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由来

《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简称和合本；今指国语和合本（Kuoyü Union Version），旧称官话和合本（Mandarin Union Version）），是今日华语基督新教教会最普遍使用的《》译本，问世一百年以来，一直是的权威译本，是众多信徒心爱的。此译本的出版源自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会中各差会派代表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各自负责翻译官话（白话文）、浅文理（浅文言）、深文理（文言文）译本。

1904年，《浅文理和合译本》（Easy Wenli Union Version）出版《新约》。1906年，《深文理和合译本》（High Wenli Union Version）亦出版《新约》。1907年，传教士大会计划只译一部文理译本，于1919年出版《文理和合译本》（Wenli Union Version）。1906年，官话的翻译工作完成了《新约》；1919年，官话《旧约》的翻译工作完成。在1919年正式出版时，官话《》译本名为《官话和合译本》，从此就成了现今大多数华语教会采用的和合本《》。并在1983年起进行了修订，使其更贴近现代文意修正错译，在2010年完成出版《和合本修订版》。

和合本分为“上帝”版和“神”版，区别在于上帝版的经文中出现“上帝”的地方，神版都用“神”前加空格代替。，中文应该翻译为“上帝”还是“神”，晚清的西方宣教士争论了几十年仍未解决，和合本便采用这种折衷方法。[1]

目录

• 1缘起

• 2浅文理和合本

• 3深文理和合本

• 4国语和合本

o 4.1翻译参考底本

o 4.2影响

• 5标点及少量人名地名的更新

• 6和合本修订版

• 7卷名章节及缩写

• 8注释

• 9参考文献

o 9.1引用

o 9.2来源

• 10外部链接

• 11参见

缘起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差会出版了若干个汉语文理（文言文），彼此在用词和翻译原则上都有差别。传教士忧虑中国信徒面对诸多文理译本无所适从，希望有一部联合译本。外国宣教士曾经尝试推出统一的中文文理译本。1858年出版的《委办译本》是集众人之力合作翻译的成果。可惜由于当时各差会的宣教士之间期望相左，意见分歧，以致文理《委办译本》统一中文译本的目的最终并未达成。

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同时以深文理、浅文理、官话翻译，以“《》唯一，译本则三”为目标。与会者几乎一致肯定需要一本联合的官话译本。至于文理译本方面，英国传教士维护他们使用多年的《委办译本》，因其译文优美，教会甚至曾将这译本两度进献于清廷，可见其地位显赫；他们坚持最多只需将这译本略作修订，便可用为联合译本。美国传教士不喜欢委办译本，因其多处地方不忠于原文，且杂糅儒家概念，又认为需用较浅易的文言重译。结果大会决议同时翻译两种文言译本，即深文理和浅文理，以化解两派间的矛盾。

浅文理和合本

浅文理译本的委员有包约翰、白汉理、汲约翰、叶道胜、纪好弼、戴维思。他们都有译经经验，故没有跟从和合本翻译原则，以自己的方式翻译。他们完全采用《英国修订译本》所依据的《新订希腊文文本》翻译新约，严格用形式对等翻译。

他们工作进度很快，在三个委员会中是最早完成新约，但是他们执著于与希腊文原文对应，使得译本违背中文文法，中国读者难以明白。译本文体也非计划原先设想的用浅易文言，而是可以和深文理相比的文言。后来1907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只翻译一部文理译本，并称要将深浅文理新约译本合并为一部文理译本。但正如当时多数传教士所料，后来的文理译本就是深文理译本，浅文理并无合并在内。

深文理和合本[

深文理译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有湛约翰、谢卫楼、韶玛亭、惠志道、艾约瑟。委员间对翻译的看法有很大分歧，难以合作。湛约翰和韶玛亭逝世后，由皮尧士和罗为霖继任。直至艾约瑟也逝世后，1905年委员会才召开第一次会议。新约在1906年第二次会议完成。

1907年传教士大会决定只翻译一部《旧约》文理译本。文理译本委员会成员为当时的四名深文理译本委员，再加入安饱德。原来由谢卫楼任主席，进度缓慢。他辞去委员职务后，惠志道继任主席，进展明显加快，1915年完成《旧约》。等到官话译本1917年完成后，两部译本就音译方式和量度单位协调修订。1919年6月《文理和合译本》出版。

虽然文理和合本的对象是中国所有非官话区的信徒，但出版时正巧遇上了白话文文学开始取代文言文文学的白话文运动，而且读文理的信徒，不少都偏爱《委办译本》，因此文理和合本未受广泛接纳。购买文理和合本的人多为闽粤等华南地区及海外华侨信徒。因为他们所操方言，语法用词都与国语差异极大，所以较为偏爱文言。不过《官话和合本》也逐渐在他们中间普及。《文理和合本》在1920年至1923年修订新约后，1934年印行最后一版。

不过，《文理和合本》也有其影响，如培正中学解释校训的经文，正是取自文理和合本[2]。

国语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译者与中文助手，从左至右：鲍康宁、刘大成、富善、张洗心、狄考文、王元德、鹿依士、李春蕃[3]

