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再读|韩少功《马桥人物》(两题)

2023-07-22 10:00:46

韩少功,195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湖南澧县。曾获奖项: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作品被译成十多种外国文字在境外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烂杆子”的意义很模糊,大体上是指最没有用的男人。如果对这个词还想有更多的了解,就不能不提到马鸣。

马桥下村的人多住茅屋,穷杆子多,但叫烂杆子的只有“四大金刚”,马鸣只是其中之一。他的三个同道马世光、胡二、尹道师先后谢世,只剩下他还住在“神仙府”(又被人们戏称“敬老院”),一栋无主的青砖瓦屋,一洞尘封的黑暗。我到神仙府去过一次,是受干部的派遣用油漆刷写毛主席语录牌,不能漏下这一个角落。我去的时候马鸣不在家,咳了几声未见回音,只好怯怯地被几级残破的石阶诱入门洞,陷入一团漆黑,有灭顶者的恐惧。幸好,侧身探进右厢以后,屋角缺了几片瓦,漏下一柱光线,让我的双目绝处逢生,最终有所依附。我慢慢才看清,这里有一片砖墙不知为什么向外隆胀,形如佛肚。这里的木板壁全是虫眼,遍地是草须和喳喳作响的碎瓦渣。靠墙有一口大棺木,也用草须覆盖,还加上一块破塑料布。我看见了主人的床,是墙角草窝中一块破席,上面有一堆黑如烟尘的棉絮,大概是暖脚的那一头,用一根草绳紧紧地捆成一束,显示出主人御寒的机智。草窝的旁边,有两节旧电池,有一个酒瓶和几个彩色的纸烟盒,算是神仙府对门外世界的零星捕获。

我的鼻尖碰到了一团硬硬的酸臭,偏过去一点,又没有了。偏过来一点,又有了。我不能不觉得,臭味在这里已经不是气体,而是无形的固体,久久地堆积,已凝结定型,甚至有了沉沉的重量。这里的主人肯定是蹑手蹑脚,从来不去搅动这一堆堆酸臭的。

我也小心避开酸臭,找到一个鼻子较为轻松的地方,做了一块语录牌,即“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希望对这里的主人有所教育。

我身后有一个人,走路没有脚步声,不知何时冒了出来。他瘦得太阳穴深陷,过早地戴起了棉帽,套上了棉袄,笼着袖子冲着我微笑,想必这就是主人了。他的帽檐如这里的其他男人们一样,总是旋歪了一个很大的角度。问起来,他点点头,说正是马鸣。

他再次微笑,说这简笔字好没道理……

文绉绉的一番话让我吓了一跳,也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赶忙岔开话题,问他刚才到哪里去了。

他说钓鱼。“鱼呢?”我见他两手空空。

“你也钓鱼吗?你不可不知,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道。大鱼小鱼,有鱼无鱼,钓之各有其道,各有其乐,是不计较结果的。只有悍夫刁妇才利欲熏心,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实在是乌烟瘴气,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他说到这里,竟激动地红了脸,咳了起来。

我很怕他下一句就找我借粮,没等他咳完就抢占话头:“还是钓了鱼好。好煮鱼吃。”

“鱼有什么好吃?”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食粪之类,浊!”

“唉,猪最蠢,猪肉伤才思。牛最笨,牛肉折灵机。羊呢,最怯懦,羊肉易损胆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看出我的疑惑,干干地笑了:“天地之大,还怕没什么可吃?你看看,蝴蝶有美色,蝉蛾有清声,螳螂有飞墙之功,蚂蟥有分身之法,凡此百虫,采天地精华,集古今灵气,是最为难得的佳肴。佳肴。啧啧啧……”他滋味无穷地咂嘴咂舌,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去他的“窝”边取来一个瓦钵,向我展示里面一条条黑色的东西。“你尝尝,这是我留着的酱腌金龙,可惜就这一点点了,味道实在是鲜。”我一看,金龙原来就是蚯蚓,差点翻动了我的五脏六腑。

