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版刻述略(上)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１、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２、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３、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 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４、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边纸570 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二、明代的刻书系统

明代刻书系统和前代一样，由官刻、私刻、坊刻三大部分组成。但每一部分，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１、官刻

明代官刻可以用“政出多门”四个字来形容。，刻书机构之多，历朝历代皆难与比拟；刻书内容之丰富，亦堪称历代官刻之最；就数量而言，则仅有清代的殿版可与比肩。下即依其刻书机构与版本名目的不同略述之：

内府本。明洪武年间，宫廷刻书多在南京内府锓梓，如其间所刻《元史》、《回回历法》、《大明日历》等皆是，称“内府本”。永乐帝朱棣发动“靖难之变”，逐走建文帝而得帝位，为强化君权，赋与宦官的权力极大。他在宫中设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权势最为显赫，其不仅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诏令，亦掌管刻书。，是明王朝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书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

司礼监下设经厂库，置提督一名总其事。并分设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刻书范围各有侧重。汉经厂以刻印制、诰、律、令等政令典章和经、史、子、集四部书为主，据诸家书目所记，较著名的本子有《孟子集注》、《大学衍义》、《诗集传》、《礼记集说》、《四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节要》、《大广益会玉篇》、《古今列女传》、《律学新说》、《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大明律附例》等。他如《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通俗读物，以及《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皆付枣梨，从内容上看，还是相当丰富的。明朝皇帝，非信佛即崇道，番经厂和道经厂，则主要刻印佛典和道家书。所刊之本，即被称为“经厂本”，清人又称其为“厂版书”，“内府本”之名反而不显。其实，经厂本属内府本，两者在刻书系统和刻书性质上是一致的。

明内府一共刻了多少书，因诸家书目所记不一，难有确数。明代刊有《内府经厂书目》，著录经厂贮版书114种；明宦官刘若愚《酌中记·内板经书记略》著录书目，则多达172种；明周宏祖《古今书刻》载内府书83种，几者参照，除去重复，当不少于200种。

司礼监掌管刻书，大可不吝财用，故选料、雕印、装帧俱佳。多取上好洁白绵纸以佳墨精印，早期印本多为包背装，版式阔大，行格疏朗，字体上承元代遗风，喜用赵体，字大如钱，读来悦目醒神。版式常见有四周双栏，大黑口，双鱼尾，首页钤以“广运之宝”朱文玺印，气象凝重、恢弘，观感上庄严、华美、凝重，有很强的艺术性。

不过，自明代至今，很多人都以为经厂本刻印固佳，外形固美，但因宦官不学无术，校勘粗疏，就内容而言，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劣等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评论说：“经厂即内番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书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善天禄、石渠之任以寺人领之，此与唐朝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

指斥明朝廷委司礼监掌管关系天下“文运”的刻书业所用非人，这是不错的。但其刻本中有不少“习见之书”，是否就是“猥杂”，却很值得探讨。提供图书供宫内供奉人员学习、诵读，是司礼监的一个重要任务。举例来说，据《芜史小草》卷十六所记，明宣德时，令十来岁的小太监读书，发给《内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等书；宫女另给《女训》、《女诫》等读本，这些书，都是由司礼监刻印的。这既是对太监、宫女们进行的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也是文化启蒙教育，四库馆臣们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此类书，殊属大谬。在任何时代，通过刻书、印书来致力于文化启蒙，都是无可非议的。

批评内府本内容粗疏舛误，更是数百年来众口一词，几成盖棺论定的铁案。但细思之下，此论似亦有未逮，需要提出来参研：

——明内府刻书，始于洪武，迄于万历，所刻不下数十万版，其中或有满纸鲁鱼亥豕，难于卒读的本子，但若以此蔽之于厂本全貌，似有失公允。实际上，经厂本也有不错的本子。周绍良先生就评论说：“过去曾有人专门收集清代殿板书，蔚为大观。明内府刻书不少，其精且过于清之殿板，只是由于流传稀少，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际它比建本、徽本不知重要几多”。内府本是否就肯定高于建本、徽本姑且不论，此论亦只就内府刊经籍而发，但一叶知秋，则内府刊本中也会有不错的本子。

