺术圈，为何成为平庸的制造机》一文，立刻引起了艺术圈的关注。我本来以为她是，或她想，成为一位艺术批评家，但她着着实实又给了我一个意外：当她把她的小说发到我邮箱里，我才发现她是一位我必须严肃对待的作家。后来我又获知，在这本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书名出自15―16世纪尼德兰画家、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耶罗尼穆斯・博斯的同名画作）之前，她在2019年已经出版过长篇小说《隐君者女》。书名挺怪。可能与英国18―19世纪的文体大师托马斯・德・昆西的《瘾君子自白》有些关联。她现在正写着另一部长篇小说。
从周婉京身上，我真切感到了一代新人的到来。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小人物；人物要写得活灵活现；人物一般生长在乡村，但有可能正在走向城市；但即使城市里的小人物，也会表现出农业社会城市生活的特征。我这一辈的作家们虽然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但不少人的最高文学梦想是写出《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即：若是长篇，人物就得多，时间跨度就得大――这是本事。
作家们一般会从类自传性的青春成长作品写到类家族史作品――抱歉我可能说得不准确，因为我毕竟不是小说界中人。但我确实感到周婉京这一代人已经拥有了不同的文化视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艺术和生活趣味。他们在乎和不在乎的东西、他们的冲劲和抱负与我这一代人明显不同。
周婉京是文学新人类，但她又不同于我所了解的其他文学新人类。我读过一些国内45岁以下年轻作家们的作品，得到的印象是：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们，其写作一般日益精致化，品位化，能玩点结构花样，但气象、格局略小，通常所叙人物就是身边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似乎与命运之类的东西搭不上关系。而另外一些年轻作家则进入了类型小说的写作，他们写历史、侦探、玄幻、科幻类作品。
我发现特逗的是：当纯文学作家们放弃了，或者羞于表达他们的大关怀时，科幻小说的作者们承担起了探讨人类、地球、宇宙、毁灭、拯救等大问题的责任。但这里面更逗的地方是：许多年轻的科幻小说作者们的语言其实是狄更斯、巴尔扎克式的，而他们的文学梦想倒不是19世纪的――太逗了――它们纷纷指向电影，仿佛科幻写作的最终归宿唯有好莱坞大片。但周婉京是个例外。
接到她的《取出疯石》书稿之前，我特别怕再读到一个博尔赫斯第五或者卡尔维诺第六。这是当下一部分具有城市生活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的小说作者们的时髦写法。
周婉京没有走这条道。尽管她和不少她这一代的作家一样，其文学滋养来自欧洲、美国和拉美，但她喜欢的是纳博科夫、卡佛和波拉尼奥。这意味着她不是从卡夫卡到卡尔维诺这一线的寓言类作家。
我曾问她是否认可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来定义她的写作，她回答说她只是关注立体的生活，她要求笔下人物有厚度，有温度。她抵触宏大叙事（这可能是历史逻辑演化出的结果）。
周婉京没有走类自传书写的道路，很好，她通过别人的故事讲出丰富的生活感受。我挺好奇她的故事都来自哪里。本书收入的《出埃及记》这个短篇居然有点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味道：一场劫持变成了家长里短。周婉京非常注重细节描写，仿佛做写实绘画，有时写实到超级写实，但她的写实，经常借助莫名其妙，向着超现实滑去，超出读者的预期。
举例来说，与其说《字幕组》这篇小说所写的是城市生活，不如说是城市生活的延伸。周婉京写到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几个没见过面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起翻译美国影片并要敲出字幕而在网络上相遇。
这是一种让我感到陌生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中，人的模样、性别、职业是掩去的，但又是联系在一起的。网名“约翰内斯堡”的主人公可以化身为小A和小B与另一个人产生交集。这篇小说的故事只发生在网络空间，人物使用虚拟身份，按说有点科幻的味道，但它不是科幻小说，它呈现的是网络现实，或者说是网络现实与网络超现实的混合。
《取出疯石》这本书中有两篇小说涉及造假。《SILENCE》所叙以制造假画为背景，《星星》所叙以伪造诗人手稿为线索。造假的悖论是，这是真实的生活。
不过周婉京所写的，既不是典型中国人的生活，也不是典型美国人的生活，而是边缘生活：是中国人生活的边缘（在美国）和美国人生活的边缘（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多重边缘交叠处的生活，但她又没有进行符号化处理。她的写作既非以美国为中心，亦非以中国为中心。这是中国人的跨大洋、跨文化书写，但终归是关于人的书写。