“你尝啊,尝啊。”他热情地咧开大嘴,里面亮出一颗金牙。一口黄酱色的馊气扑面而来。

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几乎没有机会碰到他。他是从不出门做工夫的,他们四大金刚几十年来是从不沾锄头扁担一类俗物的。据说不论哪一级的干部去劝说,去训骂,通通无济于事。如果威胁要送他们去坐班房,他们就表示求之不得,到了班房里还省得自己做饭吃。其实他们已经很少做饭了,对班房的向往,不过是他们图谋把懒推到一种绝对、纯粹、极致的境界。

他们并无伙食,也从无饮食的定时,谁饿了,就不见了,回来时抹着嘴,可能已吃了什么野果野虫,或者已在人家的地里偷了一个萝卜或者苞谷,生生地嚼下肚而已。若是烧上一把火煨熟来吃,已经算是辛苦万分劳累不堪的俗举,要被其他的金刚耻笑。他们一无所有,对神仙府的产权当然也是糊糊涂涂。但他们又无所不有,用马鸣的话来说,“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他们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登高远望,胸纳山川,腹吞今古,有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飘逸之姿。在地里做工夫的人当初看见他们“站山”,免不了笑。他们不以为然,反过来笑村里的人终日碌碌,吃是为了做,做是为了吃,老子为儿子做,儿子为孙子做,一辈子苦若牛马,岂不可怜。纵然积得万贯家财,但一个人身穿不过五尺,口入不过三餐,怎比得上他们邀日月为友,居天地为宅,尽赏美景,畅享良辰,大福大贵!

到后来,人们再看见他们白日里这里站一站,那里瞅一瞅,也就见多不怪,不去管了。

四大金刚中的尹道师,有时候还去远乡做点道场。胡二则去过县城讨饭,一去就个把月不回村。县里发下话来,说马桥的人进城讨饭影响太坏,村里应该严加管束,实在有困难的就应该扶助救济,搞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村长无法,只好叫会计马复查从仓里出了一箩谷,给神仙府送去。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汲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外的溪边,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他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几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或者标榜他的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是断断不给这个面子的——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少得,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嘛,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作疯话,当作笑话。这使他与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各种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根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抬回神仙府去的。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于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也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也各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的,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生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对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农村里划阶级成分有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等等,从没有听说过“乞丐富农”。我听党支部书记本义说他婆娘铁香的家庭成分是这个词时,不免有些奇怪。

铁香的父亲,确实只有定这个成分才最合适、最准确——虽然上面发下的文件上没有这一说。他是人所共知的乞丐,但一直吃香喝辣,比好多地主的日子过得还好。但他没有一寸田土,不能划为地主。也没有铺子,算不上资本家。最后勉强把他定为“富农”,是不得已的变通。历次复查成分的工作组觉得这个成分不伦不类,但只能马虎带过。

这个人叫戴世清,原住长乐街。那里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谷米、竹木、茶油、桐油、药材的集散地,当然也就历来人气旺盛,青楼烟馆当铺酒肆之类错综勾结,连阴沟里流出来的水都油气重,吃惯了苞谷粥的乡下人,远远地只要吸一口过街的风,都有点腻心。长乐街从此又有了“小南京”的别号,成为附近乡民们向外人的夸耀。人们提两匹烟叶,或者破几圈细篾,也跑上几十里上一趟街,说是做生意,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只是为了看热闹,或者听人家斗歌、说书。不知从何时起,街上有了日渐增多的乞丐,人瘦毛长,脸小眼大,穿着各色不合脚的鞋子,给街市增添了一道道对锅灶有强大吞吸力的目光。

戴是从平江来的,成了这些叫花子的头。叫花子分等级,有一袋、三袋、五袋、七袋、九袋。他是九袋,属最高级别,就有了“九爷”的尊称,镇上无人不晓。他的讨米棍上总是挂着个鸟笼,里面一只八哥总是叫着“九爷到,九爷到”。八哥叫到哪一家门前,他不用敲门,也不用说话,没有哪一家不笑脸相迎的。对付一般的叫花子,人们给一勺米就够了。对九爷,人们必须给足一筒,有时还贿以重礼,往他衣袋里塞钱,或者塞腊鸡肝——他最爱吃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盐商不懂此地的规矩,只打发他一个铜钱。他气得把铜钱叮当一声甩在地上。

“你你你还嫌少?”