——宦官并非全无学术，明代太监入宫，先要学习宫中礼仪和接受必要的文化教育。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房供小太监学习，由大学士陈山授业，后来任教者亦是学问通博的词臣。经厂内缮写书籍敕文之职，皆遴选聪颖好学的太监担任，刻书并非著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担任誊稿、校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宦官中亦有博通经史的人才。如宪宗时司礼监怀恩，忠耿无挠，博通书纪；宪宗时司礼监萧毅，熟稔典章，善鼓琴；光宗时司礼秉笔太监王安，博学多才，甚有贤名。由此公等主持综理刻书，对图书质量，肯定也会给予相当的重视。

——人们对宦官，大抵印象不佳。而历来指斥厂本内容不精者，举出的实例并不多，似乎并没有经过慎密考证，多少给人以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的感觉。叶德辉《书林清话》就指斥说：“世所传经厂大字本《五经》、《四书》颇为藏书家所诋斥，非尽谓其校勘不精也。夫以一代文教之事，以阉人主之，明政不纲，即此可见。”史载：正统十二年（1347年），因坊本《四书》、《五经》经注错讹，敕司礼监誊写的本重梓，可见这个本子比坊本还是要好得多。明太平老人《袖中锦》则对厂本大加褒扬说：“监书（按指司礼监所刻，而非国子监本）、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故对于内府、经厂刻本，实不应因人而论书，而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本子具体分析，不能以“想当然”的态度对待之。

监本。明代监本有南北之分。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都。故南京国子监所刻之书，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所刊之本，称“北监本”。

南京国子监储藏书版甚富。朱元璋定都金陵，下令将集中存贮于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元旧版悉数送往国子监，又集有元各路儒学所存路史版，并自地方上收取书版，其中包括著名的宋绍兴年间刊《眉山七史》版；洪武三年（1370年）内府刊《元史》版等。洪武、永乐、宣德间多次对残缺版片进行修补，有些书版又被工匠窃去，损失亦大，就如明黄佐《南雍志》所记：“本监所藏诸梓，多自国子学而来，自后四方多以书版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旋补旋亡。”即便如此，书版的大量征集和集中，毕竟为南监刻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南监所刊图书，以《二十一史》和《十三经注疏》为最有名。据考，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刻史书，除上述宋、元旧版外，又取广东布政史司于成化年间刊《宋史》版付监，自吴下购得《辽史》、《金史》善本翻雕，及洪武刊《元史》版，遂成《二十一史》，至嘉靖十一年七月书成。即如柳诒徵《监本史评》所云：“明南京国子监《廿一史》，世称南监本，其中固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辽、金两史翻刻元版，宋、元两史为明版。”因其由宋、元、明版递修而成，又称之为“三朝本”。《十三经注疏》为儒家经典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除《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两书外，南监另刊有《通鉴》、《通鉴纲目》等史书；《通典》、《通志略》、《通考》等政书；《农桑辑要》等农书，内容涉及尚称广泛。据明吴节原纂，黄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增修的《南雍志·经籍考》，上卷为“官书本末”，收天顺年间官书，注明套数、页数、存脱情况；下卷为“梓刻本末”，注明存、脱情况及刊刻时间，共著录南监所刻书二百余种。

北监刻书，有常设官员督管，工匠亦有固定编制。弘治年间刊谢铎《国子监续志》称：“本监特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可谓重矣。”但在数量上，北监刻书远比南监为少。《古今书刻》载北监本四十一种；嘉靖《皇明太学志》著录四十七种，合嘉靖之后所刊约在百部。北监本多据南监所刊翻雕，如南监所刊《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即皆予重梓。

