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一位文化英雄|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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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英雄”这个词组，我们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有英雄气概的文化人，另一种是文化工作的模范。我觉得两种解释都适用于杨绛先生。关于前者，凡是读过《干校六记》、，都能够领略作者的英勇和坚韧；关于后者，看看她的那些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倒影集》、《洗澡》，文论《春泥集》、《关于小说》和译作《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等精妙绝伦的精神产品，就完全可以认定是实至而名归。

1998年钱钟书先生去世后15年间，从87岁到103岁的杨绛先生，不但翻译了柏拉图以艰涩难懂著称的谈论灵魂的名著《斐多》，又有散文《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更完成了《洗澡》的续篇。这些荦荦大者，已为世所公认，无须我再饶舌赘述。本文所记种种，仅限于闻见所及。如有不当之处，愿闻方家明教。

三十年前，在谈到傅雷先生时，杨绛先生说，傅雷很幸福，因为他娶得了朱梅馥那样的好妻子，“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杨先生又何尝没有将这份幸福带给钱钟书先生呢？

关于这一点，钱先生曾多次提到。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于一九四一年出版，当时，“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钱先生因此在本书卷首对杨先生表示感谢，并将这本书赠予她。小说集《人•兽•鬼》于一九四六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并再次志谢。《围城》于一九四七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先生事后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为了省俭，“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后来，钱先生著《宋诗选注》时，杨先生曾自告奋勇，愿充当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凡是杨先生读不懂的，钱先生就得另外补充注释。

，家被“沙子”（，时称“革命小将”）挤占，不得已借住办公室。钱先生要写《管锥编》，杨先生冒险回到家中，“两天没好生吃饭，却饱餐尘土”，从尘封的杂物堆中，清理出五大麻袋的笔记、资料。钱先生就是凭着这些，花三年时间，写定了《管锥编》前四册。钱先生一向不喜欢别人来祝寿，称所谓寿日，只是“受罪之日”；然而，拜寿者却逐年增加，数倍于前。钱先生实在应接不暇，只得躲避它室，访客全由杨先生挡驾劝退。几天下来，杨先生嘴上竟磨出了水泡。在新出版的《石语》卷首，钱先生又记下杨先生的功绩：“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可以说，钱先生已出版的著作中，都有杨先生付出的心血。

一九九三年三月至六月，钱先生突然病倒住院，杨先生虽已年高，仍悉心陪护，直到钱先生病愈回家。一九九四年七月，钱先生再次病倒，杨先生陪住，日夜不得休息。其时我正出访法国，两个月后我见到她时，人瘦了一圈，精神疲惫，甚至站立不稳，行走须扶墙。实在坚持不住，这才请了一位护理员替她值夜。从此时直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钱先生去世，杨先生几乎每个白天都到医院陪同照料。由于医院饭菜不行，杨先生还要在家里为钱先生置办吃的。她将鱼或鸡去刺剔骨，捣成肉糜，辅以切碎的蔬菜，制成流食后亲自带到医院。每天午睡醒来后，钱先生就睁着眼睛，巴巴地等杨先生来。杨先生一到，就附在钱先生耳边，用轻软的吴语同他聊天，钱先生也用吴语，真是和谐而幸福。

钱先生对我说话有时也用无锡家乡话，我听不懂时，杨先生就做翻译。一九九六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钱先生。我和杨先生分别坐在病床两边同他说话。突然，钱先生开始咳嗽，杨先生早有准备，轻轻地拍抚他的胸前。发现他是有痰了，杨先生熟练地把吸痰器的玻璃吸管插入他口中，开动机器，并不断调整玻璃管的位置，将痰吸出来；接着又在吸管上插上一段橡胶管，从鼻孔里插进去，直达气管，将那里的痰也吸出来。杨先生的动作犹如一个有经验的护士。钱先生头感到痒了，脑袋不安地扭来扭去，杨先生用手在他的头上缓缓地搔着，他舒服了，安静下来。这时，他伸出一支胳膊，杨先生立即握住他的手，好象是应一个习惯性的约会。看着这情景，我觉得太感动了。由于杨先生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拂，虽然是在病中，钱先生的精神还是愉快的，有一次他说：“其实我不难受。”

