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15 07:57:47
身为皇室成员、恭王府的最后一位主人，也是现代著名国画家的溥心畬，一生与恭王府息息相关。心畬大师画风未得师承，全由凝悟古人法书名画蕴育而成。因其出身皇宗，恭王府内众多珍藏是他观摹体悟之模本，因此其作品远追宋人，进取明代四家，将北宗的刚劲笔法特质进一步发扬，深厚的文化修养使得画面气息秀丽典雅。
溥心畬名儒，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生于1896年，卒于1963年，是清代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的次孙。溥心畬自幼饱读诗书，稍长专心研究文学艺术，曾入贵胄法政学堂，后又留学柏林大学，学习天文和生物，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经史，后专事绘画。解放前夕出海舟山，远居台湾。溥心畬擅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题材，山水画以“北宗”为基，笔法以“南宗”为法，注重线条钩摹，较少烘染。
1949年9月中旬，溥心畬定居台湾，至1963年辞世，他在台湾共计生活了十四年。关于溥心畬在台湾的生活情况，大陆的资料较少提及；但是在台湾，作为“渡海三家”之一，溥心畬的生活和交游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也出现不少记录溥心畬课徒、海外讲学和生活轶事的回忆文章及有关论著。较为重要的文章有台中东海大学詹前裕的《溥心畬先生渡台后的晚年生活》，著作则有詹前裕《复古的文人逸士》、林铨居《王孙·逸士·溥心畬》、溥心畬弟子徐建华口述回忆录《丹青翰墨情》等；除此之外，还有溥心畬所举办若干画展的资料。
本文从恭王府现藏万公潜捐赠溥心畬作品出发，找出呈现在这些藏品中的溥氏的生活与交游情况，并与现有溥氏居台生活的记述相对照，对溥心畬的晚年艺术人生进行全面解读。
万公潜捐献的溥心畬的作品为三十四组，共计六十四件书画作品。其中，在五十件具有题跋的作品中，题款为“溥儒”的九件，大多为书法作品，而题款“心畬”的作品四十一件，以绘画作品为主。可见溥氏使用称谓的偏好，在书法和绘画作品中略有不同。书法一般使用“溥儒”署名，如《楷书七言联》（图1），而绘画则多用“心畬”，如《草书五言诗》扇面（图2）。这一点与明末董其昌颇有相似之处。
图1 《楷书七言联》
图2 《草书五言诗》扇面
当然溥氏作品也有两处例外，即在九处使用“溥儒”落款的称谓中，“西山逸士溥儒”占有三处，其中两处是署在绘画作品《仿李公麟五马图》和《山水楼阁图》（图3）的文字题跋中，其余六处单独以“溥儒”署名的作品则全是书法。可见溥氏对题跋的署名是有规矩的，其在署名之时非常考究，这与他历来的作风有关。
图3 《山水楼阁图》
溥氏向来以儒者自称，因为名“儒”，并继承幼年所受光绪皇帝的训诫“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故溥氏对师道传统是非常讲究的。他初到台湾，受到台湾师范大学刘真校长的聘请，在师范大学艺术系教书授课，更设帐授徒，“在台湾十余年间收了至少百余名门生，上至五六十岁的社会名流，下至十余岁的贫寒学生，他都接受，因为讲究师道，学生必须要行过严肃的拜师大礼，点起香烛，向老师三跪九叩首……才算是正式成为寒玉堂入门弟子”。，但因为无法接受跪拜的拜师礼而作罢。
在《行书七言联》中，溥心畬题有“春景右回文”字样，这是一首回文诗。回文诗是诗人溥心畬的一种雅好，回文诗较为难做，但他做起回文诗来驾轻就熟，彰显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在《楷书四字》（图4）立轴中，他为万公潜撰写极其端谨的楷书“声震志嚣”，但这四字均用拗口不堪的冷僻异体字写出，没有对古文研究极深的人是无法认出这四个字的。溥心畬素喜以“学者”自居，对古文字颇有研究，著有《金文考略》、《陶文存》、《尔雅释言经证》等，在老友面前也要卖弄文采，选择这四个常人无法认出的字作为书法立轴，实为其内心世界的反映。
图4 《楷书四字》
在《寒玉堂山水册》和水墨花卉作品中，溥心畬在题跋中大量使用四字短语，或五言、七言绝句，但大都为描绘与画面相关的风物。如其在《水仙图》（图5）上题道：“凌波清瘦韈春云，绰约真疑洛水神。昔日月明川上立，不知解佩赠何人？”在此题跋诗中，溥心畬频频用典，，用词隽永，意味深长，极其雅致。
图5 《水仙图》