两监为国家最高学府，所刊本应皆为佳构，其实则不然。南监本《二十一史》多用宋、元旧版，间有修补，版式凌杂，版面磨损亦多，字体时方时圆，印出书来漫漶浸染，被称为“大花脸本”。北监据南监本翻刻，版面是整齐了，亦无补配，但校勘粗疏，错讹较多，尤其辽、金诸史，缺文有时竟达数页，其质量尚不如南监本。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记》中评北监本《二十一史》就说：“皆从南监本缮善刊刻，虽行款较为整齐，究不如南监之近古，且少讹字。” 《十三经注疏》之脱字漏句，亦不胜枚举。

正因为两监刻书校勘不精，讹舛弥甚，而多遗后世之讥。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此不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乎！” 甚至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明沈德符则干脆斥之为“灾木”。不过，两监刻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书，正经正史一刻再刻，对其流通，传世都是有好处的，即使顾炎武也承认“北监视南稍工。而士大夫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灿然于人间矣。”又说：“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辽、金两史向无刻，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两监刻书之有裨学术，嘉惠士林，功在当世，泽及后人，正不必以小瑕而掩大功也！

部院本。、太医院等机构，也刻了不少书，可统称之为“部院本”。其中尤以礼部、工部、，如礼部嘉靖年间刊《明伦大典》、兵部洪武年间刊《武经七书》等。明代名相，曾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为规谏皇帝避恶趋善，学古明君治国之道的《帝鉴图说》，亦于万历年间由礼部付梓。可见部、院刊书，，或是为推行其自身职能而服务的。

，它刻了不少书，而且内容相当广泛，兵书、医书、科技书、总集、别集都有。《古今书刻》载其所刻书三十三种，实际所刻，应尚不止于此数。颇为令人玩味的是，、《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明中叶之后，皇帝昏聩者多，吏治黑暗，“流寇”蜂起，刊刻此两书，或者希望以之为镜鉴，从书中体悟能吏剿抚“流寇”的良方。至于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传》、《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此外，这也的确说明当时对刻书的限制不多，相比较于清前期屡禁小说、戏曲，其间的差别实不啻于天壤。，也热衷于刻书。如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每年都要印行《大统日历》；太医院刻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等医书；御马监也刻有《马经》一类的专业书。

藩府本。这是明代地方官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也称“藩刻”。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其太子以外的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地，历朝沿袭，形成分封制。这种作法，，并由此酿成“靖难之变”，但对明代刻书业，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太祖朱元璋时就申明“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朱棣取得帝位后，进一步消除藩王的权力，。但藩王之国，国家例有厚赐，使其可以姿情享受珍宝盈于后堂，美女充于下陈的生活，同时赐与大量图书，以陶冶其性情，。藩王又可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广罗珍籍善本，使收藏日丰。如周藩定王橚的六世孙朱睦楔，家藏书四万余卷，所编《万卷堂书目》十六卷，庋藏之富，绝非一般的私人藏家可能比。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就说：“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丰厚的物质条件，珍本善本盈于鄴架的藏书，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使不少藩王沉溺于读书、写书、刻书中，其既可自娱，又可扬名，且能免除朝廷猜忌，实为一举多得，遂使藩府刻书蔚然而成风气。有明一代，始于洪武，迄于崇祯，与大明王朝相始终。

藩刻本因遭明末战乱，多有亡佚，现存不过一百余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考之于诸家书目所得，不少于五百种。、经厂本和监本。就刻家而言，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诸家书目所记，有四十余府。较著名的有秦藩朱惟焯、宁藩朱权、徽藩崇古书院、晋藩志道堂、崇藩宝贤堂、辽藩梅南书院、郑藩朱载堉、沈藩朱载塨、韩藩朱范址、潞藩朱常淓、赵府居敬堂、益藩乐善堂、唐藩朱芝址、周藩朱有燉、蜀藩朱让栩以及德藩、伊藩、汝藩、肃府、山阴王、弋阳王等。

从刻书内容上看，为了免除朝廷猜忌，藩刻本中少见有兵书，，绝大多数为经史文集、字书小学、戏曲乐律、诗词曲集、五行杂著亦即琴棋书画、炼丹养生一类只谈“风月”的消闲怡情之作。其中不少作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官刻图书的种类。