“我九爷也走过九州四十八县,没见过你这样无皮无血的主!”

“怪了,是你讨饭还是我讨饭?你要就要,不要就赶快走,莫耽误了我的生意。”

“你以为是我要讨饭吗?是我要讨饭吗?”九爷瞪大眼,觉得应该好好地教育这个醒崽一番才对,“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流年不利,国难当前,北旱南涝,朝野同忧。我戴世清虽一介匹夫,也懂得忠孝为立身之本,先国而后家,先家而后己。我戴某向政府伸手行不行?不行。向父母兄弟三亲六戚伸手行不行?也不行!我一双赤脚走四方,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抢不偷,不骗不诈,自重自尊,自救自助,岂容你这样的势利奸小来狗眼看人低!有了两个臭钱就为富不仁的家伙我见得多了……”

盐商没听过这么多道理,被他横飞的唾沫刷得一退一退的,只好举手告饶:“好好好,说不过你,我还要做生意,你走吧走吧。走啊。”

“走?今天非同你理论个明白不可!你给我说清楚,是我要讨饭吗?我今天是来找你讨饭的吗?”

盐商苦着一张脸,多掏出了几个铜板,往他怀里塞,有一种败局已定的绝望:“是的是的,今天不是你要讨饭,你也没找我讨饭。”

九爷不接钱,气呼呼地一屁股在门槛上坐下来。“臭钱,臭钱,我今天只要讨个公道!你要是说在理上,我的钱都给你!”

他掏出了比盐商给的还多得多的铜板,闪闪发亮,引得很多小把戏围上来观看。

后来,要不是他突然有上茅房的需要,盐商完全没有办法让他离开门槛。他返回时,盐铺已经紧紧关上门了。他操着棍子使劲打门,打不开,里面有男声女声骂出来,嘴臭得很。

几天之后,盐铺正式开张,做了几桌酒肉宴请镇上的要人和街坊,鞭炮刚响过,突然来了一群破破烂烂的叫花子,黑压压的,身上发出莫名的酸臊味,围着盐铺喊喊叫叫。给了他们馒头,他们说是馊的,一个个甩回来。给他们一桶饭,他们又说饭里面有沙子,把饭吐得满地满街。路人没法下脚,来吃酒席的客人也连连招架溅上鼻子或额头的饭粒。最后,四个叫花子敲一面破鼓,窜到席间要唱花鼓贺喜,但身上全抹着猪粪狗粪,吓得客人一个个捂着鼻子四散而逃。他们便乘机朝桌上的佳肴一一吐口水。

客人跑了一大半,盐商这才知道九爷的厉害,才知道自己嬲了大祸。他托街坊去向九爷求情,九爷在河码头边一棵大树下睡觉,根本不理睬。盐商无奈,只好备了两个腊猪头两坛老酒,亲自去谢罪,还通过街坊拿钱买通了一个七袋,也就是级别仅次于九爷的丐头,从旁撮合。戴这才微微睁开眼皮,恨恨地说天气好热。盐商赶快上前给他打扇。

他意思很含糊。但盐商讨得这句话已经不易,回到家,竟然发现叫花子们已经散去,只剩下四个自称是五袋的小丐头,围一桌酒肉海吃,也算是留有余地。盐商笑着说吃吧吃吧,亲自为他们斟酒。

流丐进退有序,令行禁止,戴做到这一点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原来的九袋是一个江西跛子,勇武过人,一根铁拐棍在丐帮里无可匹敌。但此人心黑,收取的袋金太重,划定丐田的时候好田尽归他侄儿,也就是说,油水足的地段从不公平分派。当时位居七袋的戴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黑夜,率领两个弟兄将其乱砖砸死。他当了九袋之后主事比前者公道,重划丐田,肥瘦搭配,定期轮换,让每个人都不吃亏,都有机会到大户“涮碗”。他还规定帮内人凡有病痛,不能下田的时候,可以吃公田,到他那里支取一定袋金,这更使帮内人无不感激。