 

旧版《国语和合本》

中国协会出版的和合本《》

现在称为《和合本》的，初称《官话和合本》，用了清朝的惯用称呼“官话”，至清末民国时期“官话”逐渐改称“国语”，故此改名《国语和合本》[4]。因著《国语和合本》大为流行，成为教会唯一在用的和合译本，现今简称为《和合本》。

在官话和合本诞生之前，麦都思与施敦力曾于1857年将委办译本的新约改写成南京官话出版；1872年，华北的英美宣教士包约翰、艾约瑟、施约瑟、白汉理、丁韪良翻译《北京官话新约全书》；1874年，施约瑟独自一人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译完北京官话旧约；1878年英国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为新旧约全书[5]。官话和合本在多处地方参考了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官话和合本》委员会的委员有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1836年－1908年）、美国公理会的富善（1836年－1925年）、中国内地会也是浸信会的鲍康宁（1852年－1922年）、英国伦敦会的文书田（1847年－1914年）[注 1]、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1854年－1939年），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后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传教士，前后有十六位[注 2]。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即王宣忱[注 3]）、邹立文、张洗心、李春蕃等人[8] [9]。在狄考文翻译新约的过程中，他的继配夫人狄文爱德曾协助他，为官话新约的翻译制作了一份希腊文-中文的索引[10] [11]。和合本的翻译共遵循四项原则[12]：

• 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

• 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白。

• 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

• 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意译。

委员会在翻译官话译本时，官话之确切的书面形式和标点符号尚未成熟和定型，委员会需要商量采用一个共通形式。主席狄考文主张文体要贴近官话口语。他也设计了中的标点，除传统句读的句点（。）和逗点（、）外，增加了圆点（．），作用如同英文的分号和冒号。1906年，新约译完，1907年出版。之后开始翻译旧约。狄考文在1908年逝世。富善成为新的主席，与其他委员一道，继续翻译旧约，于1917年将旧约译完。在翻译过程中，委员们意识到官话逐渐取代文言成为书面语，《》官话译本或会成为重要作品，因而在1918年3月，着手把新约全面修订，使得译文更具文学风格，并于该年年底修订完毕。1919年4月22日出版《官话和合译本》。1939年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13]

翻译参考底本

上海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决议，翻译用的原文底本是英国出版的《修订版》(Revised Version) 所用的原文底本[14]。Revised Version (1885)又称《英国修订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其新约希腊文底本，是当时最新的 Westcott and Hort (1881)。不过，据尤思德博士的研究，《和合本》的译者在参考Westcott and Hort (1881)之余，有时却用回古老的《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 ，即1611年出版的《英王詹姆斯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的底本。[15]

影响

官话和合本的问世刚好赶上了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较早的白话文翻译著作，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其中一些词语已经成为家传户晓的中文成语，例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代罪羔羊”、“披着羊皮的狼”、“迷失的羔羊”、“眼中瞳仁”，等等。后世誉之为 “适合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本 ”（周作人,1921）、“新文学运动的先锋 ”（朱维之,1992:70）、“中文翻译史的巅峰”（《新译本》2001年版序 ）[16]。当代诗人杨牧曾在他的文章中，盛赞和合本文体，誉为一种特殊的优美文体[17]。

和合本采用直译，忠于原文，广受欢迎，很快取代了之前的文言文译本和白话文译本，到20世纪30年代，便成为惟一流行的。很多中国人通过和合本了解并接受了，宋尚节、王明道等敬虔的基督徒得以涌现出来。时期，坚定了很多人的信仰，使他们坚守真道。

标点及少量人名地名的更新

1962年，书题从《旧新约全书》改为《》，又修订极个别字，如将“亚比亚”改为“亚比雅”。前版段与段之间都用大圆号（〇）分隔，新版除了少数段落外，每段都开新行。前版用小字在书眉上标示段落大意，新版每段前加黑体字标题。前版不分栏，新版仿效外文，将每页分为上下两栏。前版引号款式为一勾一点（ ），新版用空心方角（即直排的双引号﹃﹄）代替。前版《诗篇》不分行，新版每节分行（其他经文中的诗歌不分行）。新版在每卷书后加上插画。1962年的版本是现在正体字和合本中最常用的版本。[18]新版也有不如前版的地方，比如前版对新约中所引的旧约经文，会在书眉注明出处，新版在页中未留空位，便不注出处。尽管如此，新版在目录之后的说明中，仍说道“新约书中，常有引旧约书中的话……每遇此话，加以引号，用注指明何章何节……”，完全照录前版说明。

1988年，联合公会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该版所做的修订主要包括：使用通用标点符号，按诗体排印原文为诗的经文，按现代用法区别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将现在通用的字代替某些不再使用的字，如把“喫”、“纔”、“彀”改为“吃”、“才”、“够”，又修改部分人名译法，有的地名采现代译名。该版本主要在海外华人信徒中推行，也有人对人地名的改动提出了反对意见[19]，例如望文生义地指“流便”是“不雅的译名”，改成“吕便”[20]，而不知“流便”这译名其实也是形容词，实际意思是“畅顺”，与修订者所想的截然不同。