从藩府也是私邸而言，藩府刻书实际上兼具官刻和私刻两种性质，既不同于纯粹的官刻易流于例行公事，又不同于坊刻志在牟利，故对刻书质量尤为重视。，潜心学问，卓有所成，王府中亦不乏饱学宿儒，加之资金足备，家藏宋、元善本可用作刻书底本或用于校勘，刻书的优越条件无一不具，故藩刻本中颇多佳构。如郑藩朱载堉，就是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并在计量学、物理学、天文学领域卓有贡献，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所著《乐律全书》、《图解周髀算经》、《嘉量算经》、《问答》等书，皆由其藩邸自刻。宁藩献王朱权，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明诗综》称其“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宁藩书目》一卷，称“初，宁献王朱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返，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也”。清初学者钱谦益也称他“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是刻书诸藩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如嘉靖年间晋藩所刻总集，万历年间吉藩所刻诸子，崇祯时益藩所刊《茶书》二十一种，当时即享誉海内，被称为藩刻本中的三大杰作。

书帕本。这也是仅见于明代刻书中的版本名目。据明袁栋《书隐丛话》所记：“官刻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二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此类礼品，虽然还说不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官场酬酢中也很难得了。明初，洪武帝朱元璋整顿吏治，严刑峻法，官吏贪污纳贿，动辄处以极刑。书帕本的出现，不仅说明当时刻书之盛，亦反映出明初官场还是比较清明的。另顾炎武《日知录》云：“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自万历以后，改用白金。”晚明吏治之腐败，亦略见一斑。

书帕本作为馈赠礼品，但具书之外形即可，故刻印多草草，所以顾炎武评论说：“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此外，明朝地方官员刻书中，还有一种与书帕本相类的情况，这就是明王世贞在《居易录》中所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这些本子，大概也是虚应故事，精雕细琢者少。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说：“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不过，“工者不数见”，并不等于说“不得见”，顾炎武所言，较之不少论者所说“无一佳者”是留了一点余地的。其实，所刻既多，则不免鱼龙混杂，出现一些刻印俱精的佳品。，举正德九年（1514年）长沙守陆相翻刻宋淳熙本汉贾谊《新书》、嘉靖间青州知府杜思重刊弘治本汉徐干《中论》，以及《止斋先生文集》、《韦江洲集》等，就都是书帕本中的善本佳刊。

除上述所言外，明地方官刻中尚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各地儒学、书院等机构所刻书。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徽州府刊《春秋胡传》、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布政司督粮道刊《脉经》等。书院为讲学论道之所，刻书历史悠久，故多有佳刻，就不在此赘言了。

２、私刻

明初，私家刻本尚少，较著名的本子有郑济、郑洧兄弟于洪武十年（1377年）为其业师宋濂刻《宋学士文粹》、洪武十七年（1384年）傅若川刻其兄撰《傅以砺文集》、游明刊《资治通鉴》等。

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之风大炽，尤以嘉靖、正德、万历间为盛。刻书风气亦为之一变，自元代继承下来的黑口赵字样式日少，盛行翻刻，仿刻宋版，字体仿宋，版心亦变为白口。究其原因，大体有三：

其一：正德之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大倡复古之风，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一时成为时尚。文坛复古，为了迎合读书人的心态，故刻书也复古。刻书业既然谈不上复秦汉、盛唐之古，既然读书人都以宋刊为最佳，就大兴翻宋、仿宋之风。

其二：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建阳书坊为牟利而刊刻应付科举考试之书，不仅错漏甚多，且多有故意窜改之处。为此，福建提刑按察司行牒文建宁府：“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追版铲毁，绝不轻贷。”这里所说的，是《五经》、《四书》等士子必读之书，但对社会上翻刻古籍之风必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改刊就要“拿问”，何不依样画葫芦，以保无虞。因此，无论私家坊肆，愈加依旧本原式翻雕，不仅宋刊，一些元刻旧本，也如式雕造。