在其《寿桃》（图6）中，溥氏的题诗具有浓烈的祝福意味：“芳醪自有刘伶釀，献寿还求王母桃。”对主人祝寿之意绵绵不绝，引经据典而又恰到好处。这幅画揭示了溥心畬居台时交往应酬的圈子，他频繁出现在一些聚会场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个人对寿辰的重视。
图6 《寿桃》
非但是友人生日，他尤其重视自己的生日。据载，“每逢心畬先生的生日，或过年遇节，学生都要向他磕头，尽弟子之礼”。在另外一次聚会中，他绘制了一幅戏曲人物小品，画中他诙谐而又生动地题写了“万老爷客串黄天霸”（图7），将一次聚会中的场景直接搬到绘画中，颇具写生意味。还有一柿子图题有“事事如意”，两颗柿子谐音“事事”。
图7 《万老爷客串黄天霸》
在《福自天申》（图8）一图中，溥氏绘一钟馗，眼望一只蝙蝠飞来，题有“福年”，以“蝠”谐“福”音，这与民国时期海派很多画家类似，这些作品都属于溥心畬较为世俗化的作品，多用于应酬和赠送友人。
图8 《福自天申》
在恭王府收藏的溥氏几幅鞍马和人物作品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番景致。在《山人清梦》（图9）中，溥氏绘有一手持酒杯的文人，倚一藤椅闭目小睡，而脚下一只小老鼠正在蠢蠢欲动。他在画上大片留白中写道：“窗外清风散雨丝，胡床竹簟梦移时。山人似饮中山酒，鼠辈纵横总不知。”最后两句点趣，将自己的孤高和鼠辈纵横的无奈作比较，对他在台湾生活中遇到的小人进行了尖刻地嘲讽，同时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对待这些人的态度。
图9 《山人清梦》
《仿李公麟五马图》（图10）空白处题有他对历代画马名家的看法。该图构图摹自李公麟《五马图》，用白描手法，造型准确，气韵生动，是一幅鞍马杰作。此画题有“西山逸士溥儒为公潜酒客画并记”。溥心畬为何要为万公潜绘制这幅作品呢？这和这些藏品的提供者万公潜与溥心畬长达数十年的交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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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潜捐赠的溥心畬书画，基本涵盖晚年溥心畬在台湾生活十四年间各个时期的各种风格。现在我们来分析书画作品与溥心畬晚年精神状态之间的契合。从他的笔触中，我们不仅仅领略到这位生逢乱世的“旧王孙”高超的艺术造诣，还能透过藏品解读到溥心畬真淳的心性世界。
恭王府藏溥心畬作品的题材倾向与小品特征
在万公潜捐献给恭王府的六十四件溥氏书画作品中，题材分布较广，有山水、花鸟、人物、鞍马等。综合考察这些书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从数量上看，山水画数量最多，一共有二十五幅，其中手卷四幅，立轴一张，横幅一张，团扇一把，册页共计十八张。花卉共有八幅，其中册页四张，立轴四张。人物、鞍马画共十四张，其中立轴九张，横幅四张，斗方一张。由此可以看出溥氏晚年绘画依然以山水为主，人物、神佛、鞍马次之，花鸟又次之。其次，从“随类赋彩”上看，作品可以分水墨和赋色两种。
与溥氏早年作品不同，这些晚期作品中，水墨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赋色的作品。在山水画作品中，只有一件绘制精细的青绿山水画《山水楼阁图》，应为早年居大陆时所绘。在台湾绘制的二十余幅山水作品中，大都是小景山水或手卷，一般以水墨为主，仅仅以极淡的赭石和花青渲染。从笔法上讲，这些小景已脱去北宗金碧青绿山水的法度，而转向一种文人情调的抒怀和笔意的简约。溥氏在这些山水中放弃南宋所崇尚的反复皴擦笔法，只是简单用浓淡相继的墨色处理山石的质感，还留下一些“马、夏”画派重视勾勒山石轮廓线的特点，以题有“山光隐空际，树色满溪边”的山水较为典型。另外，有的山水还偶有“小斧劈皴”的出现，例如落款为“癸卯元日”的山水横幅等。
在人物、鞍马画中，也出现两种不同的风貌。一种是“逸笔草草”的写意减笔人物，另一种是绘制精细的白描或赋色妍丽的人物、鞍马画。后者较为富贵但数量较少，前者则呈现出一种“小品”特征。如取材于朋友聚会时的随意小品《万老爷客串黄天霸》，万公潜客串京剧《连环套》《恶虎村》中“黄天霸”这一角色，溥氏通过寥寥数笔，将黄天霸的“行头”和神情都描绘得十分生动。溥氏将这些绘画小品随手写上几个字就送人。溥氏晚年与求画者的关系很值得推敲：（溥心畬）十点半以后，做完他自己的事情，大概有半小时的时间，就替朋友们画几笔，每人分配到五分钟或十分钟，这叫做“排班”。
小品化的作品表现与溥心畬古典精神状态