九爷不仅有丐德,还有丐才。河边有一个五莲禅寺,有一枚从普陀山请回的舍利,香火很旺,几个和尚眼看越长越肥了。但从来没有人去那里讨回过一碗米,怕得罪菩萨,也不敢去那里强取。戴九爷不信邪,偏要涮涮这只“碗”。他独身前往,求见住持法师,说是疑心寺内所藏舍利的真假,想亲眼看一看。和尚没有提防,小心翼翼从玻璃瓶里取出舍利,放到他手中。他二话不说,一口就把那枚舍利吞下肚去,气得对方浑身发抖,揪住他的胸襟就打。

“一到你们这里就特别饿,不吃不行的。”他说。

“打死你这个泼皮!”和尚们急着操棍棒。

“你们打,你们打,闹得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们几个丢了舍利子是不是?”他及时威胁。

“这样吧,你们给我三十块光洋,我就还舍利子。”

对方不大相信他的话,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急忙忙取来光洋给他。戴一清点,笑纳于怀,然后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一种大泻药。

他吃下巴豆,片刻之后鼓着眼睛在佛堂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总算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又将它重新置于玻璃瓶。

这以后,他乞无不胜讨无不克,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扩展到罗水那边的平江县一带。连武汉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同行也远道来拜访过他,口口声声尊他为师。他烧一块龟壳,就能卜出什么时候行丐最好,去什么方向行丐最有利,别的人照他说的去做,没有不发的。街上人办红白喜事,席上总要给他留出上宾的位子。不见他来,就担心一餐饭吃不安稳,担心叫花子们前来吵棚。一位当过县长的朱先生,外号“朱疤子”,还曾经赠给他楹联匾额,黑地金字,花梨木质地,重得要好几个人来抬。

楹联是:“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贵贱浩宇胸中”。

横匾是:“明心清世”——暗嵌了九爷的名字在其中。

九爷有了县长送的匾,还在长乐街买了一处四厢三进的青砖豪宅,还放贷收息,娶了四房老婆。他当然不用天天去讨饭了,只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才亲躬,在街上走一轮,算是身体力行与手下打成一片。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知情人知道,他不讨还不行,据说十天半月不讨一次饭,就脚肿,而且只要有三五天不打赤脚,脚上还生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他最重视大年三十讨饭。在每年的这一天,他拒绝一切宴请,也不准家里生火,强令四个老婆都脱下绫罗丝绵,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衫,每人一个袋子或一个碗,分头出去讨。讨回来什么就只能吃什么。铁香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也在他打骂之下,哭哭啼啼地随他出门,在刺骨的风雪里学讨饭。

他说:“娃崽不懂得苦中苦,以后还想成人?”

他又说:“世人只知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可惜。”

他后来划成分被定为“乞丐富农”,是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剥削七袋以下的叫花子),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也出去讨饭),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青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他对此很不服气,说当初还把他当过依靠力量呢。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花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人面,还到一家家去“数碗”,也就是借口讨饭其实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着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戴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了他的命,竟把他当作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与他同过监房的人说,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倒;背运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的病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了,剪开了边也还是套不住,脚腕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两袋米。然后,红斑照例出现,个把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他抓挠得脚上已经见不到一块好皮,前前后后都是血痂。监房里彻夜都听到他的喊叫。他也被送到医院里去诊过。但医生打的盘尼西林,一点也不起作用。他跪在牢门前把铁门摇得咣当响,哀求看守的人:“你们杀了我!快点拿刀来杀了我!”

“我们不杀你,要改造你。”

“不杀就让我去讨饭。”

“我喊你做菩萨,喊你做爷老子,快点让我去讨饭。你看这双脚要烂完了哇……”

“不是搅。你们要是不放心我,拿枪在后面押着也行。”

“不搬也要搬,这叫劳动改造。你还想讨饭?还想不劳而获好逸恶劳?新社会了,就是要整治你这号人的骨头!”

看守的人最终没有同意他去讨饭。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犯人们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戴还缩在被子里。有人想拍醒他,发现他已经硬了。他一只眼张着一只眼闭着,枕边的窝草里飞出四五只吸血的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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