实际这股翻宋、仿宋之风，首先由私家刻书兴起的，官府牒文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私人刻书家大多也是藏书家、学问家，对文坛上的复古之风最为敏感，反应也最快，故能成为改变版刻风格，复两宋之古的始作俑者，并影响到官刻、坊刻。明嘉靖刊本，多为白口，欧、颜字体，就是明证。

明代刻书家为数甚多，善本佳刊，不胜枚举。如正德五年（1521年）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嘉靖间苏州袁褧嘉趣堂翻刻宋本《大戴礼记》、《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论衡》、钱塘洪楩的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话本》、叶盛菉竹堂隆庆五年（1571年）刻《云仙杂记》、《昆山杂咏》等。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更为繁荣，刻家之多不胜枚举，而杭州胡文焕、徽州吴勉学、常熟晋，则为其卓然大者。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一号抚琴居士，仁和（即今杭州）人，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他于万历间购文会堂，为藏书、刻书之所，以流通古籍。他编刻的《格致丛书》，本《大学》“格物致知”命名，所录皆为考证名物之书，以明人著作为主。因其在辑刻此书时，每印数十种即刻一目录，以便及时向外发售，又时将新书加入旧刻中，故其种数或曰386种，或云346种，清顾修编辑《汇刻书目》著录206种，现存168种，多秘册珍籍，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大型丛刻。另刻有《百家名书》103种，广录古今载籍，辑稗家、游览、谐史、寸札、寓文，刊为《胡氏粹编》。他不仅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也是戏曲文学作家，博通往识的学问家，并精通音律琴鼓。自著《文会堂琴谱》、《诗学汇选》、《古器具名》、《文会堂词韵》、《历世统谱》、《省身格言》等，亦皆收入《粹编》。另有传奇之作《奇货记》、《犀佩记》、《三晋记》、《余庆记》传世。所辑刻的《群音类选》二十六卷，为明人辑刻的众多曲选中最有价值的本子之一。据考，其一生共刻书450种上下，不能不说是洋洋大者，而其自编自刻本的学术、文献价值，绝非那些随意编刻“自著”的粗制滥造之书，以沽名钓誉者所能比。

吴勉学，字师古，堂号师古斋，是徽州最有名的私人出版家。清赵吉士《寄园寄所集》卷十一称他：“歙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为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医书是社会各阶层广泛需要的畅销书，以刻医书起家，赚了钱后再逐渐扩大刻书范围，可见这位吴师古先生，是很有些商业头脑的。所刻医书有梓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古今医统正脉》，是一部包括四十四种医学著作的丛刊，其他尚有《伤寒六书》、《河间六书》、《伤寒本草》、《难经本义》等；另刻有《徽郡注释对类大全》一类的畅销书。经史文集则有《二十一子》、《性理大全》、《东垣十书》、《礼记十说》、《四史》、《近思录》、《世说新语》等。清乾隆《徽州府志》称他：“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而流传至今的十不存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晋是晚明私人刻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原名凤苞，字子丸，后改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号隐湖，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其家世居虞山东湖，为当地巨富。他从事刻书，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视为一生事业之归宿而孜孜以求。据其子扆《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所记：“吾家当日有印书之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扆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扆曰：‘吾节衣缩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版逾十万，亦云广矣’”。

在当时要想成为一个出版家，首先就应该是一个藏书家。晋对古籍善本的搜求，可以说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说晋悬榜于门，榜曰：“有以宋刊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远近闻讯，书舶竟集于门，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氏。”前后集书八万四千册，且多珍本秘籍，就如陈瑚《为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中所云： “上下三楹，始子终亥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 扆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清黄丕烈收入《士礼居丛书》中，著录虽简约，亦可窥见氏藏书之富。正因为有连楹充栋的珍本善本作底本，才使晋刻书，卓然而凌于众家之上。

晋刻书，无论对纸张选择，还是对抄手、刻工，要求都很严格。氏传刻之书全用竹纸，他专门到江西订造纸张，薄者叫“边纸”，厚者称“太纸”，其名至今尚沿用。宅中，“僮仆皆令写书，字画有法”、“入门僮仆尽抄书”。另据清徐尘《前尘梦影录》载：“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僳水人居多。”不言而喻，选佳纸施印，以擅书善刻者任其事，都是雕板书时代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所以清吴伟业《汲古阁歌》称誉说：“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