关于溥氏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心态，可以从恭王府收藏的溥氏作品中窥得一斑。溥氏晚年生活境遇不佳，但是在“安贫乐道”精神的倡导下，他的作品风格样式产生几个变化。大幅作品数量稀少，说明“小品化”的创作倾向日益占据上风。这是溥氏由王孙心态向文人心态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王府中长达三十年的生活和身为皇室贵胄的血统渊源，都使得这个“旧王孙”在大陆的艺术中自然流露出一种天然的皇家富贵与静逸之气，使之成为复兴“北宗”山水的领军人物。而到了台湾之后，居住环境的骤然改变、生活的窘迫虽然不至于使他为衣食而奔波，但是昔日王府的盛况已不复存在，身为文人的他心中难免会产生思乡、怀旧的情绪，进而影响到他的艺术。在台湾他以教书、课徒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学者身份也积极地促使他回归传统文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前朝的“王爷”。溥氏晚年在台湾生活的心态是颇值得玩味的。
溥心畬晚年心态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回归一种“古典主义”的精神状态。所谓“古典主义”，原本在西方艺术史学者的定义中是指希腊艺术精神中“静穆单纯、朴素理想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类型”。在中国，对古典的追求以元代画家赵孟頫“作画贵有古意”最为重要。溥心畬的晚年艺术，回归了“静穆单纯、朴素理想”的古典精神状态，将自己的审美理想与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他小品化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返璞归真的艺术表现力。
在恭王府收藏溥氏绘画中，《仿李公麟五马图》就是这种古典精神境界的代表。他用大段题跋梳理唐代曹霸、韩幹以来的诸位鞍马名家的事迹，将李公麟《五马图》中的名马“满川花”临摹出来，并将牵马者冠冕和服饰样式改为唐代，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将飘逸而行止自如的中国古代“白描”技法完美展现出来。在另外一幅无款人物风俗小品《伐树图》（图11）中，他则向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借鉴人物的衣纹绘制方法，使用粗笔短劲的钉头鼠尾描，只用寥寥数笔就将数个人物专注于伐树的神态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
图11 《伐树图》
恭王府藏品的图像风格与溥心畬的艺术
溥心畬的一生与恭王府息息相关。他的艺术，既来源于恭王府早年辉煌一时的收藏，晚年又落叶归根，他作品中的一部分回归恭王府，成为目前恭王府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这里面既有“诗画合一”的山水小品册页，又有诙谐幽默的钟馗志怪；既有应酬朋友的吉祥花鸟，又有精心描绘的青绿山水巨作；既有对世态炎凉的冷淡嘲讽，又有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之情。大部分代表溥心畬晚年艺术的精华。虽然只有区区三十四组作品，但恭王府藏品却是溥心畬晚年艺术的百科全书，见证了溥氏艺术“应时而变”、“利行合一”的绘画风格。
溥心畬早年在《北宋无款山水》、韩幹《照夜白图》、易元吉《聚猿图》等古代名作熏染之下，对北宗山水情有独钟。他以马、夏风格为主，多取边角之景，重轮廓线之清晰，又仿赵伯驹青绿山水，用笔精研。将宋明院画之精华吸收运用而自成一家，以峰峦浑厚、陡峭雄伟的北宗面目被世人誉为北方画坛的领袖。
令人欣喜的是在捐赠恭王府的山水画中，《山水楼阁图》正是代表了他南渡前的风格。这画堪称北宗青绿山水精品，近处苍松掩映，左侧乔松与河岸边低矮山石相映成趣。河间小桥有高士偕童子而过，径向山中殿宇前行。再观山前琼楼玉宇，阑干林立，回廊百折，，风景尽收眼底。殿宇后兀突有四座高峰绝岩，巨松盘旋而上，溪涧瀑布流水潺潺，倾泻而下，若有雷鸣。远处数峰隐隐，如刀凿斧劈。整幅画面全用青绿赋色，层峦叠翠，金碧辉煌，意境静谧而悠远。溥氏这一绮美、精到的青绿巨作，是他早年北宗山水之代表。
溥氏晚年山水作品之情趣则与这幅青绿山水相去甚远，以小品形式用寥寥数笔，勾勒出情致绵长的意境。虽然也以北方山水为主要描绘对象，但笔触已由工细转为粗劲，化细密为荒疏，隐去富贵之气，全是一幅文人小品。只有五言绝句依旧，诗画结合的意境没有丝毫改变，代表溥氏晚年山水的文人化、小品化倾向，和他聊书己性、怀念故乡山河的创作诉求。