1989年，中国协会出版了《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除了用简化字印刷，该版本的改动与《新标点和合本》类似，不过对人地名的修改幅度差别较大，前者只改了28对，而后者则改了54对[21]。

和合本修订版

参见：和合本修订版

和合本修订版是针对和合本进行修订而成的中文译本，由三十多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学者耗时27年修订而成，于2010年完成修订工作并出版新旧约全书。该修订版秉承“不为修订而修订”及“尽量少改”的原则，忠于原文，力求保持和合本的风格，尽量保留信徒熟知的金句。[22]

和合本于1919年译成，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华人会使用最为广泛的译本。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汉语词汇和语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合本的一些用字如今已成为罕用字，一些词汇的意思也已经发生转变。一些当时顺畅的用语，如今已经显得艰涩难懂。如和合本常用的“教训”一词，如今已具有较明显的负面含义，修订版改用“教导”更符合现代的用词；“游行”一词如今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在现在大多指抗议者在街上行走而有负面含意，修订版改用“周游”更为恰当。还有和合本一些用词是其他宗教的用语，如“作孽”是个用语，因此修订改为“作恶”。另外，近几十年考古学上也有诸多成果，如死海古卷的发现，对于异文的诠释、古抄本和译本经文的理解上，学术界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故重新翻译或对现有译本进行修订尤其必要。

1983年，联合公会打算从语义、文意、措辞上修订《和合本》，1984年议定修订原则，1985年在台湾开始修订工作。2000年，联合公会正式授权香港公会主导修订工作，并邀请中国协会参与。香港公会于2006年2月推出了《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对和合本做了相当大幅度的修订。《新旧约全书》的修订版于2010年完成出版，修订历时27年，全由三十多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学者担纲，奉献礼已于2010年9月27日举行。[23]。

卷名章节及缩写

和合本卷名章节及缩写显示▼

注释[

1. 文书田于1902年返回英国，再没有回来，但他继续翻译，他的中文助手是诚静怡。诚静怡于1906年回到中国之后，文书田就从委员会中退下来，然后在1908年成为伦敦的一名中文教授。[6]

2. 他们分别是：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白汉理(Henry Blodget)、文书田（George Owen）、倪文思（John L. Nevius）、富善（Chauncey Goodrich）、鹿依士(Spencer Lewis)、布蓝非（Thomas Bramfitt）、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安德文(Edwin E. Aiken)、林辅华（Charles W. Allan）、陈克拉克（Samuel R. Clarke）、林亨理（Henry M. Woods)、路崇德（James W. Lowrie）、瑞思义（William H. Rees）。[7]

3. 王宣忱在协助传教士译完和合本之后，自行重译新约，于1933年出版

参考文献

引用

1. 上帝与神. 台湾公会. [2015-02-06].

2. 香港培正中学校色校训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1-12-29.

3. 《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906年

4. 参考1908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约全书扉页及1934年出版的国语和合本新约全书扉页背面。

5. 中文译经史

6.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 译：《和合本与中文翻译》。香港：国际协会，2002年。

7.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 译：《和合本与中文翻译》。香港：国际协会，2002年。

8. 任东升：《<>中文译本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年01期

9.     丹尼尔•费舍：《狄考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10. 鲍康宁，1907,31

11.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 译：《和合本与中文翻译》。香港：国际协会，2002年。

12. 中文翻译史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5-01-19.

13.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翻译》。香港：国际协会，2002年。

14. 见 Chinese Recorder, 1890, p.368

15. 尤思德 (ZETZSCHE, Jost Oliver) (2002)《和合本与中文翻译》香港：国际协会(现称：汉语协会) [ISBN 9789625132440][中译本] (第277-279页)

16.  任东升：《<>中文译本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年01期

17. 殷颖：《文字事工的检讨与感想》

18. 百载圣道的旅程 - 香港公会

19. 译事未竟路

20.  参见香港公会的新标点和合本说明[失效链接]。

21.  译事未竟路

22.  《和合本修订版》面世. 昔日东方. 2010-09-28 [2012-10-06].

23.  《和合本修订版》面世，东方日报，2010年9月28

来源

研究书籍

•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著，蔡锦图 译：《和合本与中文翻译》. 香港：国际协会，2002年. ISBN 962-513-244-9

• 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一生之久的工作：〈和合本〉翻译30载》(The Work of Lifetimes: Why the Union Version Took Nearly Three Decades to Complete)，载于 伊爱莲(Irene Eber) 等 著，蔡锦图 编译的《与近代中国》. 香港：汉语协会，2003年：61-83页. ISBN 962513350X.

• 伊爱莲(Irene Eber)等 著，蔡锦图 译：《与近代中国》. 香港：汉语协会，2003年. ISBN 962513350X.

•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著，蔡锦图 译：《道在神州—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 ISBN 9789625131887.

•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