自万历晚期至清顺治，晋刻书逾四十年。据清郑德懋《汲古阁校刻书目》，近人陶湘编《明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所记，共有600余部，其中既有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一类正经正史中的辉煌巨制，也有如《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重要的总集，《群芳清玩》、《山居小玩》一类书亦予付梓，并有《津逮秘书》这样的大型丛刊。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更为可贵的是，晋刻书不徒为获利计，而是有着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清钱谦益《隐湖君墓志铭》说晋：“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在刻书之业中贯穿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以恢复汉唐旧学为要务，以纠正学术界积弊为己任，在“纂要”、“节本”风行于世时，倡导刻印经史巨著全帙，且身体力行之，这样的境界和眼光绝非吴勉学、胡文焕辈所能比。延及今日，不少较具规模的收藏机构，都藏有数量不等的刻抄本，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晋刻书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明末的私人刻书家中，实应推晋为第一人。

晋所刻之书，版心下多刊署“汲古阁”，间有刊署“绿君亭”。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说：“虞山子晋生明季天、崇间，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若深山。”对汲古阁、绿君亭之得名，叙之甚祥，从中亦可看出晋对校勘的重视。附带说一句，明代私刻本之所以较官刻、坊刻更为后人宝重，校勘较精是重要原因之一。陈继儒辑刻《宝颜堂秘笈》，自称“余得古书，校过付梓，抄过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过复校”。正是由于私刻本校勘较精，其质量高于官刻、坊刻，确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后人对晋刻本，也存在不少批评，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草，甚多。”黄丕烈《宋刻李群玉集跋》则曰：“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叶德辉《书林清话》的诘难则最为尖刻：“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 “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

指出刊本的讹误，不为贤者隐，的确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晋四十余载刻书六百余部，在当时的条件下，存在一些讹误，如果不能说可以原谅至少还是可以谅解的。此外，就如严佐之先生在《古籍版本学概论》中所言，黄丕烈、顾千里及钱曾、，都是清乾嘉时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晋在图书校勘的功夫上，是难以和他们相比的。至于叶德辉所言，则似太过。《南唐书》的再刻多所改正，说明晋在校勘上是负责任的，对一些刻本亦有 “复检”的作法。何况，刻本中确不乏据宋本的佳构，如《四唐人集》、《六唐人集》、《元人十集》等皆是有口皆碑的据宋本佳刻。另据陈瑚《为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所记：“其所锓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树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 之误也。”从中不难看出晋不仅懂版本学，而且对刻书所据底本很讲究。如果说“一据宋本”也许有夸大其词之嫌，那么，叶德辉所言“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 的结论，又下得过于武断了。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中国文化史、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上的巨匠，瑕疵虽有，正不足以掩其大德。何况，在晚明书业中，的确较普遍存在着校勘粗疏、妄自改纂删削古籍的恶习，前举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虽然陈氏以三校始付梓自诩，《四库全书总目》亦批评说：“《野客丛书》三十卷，…… 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刻本固然有不足之处，仍不失为其中的精华之所在。

３、坊刻

在明代书业中，以书坊刻书规模最大，分布地域最为广泛，所刻内容最为丰富。以下即择其要者，依其所在地域叙述之。

北京刻本。自明永乐始，北京成为明王朝的京城，、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地的民间刻书业并不发达。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就说：“燕中刻本自稀。”又说：“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所谓“大明门之右”，亦即今正阳门一带。其中如金台岳氏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刻的上图下文《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该书早期印本中最著名的本子之一。明嘉靖间设书铺于正阳门的汪谅，所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梁昭明解注文选》、《唐音》、《武经直解》诸书，所据宋、元善本翻刻，在北京坊刻本中享有盛名。

1967年，在上海市嘉定县城东公社宣姓墓中，出土了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南戏戏文《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同时出土的还有《新刊全相唐薛仁贵征辽故事》、《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等说唱词话十种，皆刊于成化年间，是明代北京坊肆刻书的一次重大发现。