女儿钱瑗教授重病住院后，杨先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照看钱先生，隔一段时间她就到另一家医院去看望女儿。医院在郊区，路远，又不好走，钱瑗怕妈妈太累，总不让她去。杨先生放心不下，就在钱瑗床头安了一部电话，母女俩每天用电话谈心。那以后，杨先生每天都要向钱先生报告女儿的情况。一九九七年三月，因医治无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杨先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她却对我说：“我能亲自送走钱瑗，心就安了；要是我先走，丢下钱瑗，她就太可怜了。”

杨先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她真是太坚强、太伟大了。她每天都要忍着巨大的心灵悲痛，费脑筋想好该对钱先生说些什么。钱先生聪明过人，没多久，他就猜出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为了不让杨先生太难过，他谈话时再不提女儿。杨先生见瞒不住，也就把实情相告。两位老人心里都很难过，这时候也只能互相安慰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清晨，听着杨先生用无锡家乡话在他耳边所作的轻轻祝福，钱钟书先生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连续的悲痛没有击倒杨先生。她就像一位岿然屹立的将军，指挥若定，几经坚持，忠实地执行钱先生的遗嘱，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摆放花篮、花圈，没有悬挂挽联、挽幛，也没有佩戴黑纱、白花，没有立碑，也没有保留骨灰，只率领几位亲友，默默地送走了钱先生。从钱先生去世到办完全部丧事，总共还不到六十个小时。回到家里，杨先生已经疲劳到了极限，但她没有倒下。她平静地说：“钟书、我，还有女儿，我们商量好了，身后都不留骨灰。我按钟书的意愿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务。钟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没有哭。”听着这位大彻大悟者说话，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钱先生住院后，杨先生就开始为《钱钟书集》的出版奔走。钱先生不喜欢出全集，但同意把一部分著作出版，称为《钱钟书集》。杨先生先同出版社谈，再和钱先生商量，又把钱先生的意见转告出版社；除此之外，还有种种的困难、问题，需要一一解决，真是费尽周折。

过去，由于技术原因，《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多次补订都只能附在书后，读者阅读时多有不便。杨先生组织力量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病中的钱先生感到十分欣慰。我们都遗憾钱先生没能写完长篇小说《百合心》，然而，杨先生说：“钟书研究了一辈子外国文学，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写定。他的稿子未完成，当然不能出版。这才是真正的遗憾。”几年下来，在杨先生的主持下，按钱先生的要求而编辑的《钱钟书集》终于出版了。

杨先生顾不上松一口气，她又开始为钱钟书先生的海量手稿中外文笔记的出版而奔忙。亲自主持整理、编目、联系出版社等等就够忙的了，同时还要打官司，维护钱钟书先生的权益，103岁的杨绛先生，不仅是钱钟书著作的出版人，还是一位斗士。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共捐出稿费1000多万元，在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建立了“好读书”基金，用以资助贫困学生。而她自己却一直过着俭朴平实的生活。

杨先生的处世态度达观而从容，认真而充实。对于年已百岁以上的老人来说，身体的柔弱是不待言的，但是，她的内心又是非常坚强的。现在，她的心情很平复。每天的主要事情仍然是读书、写作和翻译。她按自己的计划，日日坚持，完成了她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心有余力，她还打算为孩子们写点东西。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要写一幅字——用毛笔抄录钱钟书先生的诗。既是寄托对钱先生的怀念，也是修心养性的日课。我看了那厚厚一摞纸，每张纸都那样整洁有致，每个字都那样认真工稳。这种情景，真能净化人的心灵。我感到了一种震撼，情不自禁地要赞叹。见到杨绛先生，听她睿智、深刻又亲切的谈话，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每次去看望杨绛先生，她都拿出自己正在读的书，推荐给我。我回去认真读了这些书，受益匪浅。因此，我由衷地感谢她的指导。

我认为，杨绛先生确实是一位值得今人和后人崇拜的文化英雄。

本文作者：陆文虎，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少将军衔。现为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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