溥心畬晚年艺术回归静穆单纯、朴素理想的古典精神状态，除山水外，人物直接北宋，白描则造型准确，生动婉转；写意人物则用钉头鼠尾，以寥寥数笔传神，可谓集古贤大家之所长而为我用。他年逾六十，却童趣纵横，将常人不敢涉足之鬼神志怪、柴米油盐等题材的绘画提升到“无可不画”高度。将艺术生活化，将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付诸笔端，嬉笑怒骂，运用自如。
正如他在一幅描写文人小寐的《山人清梦》中写道：“窗外清风散雨丝，胡床竹簟梦移时。山人似饮中山酒，鼠辈纵横总不知”，对身边小人进行尖刻嘲讽，又表达自己的闲定和超脱。他的童趣化的创作倾向，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也达到文人画的一个新高度。
他对求画人的态度也很随和，抓起就画，气定神闲。他以“柿子”“荷花”“水仙”“梅花”“寿桃”等题材的花鸟画，寄托他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年景的祝福，无论是逸笔草草还是工细严整都得心应手。
溥氏对笔墨的驾驭能力已达到巅峰，这要得益于他长达六十余年对书法的执著。作为一个晚年以学者、诗人、书家自居的旧王孙，他的书法在《平复帖》、《圭峰碑》、永光法师和成亲王永瑆的影响下，楷、行、草、篆无一不精，楷书、行草应时而变却又自成一体。他为亚刚先生（万公潜）所写《楷书四字》立轴，采用端稳大气的精楷；而他的《可醉山房赋》(图12，部分)和《太白酒楼铭并序》（图13，局部），则是行草的上乘之作，深得“二王”、怀素、米芾之精髓，如飘叶行云，满纸神采飞扬，又一气呵成。他讲求“书画一体”，勤奋苦练，为转攻丹青奠定坚实的笔法驾驭和造型能力的基础。
图12 《可醉山房赋》
图13 《太白酒楼铭并序》局部
恭王府藏品折射出溥心畬一生的艺术成就。总结起来，他的艺术风格可以用“应时而变”、“利行合一”来概括。所谓“应时而变”，是指其广益多师而自成一体，在传移摹写中确立自己的风格，糅合山水南北二宗的优点，成为使沉寂多年的北宗山水崛起的一代宗师。无论是其山水、花鸟和人物均呈现多家的面貌，但是都统一到他丰厚的国学积淀、高超的笔墨技巧和静逸的文人心境中。
在台湾的岁月中，他再变其法，作品中弥散小品的天真、童趣，回归静穆单纯、朴素的审美理想，呈现古典的精神状态。而所谓“利行合一”，则是指他身份的多重性，兼有行家和利家的双重身份。
他早年专于马、夏和青绿之路的北方山水，继承宋、明两代院画家特长。但在文人身份认同感的影响下，渡台之后其北宗风格逐渐弱化，开始走向文人化、小品化的道路，在衰年实现作为“最后一个文人画家”的理想，完成身份转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渡台后艺术转型的成功，更加值得我们深思。按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的评价，“读先生之画，处处见古法，然迹朝象外，灵明妍润，平淡天真，方之古人，亦自别开蹊径者也”。他的“应时而变，利行合一”特点，使得他成为现代美术史中一位卓然超群的国画大师、未受西方影响的传统国画艺术的最后壁垒。
历代画鬼的著名画家并不多见，扬州画派画家罗聘、金农、华喦曾画过《鬼趣图》，以鬼怪来比喻或讽刺世人，此外宋朝皇族画家赵伯驹以善画丁香鬼著称。传说罗聘生有异禀，深碧色的双瞳奕奕有神，自称白画也可以看到鬼魅，他心目中的鬼物有的风流，有的又很势利。溥心畬虽然没有碧睛双瞳，也未闻有白画见鬼的特异功能，但是生平画鬼与诸多灵异故事应不下于罗聘。如恭王府现藏的五幅其晚年所作的《鬼趣图》，其中四幅为绢本（图14）。
图14 《鬼趣图》
鬼怪神志作品是心畬绘画中最独特、最能表现其思想的精华。他渡台后的晚年生活，内心极为忧鬱思乡，转变成对时局的漠视，家中不订报纸，反而沉醉在武侠小说与神怪故事的世界之中，也爱看古装电影，最常看《聊斋志异》《西游记》及《山海经》等小说，入门弟子也知道溥老师爱听鬼故事，努力蒐集鬼故事的资料，心畬在听完鬼故事之后，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与优秀的笔墨技巧，创作许多鬼怪神志作品。他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心中忿忿不平则以画鬼抒愤鬱，由于出自内心深处，这些鬼怪作品临摹的痕迹最少，创造力最强，也最具有个人独特的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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