建阳刻本。南宋时，福建置建宁府，辖地中的建安、建阳两县，被称为“图书之府”，可见刻书之盛。宋、元时书坊多集中于建安，入明时已衰，而建阳独盛。嘉靖《建阳县志》称：“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又云：“书坊街在崇化里”，对建阳书肆的历史沿革，所述甚详。

明初，由于国家鼓励书业，一些元代已负盛名的老店，皆继张书肆。高濂《燕闲清赏笺》称：“国初慎独斋刻书，似亦精美。”徐康《前尘梦影录》亦言：“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仅壮观耳。”慎独斋主人名刘弘毅，另刻有《西汉文鉴》、《东汉文鉴》等，皆堪称明刻本中的精品。其他如刘氏翠岩精舍、日新堂、叶氏广文堂等，也都是在元代即已负盛名的老店。

建阳书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中叶，尤其以嘉靖、万历时称极盛。出现了如余氏、刘氏、熊氏等赫赫有名的刻书家族，其中有些则是历史悠久的刻书世家，如余氏自宋代已操剞劂，明初稍衰，万历间又大炽，可考者即有余象斗双蜂堂、余建泉文台堂、余良史怡庆堂、余泗泉萃庆堂、余近泉克勤斋等二十余家。其他如刘氏安正堂、刘龙田乔山堂、刘氏忠贤堂、熊宗立安德堂、熊氏种德堂、中和堂、诚德堂，也都是建邑名肆。其他如郑、叶、杨、詹、陈等姓坊肆，亦为建邑书林之大家。

建阳书坊所刻图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尤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仅《三国》、《水浒》的版本，就各不下七、八种，其他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牛郎织女传》、《观音出身传》、《达摩出身传》、《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凡当世所见之小说，由建阳书坊付梓者恐不下八、九。医书、士子科举用书、生活用书亦多，这当然和这些书在社会上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有关。至于经史文集，建本传世者亦不少。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并非虚语。是时建本行销天下，无论品种还是数量，皆堪称首屈一指。

建阳书坊中的不少名肆，不仅传刻古今载籍，自己也编书，从而成为编、印、售合一的出版机构。这些书肆的老板，本身就是有一定学问造诣的读书人。如余象斗就自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辛卯之秋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余象斗是在这一年专心从事书业的。他的双峰堂不仅刻印了诸多各种图书，他自己也编印了《万锦情林》、《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列国志传》、《列国全编十二朝传》等书。种德堂主人熊宗立，字道轩，从当地著名学者刘剡学，著有《洪范九畴数解》、《通书大全》等书。刘氏书坊中的名肆乔山堂主人刘龙田，“初业儒，弗售。挟箧游洞庭，瞿塘诸胜，喟然叹曰：‘名教中有乐地，吾何多求？’遄归侍庭帏，发藏书读之。”和余象斗相似，同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受雇于书肆的读书人，也将自己的著述交书肆刻印。如万历时人邓志谟，尝游闽，为建安余氏塾师，编写有《咒枣记》、《飞剑记》、《铁树记》三部小说；辑录《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等七种争奇及《洒酒篇》诸文集，皆由余氏萃庆堂付梓。此类作品粗制滥造，文笔拙劣，但因其寓意尚有可取之处，强调情节性和可读性，在下层民众中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

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明郎瑛《七修类稿》评之曰：“我朝太平日久，旧本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盗版成风。盗版犹不足，更加以偷工减料，瞎删乱改，以牟取暴利，难免令人齿冷。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则说：“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纸、板俱滥恶”；“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其实，建阳各坊刻书之量多质劣，并不始于明时，顾千里《思适斋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就称：“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请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衒价，而古书多失真。”惟一“利”字，而使其忘刻书之“义”也。不过，从另一角度讲，正是由于建阳书坊出书迅速且“值最贱”，所刻又多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及实用图书，才使其所刻有广阔的市场，从而在激烈的书业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