《SILENCE》的主人公是怀了孕去美国生孩子的，另外《危机》这篇小说写的也是赴美生子的人物，只不过故事发生在赴美航班上。这些故事尽显作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边缘生活意识。
美国人的文学经常围绕“身份”问题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一些思想乃至哲学问题如“我是谁”亦得以被提出。周婉京的小说有点美国小说范儿，不过她自己是中国人，不过她写的却又大多是发生在美国的事，不过一般说来中国也没有周婉京笔下的这类故事发生。
她的写作迥然不同于美国华裔作家，或者更泛一点说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总会涉及家族记忆（有时候是悲惨的记忆）以及东方文化传统，但周婉京笔下的人物基本上都只生活在现在，他们即使有记忆也是短期记忆，昨天，上一周，几年前，但不会延伸到民国或者晚清。
她的小说是新时代城市生活的产物，无关贫困，无关愚昧，无关奋斗，无关地位，无关人们一般认识中的财富。她观照边缘普通人的常常无法落到实处的痛苦，但不为乡野风光题照。
她的小说是关于个人的，但个人又好像无关紧要。她也写到爱情，但不探讨什么爱情的真谛，并不死去活来，这样，爱情便获得了一种模糊性。在她笔下，爱情的麻烦是故事线索，而高潮是效果，颅内高潮是境界。这是不是年轻人所谓的“酷”？新人类或后人类的“酷”？她的故事和行文的确有些“酷”。
周婉京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占篇幅的日常对话。她给出的是一段一段的文字，甚者是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据我观察，这该是拥有思维密度的人喜爱的行文方式。
周婉京文风锋利，有时甚至狂野，并不文绉绉，并不拿腔拿调。她虽然年轻，但经常在小说中使用一种过来人的嘲讽口吻。她的语言散发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老练气息。其行文精彩处能给人带来超音速飞机突破音障的快感。这一切都与她的长相、教育背景、品位、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所留给人的印象颇不一致。而这或许正是她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可贵之处。
她的滚滚向前的叙事可称直接，按说是老派的写法，却很有节奏感。其叙事速度正好让你读下去。我从对其小说的阅读中能够获得一种智性的愉悦。其情节安排甚至会唤起我的窥探愿望。在小说中，周婉京经常使用男人的叙事角度、男性口吻――她把自己也虚构了；不过有时，她会在行文中露出自己是女性作者的马脚。
要说她的小说有什么缺点，那第一点是，故事情节有点太巧了，尽管有时巧得令人感动，例如在《字幕组》中，在《纽约最后一个政客》中。另外，她的中文表达有点受到英文表达的影响，或者说，牵动。这一点她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不过我同时也认为这可能是新一代小说家的国际化面貌。
2012年8月我在爱丁堡参加世界作家大会期间，曾遇到过一位生活在伦敦的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时隔多年，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她的长相、她的衣品、她的教养、她的聪明。
由此我得出一个印象：能写侦探小说的人都极其聪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乔治・西姆农。我想，周婉京具有写侦探小说的才华，因为她会在小说中每每给出淡淡的悬念，当然她写的不是侦探小说。我们曾经聊到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玫瑰之名》和《傅科摆》的作者翁贝托・埃柯。埃柯是大学者，研究中世纪达30年之久，但他的带有侦探小说性质的《玫瑰之名》让他名满天下。
周婉京说她喜欢埃柯。我想她是就埃柯的学者、小说家双重身份而言。婉京也有双重身份：学者、小说家。虽然学术写作和文学创作会要求她不断进行思维换挡、语言换挡，但她当然会因此而与众不同。
心理治疗小组里陷入困境的病人、偷窃的年轻情侣、字幕组中通过网络交流的译者、制造假画的画家、赴美产子的孕妇、伪造手稿的诗人……《取出疯石》书写的，是这些人的故事。这本小说集是著名学者、作家、艺术评论人周婉京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出埃及记》《大榆树》《字幕》《危机》《纽约最后一个政客》等九个短篇。周婉京围绕当代城市生活，关注边缘普通人的迷惑与痛苦，对生活的幽微之处进行了细致的刻写。以锋利老练的文风书写不乏温情的当代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她作为“文学新人类”精彩的跨文化、国际化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